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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建立起了一个居中（作为中介）
与经验进行斡旋的表象领域或文本领域。这一领域不仅居中（作为中介）与客观世界斡旋，而且还作为中介与自我体验进行斡旋。 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因为通过对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使用，它在语言中建立起了一个“自我”的表象。 没有这种自我表象、自我意识的能力，个人便不可能在一个曾经有过的梦中认出自己的自我形象，并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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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中将其符号化。获得语言（即内在地获得再现和表象的能力）的第二个结果是：由于能够在一个分离的存在秩序中再现自己，人格被划分为一个“经验的自我”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ｌｆ）和一个“文本的自我”
（ｔｅｘｔｕａｌｓｅｌｆ）。
文本的自我是上述“能够用表象再现”
这一能力的副产物。通过用语言去同化和被语言所同化，说话者日益认同于文本的自我，即第一人称代词“我”
，而“我”却不过是更为原初的经验自我的再现，它不过是“经验的自我”在语言王国中的一个替身，而经验的自我却被从再现这一领域中排除了出去。（参看拉康：《自我之语言》、《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这一排除导致了语言获得后的第三个结果：无意识经验秩序的出现。 尽管“表象”和“再现”居中斡旋的作用对意识和自我意识来说始终是必要的，但文本性中介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在文本和原初有过的经验之间，造出了一段不可跨越的距离。 于是，不能被中介作用所达到的经验领域就成为无意识领域。 这样，在拉康看来，无意识的存在就在语言（被内化）的作用上得到了科学的和合理的说明。拉康的理论确实有更加独特的一面，但在某些方面却与荣格的思想是一致的。拉康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较大，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显然在许多方面受益于荣格。 列维—斯特劳斯曾试图用结构主义观点对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说法作出新的表述。 他把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重新划分为“亚意识”
（ｔｈｅｓｕｂ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和“无意识”这两个不同的侧面，前者（亚意识）由个人生活进程中集合起来的记忆、意象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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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构成，后者（无意识）则被设想为“空无”并被认为是结构法则起作用的地方。 不难看出，这种划分与荣格把无意识区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妨看看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表述：
人们因此可以说亚意识是个人的专用词典，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积累起自己个人生活史的词汇，但这些词汇能够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起意指作用，仅仅是由于无意识按无意识的法则将其组织起来，并因此而使之成为话语……
与结构相比，词汇是不那么重要的。（《结构人类学》，法文版，巴黎，１９５８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除了使用了一些语言学的用语如“词典”
、“词汇”
、“话语”等外，这一说法与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是纯粹空洞的形式，但与此同时却对意识和个人无意识的内容起制约和规范作用，并因而赋予其以超个人的意义的大量说法，难道不像是同出一辙的吗？
列维—斯特劳斯说：“假如如我们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于把各种形式强加在内容之上，假如这些形式在根基上对于所有的心灵（古代人和现代人、原始人和文明人）来说都是一些同样的东西（就像对语言之象征功能的研究已经非常明显地指明的那样）
——那么，为了获得可以充分解释其它制度和其它风俗习惯的原则，其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就是：把握支撑着各种制度和各种风俗习惯的那种‘无意识’结构。“
（《结构人类学》，英文版，第２１页。）——这种说法，难道不正是荣格的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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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者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再现或表象上，致力于形成一种客观的、科学的阐释学并用它来说明隐伏在一切心理叙述之下的符号结构。 这种做法，一度被认为为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止，列维—斯特劳斯、雅克。 拉康和罗兰。 巴尔特已把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扩展到人类学、文学、文化和精神分析学领域。 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十分流行的，然而后来却逐渐从内部遭到自我分解。 在巴尔特后期的一本著作中，他自己已对结构主义试图把世界上所有的叙事作品都纳入到一套原型结构中去的作法提出了质疑：
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够在一粒蚕豆里见出一个国家。 这正是早期的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情——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他们以为，我们应从每个故事里抽出他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得出一个宏大的叙述结构，最后，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个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必定会令人生厌，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罗兰。 巴尔特：《ＳＺ》法文版，第９页。）
B巴尔特指出结构主义者的工作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同的文本失去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个性差异。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结构主义者追求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荣格的工作中，大量的文本比较由于并不是为了证明或建立某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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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仅仅是为了“放大”
、“增补”和“诠释”某一文本的意义，所以不仅没有消除文本本身固有的魅力，相反，在通过“互文性”
进行阐释和比较的过程中，还扩大和增加了文本的魅力。 此外，由于荣格一直赋予象征以“神秘的”
、“未知的”的意义并始终避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对象征作“科学的”解释，荣格本人的思想作为一种“象征”（而不是理论）
，也获得了比结构主义更为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二、荣格与后结构主义
在放弃对文本作“结构”研究的过程中，某些结构主义者（例如巴尔特）响应了德里达对结构进行消解的工作。 德里达的这一工作被称为“解构”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由于它致力于强调文本和能指在意义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对传统西方思想方式总是习惯于把解释活动置于“绝对性”和“权威性”
之上的倾向提出了挑战。尽管这一挑战被认为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仔细考察即不难发现：德里达的工作，实际上早在荣格那里已经开始，只不过出于更慎重的考虑，荣格并没有走得像德里达那么远。传统的意义理论倾向于认为：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一个能指必定有其确切的所指。德里达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垂直的”意义关系，能指并不涉及自身之下或自身之外的某个所指。 能指的意义只能由能指自身，以及一个能指与其它能指之间的关系来确定。 换句话说，能指中的意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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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在一种“水平的”关系中产生。 能指是独立自足的，它不依赖于能指之外的现实，在这一意义上它具有“自指性”
（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即仅仅与自身发生关系。不过这种说法有待补充，因为能指的意义虽然不依赖于能指之外的所指，却有待从其它能指（语词和文本）
获得诠释。罗里。 赖安（ＲｏｒｙＲｙａｎ）在论及这一点时指出：“如果符号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就必定‘内涵’（ｃｏｎｔａｉｎ）
着那种意义，而不是指示那种意义。而要确定符号中内涵的意义，只能依赖于其它符号。 符号之身分纯粹成了‘关系’，因而它不是绝对的、确定的意义单元。于是结构主义开始自我分解。“
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来源于索绪尔的一个语言学思想，即：一个能指的意义，需要从它与其它能指的“关系”中加以确定。 譬如，英语ｔｒｅｅ这一能指，是通过它在字形、字音上不同于ｔｈｒｅ、ｔｈｅ，在语种上不同于汉语、德语或法语，才被人识别出是英语中的ｔｒｅｅ的。 这意味着一个在场的能指，其意义往往要通过其它不在场的能指才能确定。换句话说，不在场的能指，对于在场的能指，在意义上有一种暗中制约的作用。 德里达极大地发挥了这一思想。 他认为一个能指的意义既然要通过其它能指才能确定，其确切意义便很难得到最终的识别。 对此，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一个词的意义，需要从词典中其它词对它的解释才能确定；而用来解释它的那些词，又需要从另外一些词的解释中确定其意义……如此循环往复，其最终的意义便一直被拖延着得不到确定。这一类似诡辩的思想，恰恰正是德里达的思想。 为了说明能指的意义极不确定，德里达不仅提出了“在场”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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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说法，试图以此强调在场的能指，其意义往往受制于不在场的能指。 而且，为了强调”不在场者“对”在场者“的制约，德里达还进一步提出了”延宕“
、“扩散”
、“增补”等说法。“延宕”
（ｄｉｆｅｒａｎｃｅ）一词的使用，意在说明能指（语词、文本）意义的难以确定。法语的ｄｉｆｅｒａｎｃｅ一词，来源于动词ｄｉｆéｒｅｒ。
ｄｉｆéｒｅｒ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指“延宕”
（ｔｏｄｅｆｅｒ）
，又指“区分”
（ｔｏｄｉｆｅｒ）。
显然，德里达使用这个词是要说明：在场的能指既有别于不在场的能指，又有待于不在场的能指。而不在场的能指则拖延了在场的能指，使在场能指的意义久久不能确定。 这不过是再次强调：在场的能指（语词、文本）需要从不在场的能指（语词、文本）获得解释，而不在场的能指（由于其意义也始终是不确定的）则使这一解释遭到无限地延宕。“扩散”和“增补”也意在说明同样的意思。“扩散”意味着文本具有多义性，罗里。 赖安对它的阐释是：“扩散”使文字具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却并无确切的意思。“扩散”
不断地瓦解着文本，不断地揭露文本的凌乱、松散和不完整；它使文本指向文本之外的文本，从而使文本和文本处于“互文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之中。这样，文本便成了开放的文本，其意义从其它文本获得了“增补”。增补往往是因人（因读者）而异的，它既使文本“可能具有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又使这些意义变得更加不确定。 也许正因为这样，德里达才说：“‘增补’增加自身，它是一种过剩，是一种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