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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那就是确立以人为本、爱惜民生的执政理念，制定并且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
凡是做不好这种核心业务的政权及其掌权者，要么是心术不正，根本没有真正考虑老百姓的活法，要么就是能力欠佳，根本担当不起理政安邦的重任。
有人可能还记得，公孙述称帝不久，马援奉隗嚣之命来成都考察，观察动静，公孙述摆足了架子，做足了表面文章。但老马回去对老隗说起对他的评价是：“井底之蛙。”
一个企业如果做不好核心业务，就会失去竞争力，就会亏损，就会倒闭，一个王朝也是如此。
来看公孙述的成家王朝是怎样开展业务的。
这个公孙记成家王朝公司开张于乱世，早几年较为平稳，后来老是麻烦不断。
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批准手续，这年头各地王朝类公司遍地都是，都不需要，谁也不敢给它们发批文；也不是因为竞争对手太多太强，人家刘秀的刘记东汉王朝公司就是在竞争中生存，在战斗里成长的；也不是因为它的办公条件太差或者名声不好，巴蜀是天府之国，物产之丰饶是出了名的，该公司成立之初前来入股打工的络绎不绝。
说到底，该公司开张几年后陷入困境，还是因为它核心业务没有做好，主业不突出，整个业务活动太混乱，太低效。
至于公孙述董事长是怎样摆谱的就不再多说了，那是人家的个人爱好，随便挑几笔他公司的业务点评一下吧。
公孙述不是一个合格的董事长
首先看他的用人。
公孙董事长的组织路线是彻底的任人唯亲，具体表现为他不仅只信任和任用自己的兄弟子侄，而且还毫不客气地把其他人冷藏，甚至玩死。
公司一开张，他就安排自己的两个弟弟进了核心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又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封了王。
至于那些在一线埋头工作的，在前方拼命打仗的，甚至于公认德才兼备、居功甚伟的，对不起，你们先一边儿凉快去吧。
这样一搞，一些干部群众就难免产生一些情绪，觉得寒心。
有不少高干自以为跟公孙述关系不错，功劳也不小，就劝他：“现在局势动荡，天下远没有安定，成败还没有定论，不少将士还在舍生忘死地为您效命，您却匆匆忙忙地先封自己的儿子为王，这样不仅表现出您没有顾全大局的胸怀和成就大业的气魄，还会让广大将士寒心呐！”
公孙述对此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
这样下来，整个公司里，全部是他公孙家的人说了算，干部们都有怨言。
从用人上就完全可以看出公孙述一点也没有帝王的气概和修养了。
当然，如果该公司是个一人店、夫妻店、父子店，或者是个小公司，老板这样搞也坏不到哪儿去。但该公司拥有巴蜀众多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数以十计的城池，家大业大，全搞一言堂是不会可持续发展的。
公孙董事长似乎觉察到了大家的敌意，为了确保家族利益，他事必躬亲，从小事做起，把大大小小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同时，他还毫不顾及大体，常常为了一点小节或者故意找点理由，就对手下的干部大开杀戒。
史上向来都不乏任人唯亲的当权者，但在任人唯亲的同时大肆诛杀同事的，除了王莽，就是公孙述董事长最为典型。
顺便说一下，公孙董事长在组织工作上还像王莽一样，喜欢给一些郡县地方和干部职位改名字，这除了给干部群众带来一些不便，制造一些混乱，就只能卖弄一下他的空虚和无能了。
其次看他的经济工作。
公孙述董事长在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上毫无作为，但在搜刮民脂上很是积极主动。
他下令，在本公司所辖范围内废除汉朝的铜钱，设立专门机构铸造和发行铁钱。
在相同的计量范畴里，当然是铜比铁贵重。他这样做，一方面企图通过废旧铸新来引导人们忘记汉朝，一方面可以把铜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节约控制下来。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虑，就是通过松弛银根，贬值货币，变相地把老百姓手里的财富掠到“国库”里来。
但是，他在这方面甚至还没有王莽玩得高明，王莽的币改多少还给后世留下一些“金错刀”一类的钱币收藏品，他公孙一搞，很快就把货币体系和经济秩序搞瘫了。
这样一来，老百姓苦不堪言，只有先骂娘。不久，各地就开始流传一句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
王莽以黄色为自己的吉祥颜色，公孙述则崇尚白色，五铢是汉朝货币的代称，这句话显然是说王莽、公孙不是正统，天下早晚还是要由刘氏宗室来掌管。
币改作为一种掌权当局的政策工具，本来是当局在宏观上调控，在微观上搞活国民经济的好帮手，放在王莽、公孙述之流的手里，却不幸成了他们祸国殃民、损公肥私、卖弄愚蠢的把戏。
第三看他的思想文化工作。
实事求是地说，公孙述董事长早年担任地县级干部时，是很能干，很有政绩，也很有口碑的，广大干部群众称赞他，史家也对他有客观评价。
他的实际水平和能力，也就是地县级干部的水平能力。如果在太平年代，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完全可以造福一方，甚至于青史留名。
但是他野心太大，政治欲望过于强烈，非要自我提拔到远远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位置上，就很难把握自己，所有弱点也很快暴露无遗。
比如，在思想文化工作上，他也围绕着自己登基当一哥是上天授命的这个主题，开展了很多工作，组织了不少活动，但在内容上显得很苍白，在形式上表现得很拙劣，一跟刘秀交锋，立即就稀里哗啦败下阵来。
举凡秦汉时期的一哥及其候选人，为了说明自己是上天选定的，受命于天，总要大力吹捧一些谶纬、符命、祥瑞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略带思想理论色彩，包含一定的文化内容，多数是明明白白的迷信，但很有市场。对于这些东西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一哥及其候选人是不大介意的，他们在乎的是这些东西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市场，能忽悠人。
谁想称帝，舆论先行，舆论是头一道工序。公孙述显然也没能免俗。
关于他说自己家的院子里有龙出没，以及把“公孙帝”三个字刻在手掌心里，已经成为一个幽默轶事。宣布登基之后，他又搬出很多古书，寻章索句，牵强附会地验算自己称帝的证明题。
这同样也是很搞笑的。
比如，他援引孔子的《春秋》说，这本书记载鲁国仅十二公，而汉从高祖至平帝，就是算上吕后称制也只是十二代，充分说明汉朝气数已尽，刘家不能再干了，江山应该轮流坐。
他还从《录运法》里找到了“废昌帝，立公孙”，从《括地象》里找到了“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一类的句子，安排一批读书人反复解释，大力宣传，来证明他当皇帝是上天赐命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纯属扯淡，但在当时却很能迷惑人。
当时西汉已亡，王莽、王郎等投机分子很是折腾了一把，刘秀立足未稳，虽然不少人祭起“复兴汉室”的旗帜，但从总体上，社会意识形态是混乱的，一时还没有哪种主流思想意识占统治地位。
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这还是一个谁都可以忽悠，可以随便忽悠的时代。
公孙董事长觉得光在巴蜀一带忽悠是不够的，就多次向中原地区发文件、散传单，把他生拉硬拽的东西兜售出去，企图打动更多的人。
刘秀发来“贺电”——到底谁才是公孙皇帝？
对此，刘秀听在耳中，看在眼里，心里十分恼火。
只是他的王朝刚刚开张，业务太繁忙，还顾不得，也暂时没有力量对公孙记成家王朝公司动手。
公孙董事长越来越不像话，再忙我也要警告他一下！
于是，刘秀给公孙董事长写了一封信，劝他别称帝。
这封重要的信件是有确凿记载的，对于刘秀信中的态度，史上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说刘秀怕把公孙逼急了，惹毛了，态度是温婉客气的，还尊称之“公孙皇帝”；二是说刘秀对公孙态度严肃，措辞严厉，明确告诫他不要对一哥大位再有想法，趁早死了这份心。
在确凿记载面前产生这样的分歧，主要是大家关于刘秀对公孙的称呼上有分歧，前者说刘秀称呼公孙为“公孙皇帝”，后者说是刘秀本人自称，并且在落款处署名“公孙皇帝”，态度鲜明，含义深远。
我是赞成后者的。
这封信的内容照录在《后汉书·公孙述传》里，刘秀在信里说：“古书上符命所说的公孙，其实是指汉宣帝，他当年是以皇孙的身份（故称公孙）继承大统的。你把自己手掌心里刻的‘公孙帝’三个字当做祥瑞，跟王莽当年的做法差不多，毫无道理，自欺欺人，是不值得效仿的。你目前还不是我的乱臣贼子，适逢乱世大家都想当君主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年事已高，妻子儿女却还弱小，应该早早确定正确的人生目标，妥善安排全家人的生活大计，才能免除后顾之忧。帝王之位不是可以硬争取的，更不是谁都可以来争取的，希望你三思而行。”
在信的落款处，刘秀署名“公孙皇帝”。
就是这个落款，使不少史家误认为刘秀对公孙述董事长称臣，其实，这是刘秀自称，顺其自然地接续信的正文，说是自己将像西汉宣帝那样隔代继承大统。
我的老爸虽然不是皇帝，但帝王之位是我祖上的，所以我像宣帝那样登基当一哥是天经地义的！
对于刘秀这封信的严厉警告，公孙董事长没有答复。当然，他也不好答复。
这就是公孙董事长的思想文化工作，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零散的，经不起推敲的，整个就是忽悠。刘秀称帝后轻轻一击，他的工作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了。
公元32年，刘秀指挥汉军大举讨伐隗嚣时，公孙述派自己的将军李育等率领上万将士搭救老隗。
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公孙述希望老隗扛住刘秀，否则挨打的就是自己了。
但是，汉军大胜，隗军差点全部覆没。消息传到巴蜀，广大干部群众极为震惊，惶恐不安。
为了稳定人心，公孙董事长没有强化措施来巩固防御，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抓住一个粮仓大做文章。
原来，在成都城外有一个很大的粮仓，还是秦朝遗留下来的，公孙称帝时按照自己的幸运颜色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白帝仓”。
可能因为太破败，也可能因为农业生产凋敝，这个仓库从王莽时期就没有粮食可以储存了，一直空空如也。
公孙董事长是说瞎话的高手，派人传出消息，说是白帝仓里出现很多粮食，→文¤人··书·¤·屋←就像山丘一般。这是个怪事儿，老百姓口耳相传，争先恐后跑去看热闹。
老百姓们看的结果，当然是连呼上当：白帝仓空空的，哪来的粮食？
就在这个时候，公孙董事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他问大家：“白帝仓能不能凭空出来很多粮食？”
大家回答：“不能！”
公孙董事长话锋一转，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嘛！谣言不能信，说隗嚣失败的谣言也就是这样！”
一听老板这么说，不少干部群众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不过，公孙董事长的这种做法是在自欺的基础上欺人的，只能忽悠一时，难以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