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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20人。莫理循带着些许满足，评论道：“克林德和他那些兴高采烈的伙计们从墙顶上射杀了7 个拳民。……这次潜伏出击干得漂亮极了。”但他没有向《泰晤士报》的读者讲述这次事变，也没有表述自己的看法。
这次新的挑衅激起了中国人和义和团的强烈反应，他们像愤怒的火蚁一样潮水般地从哈达门涌入旗人区。水兵们慌慌张张地用警戒线把使馆区全给围了起来（除了偏远一些的比利时人聚居区），布置岗哨。当更多的拳民试图通过哈达门进入旗人区时，他们被中国军队给挡住了，大门也已紧闭。一场默然无声的斗争开始了，荣禄作为军界的最高指挥官，试图以他的显著的成绩捂住水壶的盖子，而端郡王和他的死党们则努力让它沸腾得溢出来。赫德写道：“对我们来说，稍觉幸运的是拳民们只有刀剑棍棒之类。假如他们有大炮的话，一夜之间他们就可以将我们消灭殆尽，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6 月15日，太后和光绪皇帝颁发谕旨，明令反对聚众闹事者。“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不准再事姑息。……城内外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14他们指示荣禄、庆亲王、端郡王和澜公，按照这些诏令执行。慈禧再一次被事实说服了：铁帽子们的计划彻头彻尾地愚蠢。
同一天，莫理循领着一群俄国人和美国人，骑马去了1。5 英里之外的南堂，为的是营救任何幸存的中国基督徒。陪伴他们的见习翻译翟兰思说：“许多人被发现是活活烧死的，这使得屠杀和歼灭以至于无法辨认。”
第二天，莫理循又组织了搜索队，为的是寻找另外的中国基督徒难民。他们在一座庙宇里遇到了拳民正在焚香、念咒、处决战俘。经过十分钟的枪战，46位拳民被打死，他们的战俘也被释放了。莫理循声称他亲手杀死了6 个拳民。有超过两千名中国基督徒难民如今在绿树成荫的御河西路的排水沟旁边安营扎寨，这条大街从英、俄、美公使馆前面穿过，将它们和围着宫墙的肃王府花园分隔开来。此事被证实让使馆方面颇觉为难，因为没有谁愿意收留他们。那儿没有房屋，只能露宿街头，对使馆的生活是个妨碍。慈善机构的供应也跟不上趟。莫理循对这些令人讨厌的教民的援救，或许是出于诚挚的关怀，而不是玩笑，但却不幸地事与愿违。
辛博森写道：“对于我们这次公开援救中国人的行动，使馆里的几个厨子再一次惊慌失措起来，因为这些人是些可疑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说，这一行动会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付出沉重的代价，使馆将会遭受攻击。”
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针对外交使团的袭击发生。在北京，还仅仅只有汉人遭到了义和团的攻击，也没有哪个拳民或清兵朝外国使馆开过一枪，使馆区内也没有人被杀或受伤。所有开火都是发生在相反的方向：外国人向中国人开火。爱德温。康格估计，到6 月15日为止，将近有100 名拳民在没有挑衅行为的情况下，被各个使馆里的水兵开枪打死。这个数字包括那些遭到克林德的德国卫队“潜伏袭击”的拳民，但不包括许多被莫理循的掠夺者打死的中国人，也不包括少数几个早先被见习翻译和西方骑手机动小分队打死的人，这样加到一起的话就有好几百人。波莉。康迪特。史密斯说：一伙水兵（不到20人）说他们到那天为止一共杀死了350 名“小偷、拳民和清兵”。所有关于使馆围攻的报道都努力减少这个数字，或者，干脆只字不提。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5 月31日之前，当使馆卫队从天津到达时，只有一名外国人被义和团所杀：传教士卜克斯，他是被自己的同僚试图采取愚蠢的行动给害死的。使馆卫队被召集起来之后，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所杀，4 位法国和比利时铁路工程师在逃往天津的时候在一场枪战中被杀，两位英国传教士在永清附近被害。这样算来，外国人的死亡总数到目前为止只有8 个。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其余所有义和团事件，都是直接针对中国人的。（1900年的大多数拳民暴乱都发生在“北京—天津—保定府”这一片不大的三角形区域内，虽然西方报道使它看上去似乎是横扫了整个华北。）
多亏了拳民们自身的鲁莽，朝廷在政策上依然保持着尖锐的对立。6 月13日，北京暴乱开始的那一天，义和团闯入年事已高的大学士徐桐的府邸，大肆劫掠，此公是义和团的一位主要支持者，也最仇视洋鬼子。拳民们还袭击并抢掠了大学士孙家鼐15，他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新近被任命的贵州巡抚被拳民们拖出他的私人座轿，强迫他在泥地上磕头，然后还把他的衣服剥光，抢走了他的丝绸官服。这再一次使得天平朝反对端郡王的方向倾斜。6 月17日，太后和光绪命荣禄移师进京：“将各使馆实力保卫，不得稍有疏虞。”16然而，当荣禄询问使馆方面他们是否需要这样的保护时，外交使团拒绝了，他们想当然地推测：荣禄（最接近太后的人）计划了一场屠杀。在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的电讯稿中，他声称：对使馆区的进攻“是太后下的命令，由荣禄组织的。”最后的事实是：在经过两个月之久的围攻之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平民都毫发无损地幸免于难，这一结果，更多地得益于荣禄的调停和他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而不是勇敢突围、巡逻放哨以及作困兽之斗。使馆卫队的胡乱射击，莫理循的骑兵的快速枪战，他对教民的救援，还有克林德男爵的蓄意挑衅，这一切只会使温和派的计划泡汤。
16日，顺天府尹（北京市长，端郡王核心集团成员之一）崇礼17来到德国公使馆，亲自向克林德男爵求情，请求释放那个被他抓为人质的男孩。这是克林德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那孩子已经死了。显然是克林德因为一次突然发作的狂怒而开枪打死了他。此事被德国使馆给隐瞒了，不过却被英国政府知道了，莫理循也知道，他曾在私下里与香港总督卜力爵士及卜力夫人谈论过此事，但从未在《泰晤士报》上报道过。
两天之后，总理衙门吁请使馆方面，再也不要允许他们的骑手们搞武装突袭，因为“此足以激起民愤。”义和团依然没有攻击使馆区。
慈禧似乎很怕端郡王，越来越对他忍气吞声，同时还承受着来自温和派的巨大压力，她学会了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又倒向那边，两边和稀泥。和了几十年的稀泥，已经建立了许多惯例，这样一来，她要想单方面采取行动则殊非易事，两年之前光绪皇帝的暗中破坏就是一个明证。正如曾国藩和科伯恩所觉察到的那样，慈禧并不是一个强大的领袖，而是一个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装饰品。为了维持在朝廷上的地位，她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某个团体的观点明显地占了上风。在义和团的问题上，她的政策方针一天一个样，一直等着瞧瞧到底是谁的手最有力地掌握了舵柄。但是朝廷决策的隐秘性掩盖了这样的摇摆不定，因此在使馆方面看来，最高当局的行动比事实上要更坚定。
多亏了有这么多的西方挑衅，在6 月的第二周里，铁帽子们重新夺回了对朝廷的控制，那是在刚毅和赵舒翘从保定、涿州调查义和团运动回来之后。这两个人被派去向京城西南的义和团宣示：行为要放规矩点，并赶快散伙，否则，荣禄大人的军队可不是吃素的。6 月16日，两位大臣回京报告：义和团实在并没有计划一场针对大清王朝的造反，两个人都保证义和团对大清的耿耿忠诚，并且，像烧毁教堂、杀死教民之类的暴行都是犯有罪行的秘密帮会的成员干的，而不是拳民自己——这是一个铁帽子们自始至终都在维护的借口。刚毅说，当他到达涿州的时候，拳民们在他面前跪倒一片，合手致意。他把拳民们所有的过激和犯罪行为全都归咎于反清排满的白莲教，据说这些人利用义和团以渗透进北京城，并策划反政府阴谋。他和其他的铁帽子们向太后和朝廷保证，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没有必要压制义和团，因为他们没犯什么错。
第五部分北京之围第84节坏事是这样来的（6 ）
为了平息争执，那天最高当局召集了一次特别御前会议，参加者包括所有亲王、六部九卿以及宗室成员——总共有一百多位王公大臣和军事将领，这是接下来的一系列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报告义和团的恶劣行径，包括他们对高级官员的袭击；如何应对西摩尔司令的远征军，从已知的情况看，这支部队已经离开天津，预料随时都可能北京的城门前出现；还有就是许多正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所造成的危险。这首次御前会议最后以一系列诏谕作为结束，宣布荣禄的武卫军必须将北京的义和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仅仅要防止他们劫掠并粗暴对待朝廷大臣，而且也要让西摩尔司令的部队进京营救使馆的行动变得毫无必要。太后再一次命令荣禄和他的军队负责保护使馆区，不管他们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保护。第二天发布的一篇谕旨明确表示了朝廷的担忧：“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者，原应沿途一体保护。惟现在铁路未通，若由陆遄行，防护恐难周妥。应仍照常安居，俟铁路修复，再行察看情形，分别办理。”19 6月17日，第二次紧急御前会议召开，端郡王发起反攻，出示了一份据说是来自联军的最后通牒。根据我们得自此次会议的唯一目击者的材料来源，太后以这份伪造的最后通牒为基础，告诉与会者，外国列强提出了4 点要求：一、考虑到不断有谣传说光绪皇帝依然被囚，因此必须指定一座特别的宫殿作为皇上的住处；二、为了消除官员腐败的有害影响，必须给予外国人代表中国政府收税的权利，不仅仅是外国海关税收，也包括所有国内税收；三、为了结束中国军队中的腐败，必须赋予外国人在大清帝国所有军事事务上的权威；四、光绪皇帝必须全面恢复权力。
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外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份文件只能是出自伪造。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它是铁帽子蓄意伪造的，为的是把温和派打懵，并激怒太后，以便让她采取激烈的行动。虽说如此，但是细细回想起来，更大的可能是：这份伪造的最后通牒是身在广州的李鸿章总督所发明的，他一直在千方百计要挑起一场联军进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个非常紧急的时刻，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军司令们根本就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份最后通牒——一份将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通牒——就更不要说是像端郡王出示给太后的这样一份了。
至于西摩尔司令那支两千人的部队，早在一周之前就离开天津去北京了，他们似乎是从地球表面突然蒸发掉了。莫理循在他6 月16日的日记中说起了风凉话：“援救行动成了一场滑稽戏。他们没准是爬着过来救我们吧。”罗伯特。赫德爵士则送给西摩尔一个绰号：“西诺摩尔（See…No…More，不见了）司令”。
「译注」
1 樊国梁，即阿方斯。皮埃尔。马利。法维耶（Alphonse Pierre Marie Favier 1837…1905），法国传教士，1862年来中国传教。曾担任天主教北京教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