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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酸苦的泪水使我眼泪朦胧，/我看到你头上的白纱在微风中飘旋，/你的手握在陌生人的手中，/缓步走来，而你眼里有无言的幽怨，/我仍为你祝福，带着最伟大的悲痛。/当你再也不，再也不会回转。”（《悲歌》）力匡（郑建柏）的这首诗曾经风靡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这本是一首爱情诗，却似乎更能表达香港左派的心声。然而，香港的右派不也有类似的爱国悲情？这种悲情不也时时冲击着香港政治？八十年代以来的香港右派，就像六十年代以来的香港左派，彼此就像这心怀怨恨的恋人，虽有“无言的幽怨”，但自觉带着“最伟大的悲痛”。假如这“伟大的悲痛”多一份对民族未来的信心，多一份国家责任的承担，多一份超越和从容，或许香港左派和右派能够面向民族的未来而了却恩怨，治愈创伤，在心灵上达成宽恕、原谅与和解。
二○○七年一月于港岛西环
（Susan L。 Carruther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British Governments； the Media and Colonial Counter…Insurgency （1944…1960）； London and New York： Lel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香港六七暴动内情》，张家伟著，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二》》》年版；《六七暴动迷辛》，梁家权等著，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二》》一年版）
帝国的技艺——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三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7年第11期
十九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十九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然而，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十九世纪的全球政治体系，催生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新秩序。在这一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中，帝国政治家丘吉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一直在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与西奥多·罗斯福的现实主义，或在威尔逊的世界主义与亚当斯的孤立主义之间徘徊，那么，对于英国政治家而言，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是其唯一的政治传统，他们时刻将英国的利益（尤其长远利益）作为政治的最高宗旨。此时的丘吉尔已意识到大英帝国的衰亡，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缓解其衰亡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的利益。就此而言，丘吉尔的高明之举并非抑制印度独立和拒绝归还香港，而是一九四七年著名的 “铁幕”演说，其目的是挑拨苏联和美国在“二战”中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冷战”局面，迫使新兴的美国与英国结盟，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大英帝国不至于彻底崩溃，利用美国对抗苏联的力量来压制殖民地解放运动。
尽管如此，整个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使得全球整体形势有利于苏联而非美英，尤其一九五六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行动的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因为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维持整个远东殖民地的军事和商业通道。从此，大英帝国在暮气沉沉中走向没落，进入了所谓的“非殖民地化时期”，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体系开始走向结束。一九六七年，英国殖民地部被取消，人员并入了外交部，后来连共和国部也并入了外交部，从此英国思考的是如何从殖民地撤退。
说到帝国，人们常常想起的是罗马。罗马的辉煌塑造了欧洲文明，其漫长的衰落过程犹如落日余晖，令人惊叹。相比之下，作为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衰落多少显得有些沉闷。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个帝国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大陆帝国，承载了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东方阿拉伯文明的三大文明，并塑造了西方现代文明，共和、主权、混合宪法、自然法、万民法等等这些重要的现代政治概念都来源于罗马。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形成的原动力并非文明的力量，而是商业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力量。资本主义商业从兴起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英国的烙印，帝国的海洋性质，以至于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在十八世纪以来，成为欧洲思想家思考封建与资本主义、君主专制与宪政、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政治基础。
正是这种海洋帝国的思维模式，使得大英帝国对于如何经营北美这片大陆殖民地缺乏经验，他们按照商业逻辑将北美作为攫取财富的对象，繁重的赋税导致了北美独立和大英第一帝国的失败。帝国思想家柏克在反思北美政策的《美洲三书》中清晰地反映出了这种思路，即不是依赖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依赖商业利益和文化认同上的忠诚纽带进行遥控。对于善用军事征服和法律治理的罗马帝国来说，这无疑是完全陌生的概念。而这种思路确被成功地运用到经营印度殖民地。帝国殖民者在这里不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手法，而且帝国将英女皇宣布为印度女王，这既树立了殖民地臣民政治效忠的对象，也利用帝国的优势在民主化的时代中成功地保留了君主体制。这不能不让我们佩服帝国政治家的智慧。当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要数老牌工业国英国了，恩格斯专门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来宣传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毫无起色，倒是把欧洲大陆搞得神魂颠倒，其中一个秘密就在于通过宣布英女王为印度女王来凝聚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开拓海外殖民地。
英国取得印度大陆，为其提供了一个建立大陆帝国的希望。有人建议帝国应当迁都德里，然后再殖民伊朗和中国西藏，这样就会取得地缘政治的大陆心脏地带，建立统治全球的帝国，这是英国一直染指中国西藏和云南的原因。然而，惯于海洋思路的英国人，最终没有采取大陆帝国的思路。毕竟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在海洋贸易中，而不是那片土地贫瘠的大陆。于是，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把海洋中邻近大陆的岛屿作为殖民的首选对象，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这无疑是一个精明的商业策略，即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的商业关系，取得大陆上一切商业利益，但却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陆地殖民地的政治责任。如果说大陆帝国征服之后要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但不需要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大英帝国毫无罗马帝国的气象，毫无政治使命感和文明抱负，和恺撒、屋大维这些具有伟大文明抱负的罗马皇帝相比，丘吉尔、迪斯累利等帝国政治家充其量是精于打算、损人利己的可耻商人。
大英帝国这种政治精明不仅体现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更体现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如果说建立帝国取决于时代的机缘，维持帝国统治则是需要良好的制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那么能让帝国荣耀的解体，无疑是一项高超的技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经历了被迫撤退到主动撤退的转变。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由于英国不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故采取高压手段，导致与殖民地人民的对立，最终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权。比如印度、缅甸的独立。而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就以退为进，通过主动撤退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其经济利益。这就使“非殖民化”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将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这种渐进撤退的“非殖民化”，就变成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局势许可，首先是让大陆实行自治，然后慢慢走向独立，至于沿海或小岛上的海港与商业中心，有可能的话，是稍后撤退，而且这些海港与商业中心的非殖民地化过程的模式则又与内陆的撤退不同。对于内陆，英国在政治行政上，将会尽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岛的商港，在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却是另有安排的。这特别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设法保住英国传统的利益，同时也为这些地方的传统利益着想，因为在这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这些商港已经建立成了与内陆有相当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郑赤琰：《收回主权与香港前途》，一九八二年版，49—50页）
因此，在政权移交的过程中，英国人绝不会突然把全部政权交出，而是采取逐渐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权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经济、劳工、教育、医疗等经济社会事务交给当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独立的自治政府，然后再逐渐移交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权事务，从而保证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把持政权。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实现分而治之。
正是由于海洋帝国的商业私利动机，使港英政府并没有考虑过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期限更强化了“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的临时心态，港英政府的经济不干预政策说到底是乘机让英国人捞钱的政策。因此，到“二战”期间，港英政府统治香港已有百年，竟然没有获得港人的丝毫认同。“二战”中英国人抛下港人仓皇撤离，反而要中国军队（比如入缅作战的抗日军队）保护英国人。“二战”后英国人重返香港，为了获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于一九四六年提出了所谓的“杨慕琦计划”（Young’sPlan），在市议会中增加一半的华人代表出任议员。其时，《联合国宪章》对自治领问题做出了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独立，英国开始考虑殖民撤退的问题。然而，这个符合帝国撤退步骤的改革计划提交到英国殖民地部后迟迟没有回应。此时，香港问题已开始由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导，帝国政治家们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战局。香港的问题不是一个殖民撤退的问题，而是如何与未来庞大的中国保持关系的问题。继任港督葛洪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