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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乡村
有了设计完善的通风系统，再加上禁止释放任何灰尘、烟气或水平，应该能使这样的城市的空气无殊于乡村，再通过对温度、湿度和空气流动的适当控制，就能造成最令人精神振奋、愉快和多样的气候。当然这种城市将确确实实仅仅是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乡村生活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其气氛，而且在于它和城市生活完全相反。不过即使对必要的农业不作很大的限制，由于城市建筑充分集中，也会有更多的空间留给绿色的大自然。除非世界人口比现在增加几百倍，还是会有大量的绿化地区保留下来。人们要到那里去，既很容易，又很快。应该有可能把这样的地区划分成几个等级，从近郊区一直到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以便根据人们的爱好向他们提供各种不同的环境。
规划 不过住房问题与其说是技术问题，远远不如说是组织问题。城市规划和地区规划就同建造房屋本身一样必要。我们要搞规划就需要发展刚刚问世的应用人文地理学。应该根据经济生活的发展，规划各种不同程度的集中的或分散的建筑，以及工厂和运输工具的位置，目的是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而不是猎取最大的私人利润。英国和苏联的城市规划的不同情况充分有力说明私人所有制的弊端。这种弊端特别表现在等于刁难和敲诈的高昂地价上。
健康
健康有赖于令人满意的食物和居住的条件。要不是由于这个缘故的话，从根本上来说，健康的需要原是驾凌于任何其他需要之上的。而且我们在增进天然得来的健康方面，尚未取得很大进展。直到大约五十年以前，以行医为业的大批才智之士，实际上对疾病和死亡现象仅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他们自称能控制疾病和死亡现象。这种话只能起一种安慰作用，并没有任何根据。后来，细菌学帮助人们制服了传染病，可是科学仍然不能真正治好慢性病及变性疾病和体质性疾病。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这主要又是一个社会组织问题，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直接应用问题。死亡率和发病率显示：居民中最富有的部分能避免疾病，所以至少在英国，大部分疾病是可以避免的。征服疾病的第一阶段是向全体居民提供良好食物和居住环境条件，使他们达到目前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健康标准。当然我们决不鼓励富人们自伤其身的纵情酒色的行为。
疾病防治
医学的科学方法现在才刚刚开始发生作用。人们已经看出，问题是要保持社会成员的健康，而不是使医治他们的疾病的医生大发其财。一切医学部门都应该变成公立服务机构，在其中同时进行研究和行医。例如，如果能象仔细研究病人患病原因一样地仔细研究健康人所以健康的原因，就可以使医学有长足的进展。定期进行体检并设立一个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医学统计工作的完整机构，就一定能探明许多疾病的根源，不过也决不能轻视疾病的问题。人体的复杂程度和人类创造出的或操作过的任何机械系统或化学体系的复杂程度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这并不意味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是意味着用于生理学研究的时间和金钱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现在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或甚至医治传染病了。如果卫生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很好地通力合作，就能够完全予以扑灭。正如J。B。S。霍尔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单凭这一条，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病后自然复元过程给以大得多的注意。一旦人们了解了这些过程，就有可能使复元加速，或者至少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利用上最能抵御疾病的人的痊愈能力。在建立了合理卫生管理工作以后的三十年内，做到使疾病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的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应该不是一个做不到的想法。
老年人的疾病和死亡
使老年人死亡的疾病属于不同的范畴。它向科学提出了最急迫和最严重的课题。这方面的成就必须能巧夺天工。这就需要对人体的发育和衰老过程有十分深刻的了解。如果不了解这些，我们甚至就讲不出我们在符合自然法则的范围内究竟有可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许有可能，也许不可能制止一切高等动物衰老时期都出现的组织普遍硬化和干枯的现象。也许可能通过适当的促进生长的物质来使得身体或身体的组成部分返老还童或甚至再生。
在身体只有部分歧官受到威胁时，器官和组织的代用品的发明也许有助于延长寿命。疾病中最可怕的癌症问题肯定有希望得到解决。现在已经取得的一点点进展都是不同领域中的科学家们合作的结果，不过真正迅速而有效的进展却需要更大程度的合作。要猜测这些措施能使多数人延长多少寿命是徒劳无益的，不过，将来人们的寿命很难说会短于现在活着的年龄最大的人的寿命。这是应该由科学提出并设法予以解答的问题。我们现在甚至还不知道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生物学上的必然现象。我们也不知道，死亡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系列病理事件造成的最短期限，而这些病理事件又是可以分别避免的。一旦我们找到了答案，就可以知道麦修塞拉的年龄究竟是神话还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人口控制
同健康问题密切关联的是整个人口的生物学控制问题。目前人类对宇宙的任何部分都想要加以控制，只有对自身并不想加以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还没有成为驯养的动物。他们无计划地任意繁殖。由此造成的人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变化产生了极其猛烈的社会影响。目前，在那些认为社会事件是命中注定的人们看来，仿佛欧洲和美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很快就要达到最大限度，接着就会减少下去，速度比原来增长的时候还要快。西欧人不但维持着一种主要是建立在稠密人口基础上的高度文明，而且还控制和剥削世界大部分地区，所以他们的人数的减少，可能首先加剧他们的剥削的严重程度，不过迟早也会使这种剥削完全垮台。
随着人口的减少，平均年龄也会不断提高，因而也会加强保守主义，所以人口减少的影响很可能还要严重一些。
不过为什么会产生人口繁殖减少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现有条件下，没有足够的刺激力促使大多数妇女生儿育女以维持原有人口。法西斯政权想要通过爱国主义的号召和强行禁止节育来克服这一困难，然而收效并不显著。从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现代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十分明显，只有使生儿育女成为可喜之事并为儿童提供有保障和有希望的前途，才能使人口增加到所希望的程度。不过完全让这一过程自然发展却是可笑的。应该完全按照增加人口的最适当的需要来调整奖励生儿育女的办法。
在良好社会条件下，人口大幅度增长
要说出人口需要增长到什么程度就困难得多了。通常都认为，凡是不论增加或减少人数都会降低生活水平的人口就是最适宜的人口。
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假定经济制度不变。一旦有可能大大增加消费，这样地衡量的最适宜的人口就太多太多了。世界上有足够的食物和空间，可以允许人口在若干世纪中以生物学上最大限度的繁殖率增加（比如说每四十年翻一翻）。当然在目前经济制度下是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最适宜的情况而不是实际情况。可能有人要问，的确，有些人从直觉出发或者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对尽可能多的人口的价值十分重视，如果撇开这些不谈的话，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人口呢？一个理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足够多的有非凡才能的人。目前我们不知道，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随意造就出这样的人才，所以要得到他们的唯一办法便是增加人口。人们常常由于人群拥挤而反对拥有比目前多得多的人口。只有在目前大家拥挤在令人不舒服的喧闹的城市中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这个理由才能成立。目前世界的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拥挤在占陆地面积千分之五的地区，又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散居在占陆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五的地区。在现代生产条件下，人口根本不需要这样集中。如果能把运输交通和住房条件加以改进，使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适于居住。可以把风景比较优美的地区保全起来以供娱乐和闲居之用。
这是一个长远打算；我们目前需要做的事情与其说是要养育出更多有才能的人，不如说是要对现有的有才能的人加以更充分的利用。在英国这样高度文明的国家中，最聪明的儿童中，仅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接受高级中学教育的机会，也许在五十个人中，能受到大学教育的不超过一个人。有了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通过教育工作就能使有才能和训练有素的人数增加到五十倍之多。即使如此，也可能不足应付新的和日益增长的文明的复杂问题。这种状况所需要的人口政策一定不同于为一个发展机会受到极大限制的世界所规划的政策。目前希望控制人口的人之所以希望控制人口，主要是为了鼓励富人生育，阻止穷人生育，照他们的说法就是鼓励优秀的人生育，阻止劣等的人生育，以便使富人保持有力的统治。事实上，只要人与人之间遗传差异被社会上保持的经济差异所掩盖，遗传差异就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一旦能在社会上做到机会均等，人口质量的问题就会具有极大重要性。
劳动
现在有两种经济。在一种经济中，人的需要构成这种经济的直接基础。在另一种经济中，人的需要仅仅间接表现为它们的利润价值。这两种经济之间的主要差别之一就是劳动条件的根本变化。我们往往把劳动看作是生活中不可免的苦事之一，只要有办法和金钱就想避免劳动。其实，劳动的不愉快本身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自从农业的发明使劳动变得必要以来，征服者就强迫被征服的人民去劳动——妇女、奴隶或劳动者——而控制劳动的人根本不想使劳动变得愉快。工业革命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了。工业革命消除了传统的调剂方法：即鼓励人们劳动的歌唱、舞蹈和饮酒。同时又使工厂的经常性的单调乏味的劳动代替了农民一年到头的多样化的劳动，并且使得劳动虽然花费力气较少，但由于单调及周围环境的可怕和肮脏而变得更加令人厌倦。有了现代化技术，这一切都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我们的过时的经济制度中，只是为了少数人的想象中的舒适和保障才把这一切维持下去。
主要考虑应该是工人而不是利润
假定人类的大部分活动时间仍然用于劳动，改变劳动条件就会意味着大大增加愉快的生活的可能性。迄今对劳动条件的主要研究工作还只是着眼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