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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J。D。贝尔纳
【由文，】
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
1。关于科学学的定义
《道德经》，这部描述中国人对自然与社会运动看法的中国古典优秀著作，一开始就明确告诫人们，过于刻板的定义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就是在一定的结构内永无休止的变化。对于科学或科学学，我们也无需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因为科学或科学学正是此类性质的活动。作为一般的阐述，我们可以采纳普赖斯的定义，他认为科学学就是“科学、技术、医学等等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运筹学及其他”。M。奥索夫斯卡和S。奥索夫斯基于1935年提出的研究纲要就包含了这个一般的定义。奥索夫斯卡和奥索夫斯基正是用了“科学的科学”（Scienceofsci－ence）这个术语，并且第一次把这个术语用于我们今天要使用的含义上（他们认为，这个术语是T。科塔尔宾斯基教授在1927年创造的）。
首先应该指出“科学的科学”这个术语的“反身的”性质。重复使用“科学”一词就是强调，我们应该着手来完成连物理学、心理学、宗教科学等都向我们提出的对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创造者与创造物、火种与媒介物的综合工作。这里的每一对概念都是统一的有机体。总之，科学也应该研究它自己本身。
牛顿发现苹果落到地上的意义在于使天和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量子力学得到发展，要归功于它考虑到了一直袖手旁观的观察者对被观察的结构发生影响的事实。
正如其他学科一样，科学学也可以分为理论的和应用的两个部分。前者是描述和分析，说明科学和科学家活动的方式。后者是综合和规范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使科学应用于人类社会的需要。科学学应该成为真正的、具有某种特点的科学。它应该充分运用观察、估算、试验以及运筹学等手段。如同研究箭的飞行不能提供出现代物理学规律的充足数据一样，关起门来谈论科学的作用也不能建立起科学学。如果哲学家今天仍然用芝诺的范畴来理解“时间”这个概念，而置相对论、量子力学、天体物理学等最新概念于不顾，那就只能自我出丑。科学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通过研究现实生活、花大力气去寻找。
2。科学学的必要性
E。赖特于1599年在《航行中的一些错误》一书的献词中鼓励他的资助者继续进行科学探索。赖特认为，在科学发现的规范中，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这也是同后来T。库恩的解说相一致的。S。斯特德文特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也发现了这一点。培根也曾竭力寻求新规范的变化方式，并且完成了“有待后人克服的……知识的全部缺陷”。他曾预见“艺术的艺术”的产生，以及“在哲学方面给以指导和启示的科学”的产生。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写道：“正如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工作一样，我们现在所有的逻辑也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科学。”在科学革命的时代，敏锐的人们正在纷纷发现新事物，并且提出了“它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最近数十年，出现了规范继续变化的标志。普赖斯的统计表明，从1660年起，科学出版物的数量是按照指数曲线增长的，但这种倾向也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美国在1965年的科学与发展研究经费为国民收入的3。2％，约210亿美元，在最近十三年，这类费用每年增长13％，也就是五、六年增长一倍。
美国历史学家H。亚当斯在1905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表现中世纪人类思想特点的单一性，逐渐被多样性所代替。由于镭的发现使科学界感到震惊，即是一个例证。然而，可以完全肯定的是，根据我的系数和曲线的分析，随着发展速度的加速（我们看到从十七世纪以来就是如此），一百年以后，也许是五十年以后，在人类的思想上将要出现一个彻底的转折。那时，作为理论或先验论原理的法则将消失，而让位于力量。道德将由警察所代替。爆炸材料的能量将达到宇宙水平。分散将压倒集中”。尽管亚当斯懂得，以数字为依据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而他的历史设想，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都是由科学的描绘和借喻所构成，而不是依据严格的论证。尽管如此，他的这种历史设想仍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由于变革速度的加快，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其父辈相比，其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他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用传统方法解决不了的新问题。因此，科学，作为解决新问题的手段，起作用将日益增大，我们将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认识科学的所有方面是如何发展的，是十分必要的。
某些因素的数量变化，导致不同质的问题的产生。当我们开始认识科学发展的某种模式时，科学却又在向前迈进了。
对科学学的需求，部分地说，是总的知识水平的反映，而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主要源泉是下列诸实际因素：
（1）美国的科学与发展研究经费以指数速度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停滞。最近一个时期，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经费每四年增加一倍，而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实力较差一些的国家，必然要在费用极高的发展研究方案中进行某种选择。在培养和使用科学力量方面，也必须制定合理的计划。因此，为了进行选择，就需要有一些标准。
（2）生产的改进是随着科学研究经费的增加而来的。结果，尽管交通联络手段在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与科学的不平衡状况，将有增无减。
（3）科学上的一种病态——求大，如同建筑金字塔一般追求庞大，其迹象是明显的，不仅仅美国是这样。随着原子能委员会的增多，此类现象也日益明显。军事装备的科学与发展研究，取代了装甲舰的建造（这种进程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影响尚待研究）。
（4）科学在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及文化娱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这就要求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分配有限的财富的战略，也要求加以实际的拟定。
3。科学学产生的初步条件
我们认为，目前已经存在着科学学产生的足够的初步条件，并且在这方面第一次有可能形成一整套知识、理论和技术。下边就是这些条件的一部分：
（1）目前，科学具备了从事深入统计研究的相当规模和多样性。在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时代，从事科学研究仅仅是一种个人活动，这种统计研究就无从谈起。
（2）目前，我们掌握了相当多的经过集中整理的历史事例，足以使我们去认识其主要现象，并对它们进行分类。
（3）目前，科学研究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条件下进行的，通过比较，即与中国的、伊斯兰的、印度的、日本的或俄国的经验相比较，便可以把西欧的由希腊、犹太、基督教、罗马传统因素所产生的科学的特点，从比较普遍的因素中区别出来。同样，通过对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科学发展的比较，也就能确定经济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作用。
（4）目前，在科学和科学界的组织方面，存在着有计划的试验的可能性。
（5）生活的速度，主要由于通讯联络的日益完善，在我们的时代是如此迅速，现在进行的一些试验，在过去那是不可想象的。上述大部分因素，是与通讯联络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不利的，与世界的普遍影响相隔绝来观察科学，会遇到重大的困难。但是，如今恐怕很难找到一种文化能幸免于来自地球大气中的放射性尘埃的“污染”。
（6）我们正处于科学发展的极为有意思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新的联系与综合迅速出现。整个文化大厦的阶梯和全面联系的结构轮廓已经开始呈现出来。我们也开始看到了每到达一种水平高度时所出现的新特点。普赖斯关于科学联系机体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具有拓荒者的性质，他的研究是数量分析的尝试，促进了揭示支配科学运动的规律。
4。科学学的特性
（1）可以说，科学学这门学科，如同其他大多数学科一样，也不能臆断地预言这门学科的理论结构，我们只能通过试验和观察来描绘其细节。然而，理论结构的假设，不仅无害，甚至还是必要的。因为假设能帮助我们的是：当我们看到的现象不符合所假设的结构时，就修改这种假设的结构；而当我们看到的现象符合所假设的结构，并通过分析确认它们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时，那就更有意义了。
（2）过去在欧洲曾经存在过亚里士多德的和宗教教义的宇宙观，它对待矛盾的态度是通过论证或试验加以解决。但是在印度，当人们发现某些与世界面貌不相符合的现象时，唯一的反映却是：“是的，这是奇迹，那有什么办法？”因此，在这里感觉不到有任何矛盾。而在中国则又是一种情况，老夫子们认为，他们是被紧紧地束缚在大自然运动的机器上，每当这架自然机器失调，他们就感到不自在，反之亦然。
（3）可以认为，在科学研究中，许多新的概念将作为新的现象出现。例如，在对语言的研究中，情况正是这样，语言是地地道道的人类独特的一种体系，但在语言研究中，却发展了（尽管是缓慢地）统计与数字这样的新的部门。而信息理论和语言统计学（是和韦弗、香农、布里渊、维纳、赫登等人的名字密切相联的），又导致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不仅有语言学方面的，而且还有物理学方面的新观点。
（4）最近二十年，由于X射线和电子显微镜的应用，生物学在我们的视野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目前，它具有比以往更加令人满意的和更加清晰的概念轮廓，它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而不再仅仅是被观察到的事实的汇总。这要归功于对各个具体等级的验证，这些等级包括：原子、单体粒子、聚合物粒子、分子结构、机体、社会性等，对每一个等级，只有在研究了它的上、下级的条件下才能充分理解。
（5）科学是科学家从事的劳动。个体心理学和个体行动的方式，是科学学的最基础的一级。可惜，心理学是比分子生物学更为复杂的领域。虽然它是从1860年G。T。费希纳的著作《心理物理学要素》出版时期就已开始形成一门科学，但其发展却很缓慢。
其他的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尽管进行一些量的归纳是没有问题的，但也还明显地处在科学前的阶段（StadiumPrzednauCkowe）。
（6）虽然我们希望高尔顿的格言“只要你能够，就要算清楚”能在科学学上得到应用，但是，必须避免出现虚假的概念。布莱克特的定律“任何一个设计的完成，所要求的时间为原先计划的3。14倍”，是一种对所谓精确性的嘲笑。普赖斯曾提醒洛特克有关1926年科学效率的分布的法则，洛特克1956年出版的《数学生物学要素》一书，更进一步预示了结构分析法，并包含了许多对科学学有益的思想。很值得将该书以及托马森1948年的《发展与形式》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状况加以比较，那时我们会立刻发现，稍微直接一点观察严密的机体，其价值至少不低于许多次不连贯地分析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