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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对于其他方面的意见，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头脑。
康有为的论文点燃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倒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而是人们在如何说它。他毫不客气地宣称：拯救中国的办法，就藏在他自己对于来自“未经篡改”原文的圣人的阐释之中。在他最新获得的恶名中，有一个是那位堪称儒家舞蹈大师、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所授予的“经家野狐禅”的称号。康有为诽谤性的论文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关注。名士的保护人不得不插手此事，以保护他免受惩罚，尽管印刷这本小册子的印版已经被下令销毁。恶名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声望，以及进入令人垂涎的名士阶层的入场券。
但这些对他通过科举考试却毫无帮助。1894年，他再次坐到了考场上，又失败了。第二年春天，他回到北京，作最后的一搏。这一回，总算勉强通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吹嘘自己其实在第一次就够了分数线。不过，最后却只授了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这未免使得他拙劣的炫耀要大受限制。他对这个职位不屑一顾，甚至懒得到任，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写的：“未能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6 中日战争将他从尴尬的现实中打捞了出来。举人士子一致反对由日本人口授的和谈条款，条陈奏折交章叠上，力图阻止最高当局接受这些条款。有些条陈被直接呈递给了光绪皇帝。后来，康有为声称（这不是真的）：在这场抗议中，他是个积极分子。他唯一的资本就是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其实也不过是再一次驮运别人的作品罢了。他打算把这篇文章呈给皇上，却遭到了那些官僚主义者的拒绝，他原本指望能够通过这条线上达天听。尽管如此，康圣人却自掏腰包，通过上海一家空头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刷了好几万份。销路还真不错，而且没费什么力气就赢得了维新运动的认可。康圣人大受鼓舞，便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修订，这一回在谈到战后重建条款时措辞更谨慎了一些。他像个应声虫样重复别人的话说：中国必须改进其军事能力，集中其货币和银行系统，扩张其铁路和航运业，开展采矿业，组织邮政业。在北京，他的条陈被皇帝作为作为评注加进了连篇累牍的奏折中，从而在各省大员中广为流传。巡抚们对康有为的文章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但他还是尝到了荣誉的滋味。
第三部分新的铁帽子王第53节野狐禅（3 ）
在1898年年底之前，康有为还从未攻击过太后，但他后来却宣称自己从头到尾就是慈禧坚定的批评者。举个例子吧，他曾经写道：正是慈禧在太监总管李莲英的影响下强迫光绪同意了日本人的谈判条款：“太后一直对李莲英言听计从，因此轻易同意了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没人质疑这样荒谬的陈述，所以最后也成了康有为指控太后的罪状之一。
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关注，他加入了一个当时势头正旺的维新讨论学会，并去了上海，打算组织一个自己能够占支配地位的省级分部。他的追随者们出版了一份报纸，康有为坚持将报纸所使用的日期定为2737年（从孔子去世之年开始计算），以取代光绪皇帝的年号。这种对既定习俗的违背被认为是蓄意攻击，简直就是谋反。于是，北京和上海的协会均被解散。这一次小小的迫害，是康有为迄今为止（在他开始攻击太后的两年多之前）所获得的全部。但现如今，他已经自视为一个教派领袖，一个自封的圣人。他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正在忙着对中国历史和儒家伦理进行一次不朽的重估。
189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孔子改制考》的书，书中，他倔强地认为：孔子所偏爱的并不是现状（原文为拉丁文），而是变革，这是必然的。批评家们想知道的是：康有为到底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野狐禅”、一个按自己的准则行事的天才，或者，仅仅是一个为了拼命提升自己而利用别人的观点以耸动视听的推销迷。
德国占领胶州湾的那一年，康有为借制止当地闹事者的反洋煽动之名，草拟了一份上呈最高当局的条陈，极力主张变法维新，以阻止外国入侵。他说：应该给予像他这样的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以便帮助皇上作出英明的决定。当大臣们拒绝帮他递呈条陈的时候，康有为就把它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并准备私自印行。在一个报纸还很稀罕的国家，康有为逐渐成为利用通商口岸的新闻出版机构进行自我宣传和推销的行家里手，而作为传教机构建立的小规模出版业，印行洋式图书和小册子也慢慢演变成了商业行为。
康有为听说有一个研讨会将在瑞典召开，讨论如何通过裁军促进国际和平。于是，他就找到都察院的一位朋友，死磨硬缠着要弄个代表干干。终于，总理衙门在1898年1 月召见了他。出席会见的有总理衙门的4 位大佬，他们是：前总督李鸿章、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大清安全首脑荣禄以及前驻美英公使张荫桓爵士。
康有为盲打误撞地进入了这个庞大联盟。这4 个权倾一时的家伙分别代表不同的权力集团，在此后数月即将到来的悲剧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场悲剧中，诚挚的年轻皇帝将成为一次拜占庭式的阴谋事件的牺牲品，而几个真正改革家的天真头颅也将滚滚落地。虽然康有为对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毫无觉察，但它却是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对于一位潜在的捣乱者，总理衙门的大臣们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次会见（他们只密切观察过他，就像通过望远镜检查一只虫子），除了那位前大使（他也是一位名士保护人），他倒是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认识了作为宾客的康有为。
“张爵士”，正如大使馆的人所称呼的那样，他是第一个被大英帝国授予爵位的中国人，也是北京城的头号国际花花公子。他还是1875年把哇哇直哭的光绪皇帝从家里带到紫禁城并因此立下奇功的那个家伙。21岁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快乐无忧的浪荡少年。年轻的时候，他屡试不第，为了自己的前程，不得已而捐了一个功名，以其狡诈和才干而成为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7 的幕僚，从此开始走上他的光荣之路。给他分派的工作是收税，而他收税的业绩实在是太突出了，作为奖赏，李鸿章给他在总理衙门谋得一份差事。作为一个从未通过科举考试的落榜者，他的飞黄腾达自然引来了不少妒嫉。虽然如此，他还是被任命为外交公使，在1885…1890 年间，先后被派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这段时间，他大部分是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中度过的，在离杜邦环岛不远的中国公使馆内，他奢靡宴乐，夜夜笙歌。回到北京之后，他成了翁师傅的私人朋友，两人都是“名士”的保护人，是推杯换盏的艺术之友。这样一种影响力，在张荫桓被派往祝贺维多利亚女王75岁大寿的时候，为他赢得了爵士的封号。作为中国最西化的官吏，他享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权：可以随时接近光绪皇帝，以满足这个年轻人对西方的好奇心。由于张荫桓社交名人的地位，他和李鸿章之间也常常也有一些不愉快，但在和俄国进行秘密谈判的时候，两个人为了喂饱钱包的共同目标，摒弃前嫌、通力合作。安排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的，也正是这位张荫桓爵士。
会见的时候，半句都没有提到瑞典的裁军会议。从头至尾，康有为面对4 位高级大臣，一直在侃侃而谈他所热衷的话题：关于维新，关于君主立宪制的优点，以及诸如此类。翁师傅觉得康有为举止傲慢，李鸿章认为他盛气凌人，而荣禄将军（没有半点废话）则干脆就厌恶这个家伙。
几天之后（多亏了张荫桓爵士），康有为受到邀请，让他就维新的话题准备一篇综述性的文稿，坦陈自己的见解，以供皇上斟酌考量。在这篇新的条陈中，康有为就将当时京城名士中正流行的观点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不外乎是：中国应该效法日本，应该追随明治新政的脚步，图新自强。他还抛出了几个从别人那儿借来的高招：消除腐败；在宫里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以协调维新变革；广开“言路”，使陈议能上达天听，而不会一开始就被官僚机构所拦截。
光绪皇帝对维新运动一直有着极大的兴趣，亲自阅读名士们的条陈，从中寻求摆脱中国困局的解决办法。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康有为说的话中有过什么非同寻常的发现。他的话大多是作为注释而出现在皇上阅读或下发的那些奏章当中。然而，康有为后来声称：光绪决心实施自己的革新计划仅仅是因为读了他的《日本变法考》。据康有为说，皇上给太后写了一封信，说：“我不希望做一个亡国之君。如果你不归政，我将只有退位。”依照康有为的版本，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后终于同意了。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情节。首先，太后并没有夺去皇帝的权力，其次，此时的太后已经退隐到了颐和园。关于慈禧篡夺了她侄子权力的论断，只能是那些对权力运作完全无知（或者故意制造混乱，或者兼而有之）的某些人所作出的。就像康有为曾经杜撰的每件事情一样，这个故事之所以得以流传，完全是因为读者一直无法验证他的断言。
让每个人都感到大吃一惊的是：1898年6 月11日，在太后的恩准之下，光绪皇帝发布了他的第一份维新诏书，敦促“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缪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8 这就是“百日维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102 天里，皇帝颁布了大约50份维新诏书，涉及政府管理、军事发展、工业、教育和国际关系。每一份诏书都是由光绪自己颁发的，没军机处什么事，只是咨询过慈禧，皇帝每隔几天就要到颐和园去探望她。他们之间的任何分歧，都会在光绪的最终谕稿发布之前得到解决。很显然，她有大量的机会事先进行干预（如果她想这么干的话）。她并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中国，只是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逐渐找到他自己的办法。不幸的是，光绪皇帝并没有采取缓慢而谨慎的策略，相反，他前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同时吓坏了墨守成规的官吏、御史和铁帽子王们。他们带着不断增长的恐慌纷纷向太后提出抗议。但她支持光绪皇帝在未来3 个月里坚定地推行他的维新计划，只是当铁帽子们向她出示精心编造的所谓阴谋证据时，她才失去了信心。美国公使田贝称颂太后所扮演的角色，说：“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中国的）改良和进步……基本上归功于太后的意志和权威。”
在这样一个政府能力和皇上的决心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光绪那些单方面的决定所激起的强烈反冲远远要超过对它的辩护。他的改革措施就其本身来说是谨慎的，但在他们执行的时候，其在精神上又是革命性的，在铁帽子们看来，甚至是危险的。皇帝至今没有颁发过对政府形态进行激进改革的诏令，但在强硬派看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正迅速地朝这个方向移动。最让他们感到惊恐的是：他的诏书都是由亲王和御前大臣们绕过传统的防疫隔离带而强加给最高当局的，从而挑战了满洲王公贵族的卓越地位，打破了他们对审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