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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太平军已经处于守势。李鸿章打算解放苏州，那是太平军残存的据点之一，有40，000太平军将士在那里把守。戈登的常胜军在苏州很不顺利，多亏了太平军的领袖们内讧，这座城市出乎意料地在1863年12月5 日失守了。有人指控戈登的人劫掠、谋杀和残暴，于是他把自己的部队撤到城外露营，把一切留给了李鸿章的指挥官处理，有几个太平军的将领，他非常赞赏和钦佩。这几个太平军将领之所以投降，就是因为他们和戈登达成了协议，戈登将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且还答应在政府军中为他们谋得很高的官衔。戈登不在的时候，李巡抚邀请了这几位叛军将领赴宴，他们所得到的一道开胃小菜就是：他们全都被砍掉了脑袋。
戈登大为震惊，要求李鸿章直接逮捕、审判并处决参与其事的几个战争罪犯，否则，他将辞职并投奔太平军。就像哈姆雷特留着尤里克的头骨一样，戈登也保留了一个太平将领的首级在他的床头，以此作为对李鸿章“背信弃义”的一个经常性提醒，也以此反照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有多么坏。他还揣着一把左轮手枪在宿营地到处游荡，威胁要杀掉李鸿章。
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把戈登视为收复苏州的一位公众英雄，送给他10，000 两白银，还用他在战斗中夺来的太平军旗包着。这更加激怒了他，他拒绝这样的荣誉。戈登解释说，他唯一想得到的是一件黄马褂，就像李鸿章穿的那件一样。对于一个战地指挥官来说，这是朝廷所给予的最高奖赏。如果给戈登一件，想必李鸿章也不会有多大的意见。于是，两宫皇太后就也赐给了戈登一件黄马褂。戈登比大多数人更加了解李鸿章的冷血本性。他也曾听闻过关于李鸿章觊觎大位的谣言。但没过多久，戈登就离开了中国。
1864年7 月19日，当太平天国在南京最终垮台的时候，戈登并不在场。因为又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杀戮和掠夺，南京被人们所铭记。那位落榜的秀才和太平天国的创立者——洪秀全，据他自己所说还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死于南京陷落之前的一个月，死于慢性毒药。曾国藩将军的弟弟曾国荃则负责最后的屠杀，在他的官方报告里这样描述：“其时伪城火已燎原不可向迩，其伪宫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人。国荃传令闭城，分段搜杀。三日夜，火光不绝，毙贼十余万人……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10数月后，一位来到这一地区的旅行者描述这个杀人战场“尸骨白似雪。”野狗都很肥壮。
北京当然很高兴，太平天国叛乱总算结束了。慈安和慈禧将荣誉拿出来当作小礼品一样分发，甚至发给那些没有参与的人。曾国藩被封为侯爵，他的弟弟则被封为伯爵。李鸿章同样也封伯爵。
41岁的李鸿章已经获得了对上海的绝对控制，现在又被任命为整个长江盆地的总督，那是中国的心脏和灵魂。他只花了10年的时间，就得到了至关重要的财富和权力。而满洲人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帝国的幻影。目前，李鸿章还是心满意足地让他们继续呆在那把龙椅上。正如曾侯爷不断提醒的，成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诱惑无处不在。
曾国藩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11或许，此刻他回想起了南京围城之战的巅峰时刻，他和弟弟的指挥着13万人马，当时他曾收到过一纸密信：“南方诸省，泰半已入大人之手，大人难道没有更远的想法么？”曾国藩顿时脸色煞白，愤怒而惊恐。
洋人甚至公然推测，满清政府随时有可能被曾国藩或李鸿章推翻，因此，当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时，他们就会表演一种特别的步法。曾国藩在迈步向前的时候，会谦恭地侧步，让他的被保护人上前，再迈步的时候，又再一次避让，就好像是跳一种米奴哀小步舞12。 每迈一步，曾国藩都要表演这样自谦的情节喜剧，他声称：面对如此繁多的职责，自己实在太老了，太糊涂了，太衰朽了，太笨拙了。
随着太平军慢慢地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大清帝国面临的下一次军事挑战，是一支叫做“捻军”的秘密帮会，发韧于山东境内和安徽北部。平定捻匪的任务就落到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身上，1860年，他曾经为保卫北京城而认认真真地和额尔金爵士对阵，但成绩却很不理想。朝廷希望僧将军这一回能荡平捻匪，同时也希望他担当北京的保护屏障，以防止任何卤莽的汉人将领倒戈相向、进犯首都。然而在1865年，当他在山东对一小股捻军穷追猛打的时候，突然遭到了伏兵的袭击，僧格林沁被杀。几乎可以肯定，这又是一次“友情开火”，这一事件给李鸿章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这位蒙古亲王是被蓄意谋害的，为的是叫他让路。除了自己的武装之外，他还指挥着从曾国藩和李鸿章那里借来的军队，这让他们很方便地进入他的防线的内部。
毫无疑问，僧格林沁的被杀搬走了李鸿章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在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能够始终依靠的军事将领中，僧格林沁是唯一的一个非汉人将军。一个吃苦耐劳的将军，牢牢控制着自己的士兵，自己掏钱给他们关饷，受到人们的尊敬。僧格林沁的品德操守对李鸿章来说也是一个障碍。北京为他举行了国葬。
僧格林沁的被杀使得满清政府比以前更加依靠李鸿章和曾国藩了。曾侯爷被任命接替僧格林沁的位置，从而极大限度地取得了对华北的军事控制。他把华南的控制权交给了李鸿章。
很快，米奴哀小步舞不得不重新跳起来了，因为，曾国藩因自己走得太靠前了而再次受到批评。他以大声的抱怨来回答这些批评：他太老了，太累了，而且还体衰多病。
他谦恭地请求朝廷恩准，让他回南京，回到过去的工作岗位上，并推荐李鸿章接替他在北方的位置。
这种极端谦虚的姿态使得朝廷对曾国藩更加信任，因此，朝廷并没让他退休，而是打算让他当直隶总督，该省就围绕着北京，是中国最高的省级职位。无论谁是直隶总督，他就会获得仅次于儿皇帝和恭亲王的权力。
再一次，曾国藩又表演起了他古怪的米奴哀小步舞，请求开缺以调养自己日渐衰朽的身体，并推荐李鸿章作为自己的继任者。1872年3 月，他在自己的床上平静地撒手人寰，享年61岁，他是满清开国两百余年来第一位寿终正寝的汉人将军。
李鸿章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了直隶总督和首都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49岁的他是中国最年轻也最有权力的总督，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在危急时刻也就只有靠他了。从那时起，李鸿章就成了这一政治联盟看不见的合伙人：两宫皇太后执政，李鸿章控制。
「译注」
1 曾国藩《讨粤匪檄》。
2 曾国藩《致澄弟沅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曾国藩全集。家书》799 页，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3 所多玛和俄摩拉，《旧约圣经》中的两座罪恶之城，因它们的邪恶和堕落而遭惩罚，被上帝毁灭。
4 华尔，即弗里德里克。汤森。沃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 ），美国冒险家，早年曾在尼加拉瓜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1959年来到上海，受苏松太道吴煦的雇佣，组建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武装“常胜军”，抵抗太平军，1862年9 月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5 白奇文，即亨利。安德里亚。伯格万（Henry Andrea Burgevine 1836…1865），美国冒险家，华尔战死后，他继任“常胜军”的指挥官。
6 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1819…1861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7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前身。1850年8 月3 日由英国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号称中国的《泰晤士报》。1864年7 月，报馆另出《字林西报》，就将《北华捷报》改为它的每周增刊。1951年停刊。
8 蒲安臣，即安森。伯林格姆（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律师及外交官，1861…1867年间任美国驻华公使，曾代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过《蒲安臣条约》。
9 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 ），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出生于军人世家，父亲是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他19岁从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即进入皇家工兵部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英国军队来华，后任常胜军统带，因帮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军有功，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后任苏丹殖民总督，在喀土穆城被叛军所杀。戈登被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称为“英雄中的英雄”，他死后维多利亚女王曾亲自到他家中慰问，清廷亦遣使往吊。《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10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三，清同治刻本。
11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曾国藩家书》631 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 月第一版。
12米奴哀小步舞，一种缓慢而庄重的三拍子舞蹈，由一群舞蹈者结伴而跳，源于17世纪的法国。
第二部分纱帘的背后第31节黄色薄雾下的生活（1 ）
在缺少一个真正的满族强势人物的情况下，大清王朝的生存最后就只能依靠努力培养慈禧的儿子、年轻的同治皇帝，让他表现得更出色。至于他是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继续做他的傀儡皇帝，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儒家圣君。在中国，对外表的依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君权神授”本身就关乎至重，王朝的上升或衰落竟然依赖于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言行举止。不管慈禧、慈安和恭亲王做了多么大的努力，这根本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简言之，同治皇帝的悲惨生活使灵敏的政治联合天平倾斜了，也使得慈禧离独掌统治大权更近了一步。
传统上，人们认为一个儿皇帝已经成年并能获得全部权力的最低限度是15岁。在祺祥政变发生的1861年，同治皇帝5 岁。从此之后，对于儿子的抚育教养，慈禧能插得上手的地方实在不多。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形很相似，培养小皇帝的日常功课被皇室代理人所严密控制。只有慈安——皇帝的嗣母，能够对此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10里，为锻造同治的性格和培养他的思想，以准备担当他伟大的职责，就必须为他选择专门的家庭教师。
为同治扮演皇的帝角色所作的这些准备工作，被交给了57岁的蒙古进士倭仁，此人是被人们称为大清帝国品德最高尚3 个人之一。他也是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不仅是同治的老师，还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清政府意识形态领域的监察首脑）、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户部尚书。在任何事情上都没人向倭仁挑战。他追求儒家理想的那种顽固和独断，不仅仅限于对同治的督导。作为朝廷里的高级牧师和道德警察，在接下来的9 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让王朝的制度从“力与谋”的罪恶退回到“礼与仁”境界，也就是让一个病人从治愈退回到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