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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轻易的突破。
假如蒋介石能够在十月中旬，开始有计划的将参战部队，逐步的退出上海市区，把阵地的纵深拉开到苏州河南岸，并且将增援的桂军主力部队，负责接应前线有计画退出战线的部队，这样中国的部队能够带着完好的装备，开始部署在事先建好的国防线上，并且动员地方政府与民众，开始打扫整理防御工事，补充粮食、饮水以及燃料，后续增援的部队也尽量的留在京沪与京杭地区，成为防御作战的预备队，这样将淞沪会战拉开成为京沪会战，那么日军恐怕就会遭到更大的麻烦与更多的损失了。
当然，基本上，中国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国家，连军队的指挥与后勤系统，都存在极多的矛盾与不兼容的问题，全靠蒋介石个人居中协调指挥，而前往上海作战的部队，根本不能有准确的事前规划与掌握，各路诸侯是在讨价还价之后，自己要保留实力之后，才派出部队投入战场，运输工具落伍与不足，因此蒋介石经常处在无法掌控部队应战的状况。许多的军队不能适应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作战，对于日本的海空军，以及坦克、重炮与毒气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攻击，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
华军长期作战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接战之后，部队出现人员的死伤与装备的损坏，就无法迅速的得到补充而恢复战力，因为中国没有完整与统一的后勤系统，更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军人，征兵制才在试办阶段，因此勉强由各地强征而来的补充兵员，根本就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各军的武器系统又分为十几种，要补充的武器不是缺货，就是补充上了，部队还不一定会用。
而日军最大的优点就是完备的兵力补充系统，以及高效率的后勤支持系统，作战部队本身就有后备兵的建制，而受过军事训练的后备军人，更是很容易的在部队中发挥战力，因此中日两军在接战之后，第二回合整补之后再战，中国部队的战力会大幅的减少，但是日军仍然可以保持相当的水准。
而日军虽然最后取得淞沪会战的胜利，但是日军一直迟了两个月以后，才真正掌握到蒋介石华东决战的作战意图，因此，日本在逐次增兵的状况下，无法速战速决的在上海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假如日军能够早些在上海一次地集结重兵，同时在开战的时候，就以重兵指向太仓以西的战略据点登陆，然后大胆的深入，直接切断华军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华军在上海早就被日军所包围，会更早失去缠斗的力量。同时日军也不应过于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华军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反而应该设法进行机动迂回的攻击，才能增加获胜的机会。
日军能够将第十军用在金山卫的登陆作战，可以算是作战的杰作，这样从华军阵地的后方，进行大迂回包围的作战，是瓦解华军在上海作战的高招，造成华军出现失控性的退出战场，装备与人员的损失，更是非常的巨大，不过日军竟然无法包抄与围歼到中国的主力部队，这也显示出，日军作战规划上的疏失。
日军在上海浴血缠斗三个月，才勉强攻下华军的阵地，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产生刮目相看的态度，而日军久战未胜，日本的民心士气，则出现了怀疑与困惑，日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与中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将面临其战略最大的致命弱点，日本缺乏战争与民生的资源，根本经不起长期的消耗，一旦日本无法在中国战场上达成速战速决，那么日本面临最后的溃败，也就成为无法避免的命运了。
而松沪会战改变了中日作战发展的态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日军拥有优势与攻势，却无法决定战略发展的方向与决战的地点。此外这场血战真正的打出中国人民的信心与热情，推翻了国际社会公认的「日本三月亡华」看法，虽然无法「感动」国际社会对日立刻进行制裁，却也让国际社会开始更为同情与支持中国的抗日作战。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只要中国不屈服，中日两军的东线作战绝对是不可能避免的，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日本陷入被动。虽然日军并没有沿平汉线长趋武汉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却不可不防这步，蒋介石主动改变东线成为主力战场，有着后勤与指挥的实际需要，因为华军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当时的陆路运输能力，在日军空军压力下，无法支持大军的北部作战，但是若在上海作战，不但地理较近而且长江即是运输的动脉，而上海作战，是蒋介石的地盘所在，就近指挥，灵活方便，因为在华北战线就会出现严重的鞭长莫及的指挥脱线问题，石家庄行营就是在各军不听指挥的情形下，在混战中沦陷的。
当时国民政府发表的撤退声明，可以说是对于这场会战的过程与意义，做出最好的历史见证与结论：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蒋介石与全体军民的共同结论是，虽然上海作战失败了，但是中国决心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22。7 参考资料
蒋纬国编「抗战御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王辅「日军侵华战争」，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附注：
＇1＇ 这场会战的规模，可以说是自一次大战德、法之凡尔登会战（the battle of Verdun，1916）以来，世界所发生之最惨烈的一场恶战。
＇2＇ 总队编制的兵力接近一个军，由於上海财政的经费充裕，以及规避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允许税警团总队拥有德式正规军的装备，黄杰任总队长。
第二十三章、阴错阳差的南京保卫战
日军攻占了南京，并且以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法来对付中国的军民，但这种历史上空前的暴行，不仅无法屈服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为激起整个中国民族的悲愤。中国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国人即使真正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流光最后一滴鲜血，也绝对不会对日本侵略者屈服与投降。对于蒋介石而言，抗日的战略已非常的明显，中国可以丢掉首都，但是中国不会停止抗日，中国将继续引诱日军深入其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即使这代表着更多的中国军民要牺牲，更多的领土遭到摧残与占领，但是中国决心抗日到底。
在淞沪会战尚未完全结束之时，有关是否要进行南京攻防战，就已分别在中日双方统帅部之内，掀起了重大争论的“意见战争”。日本大本营方面是考虑是否有必要进攻南京，中国军委会方面则是考虑是否有必要防御南京。这种奇怪的争论，看起来是有些荒谬，因为中日两国既已全面交战，日本理所当然要攻下中国的首都南京，以达到政治与战略上“屈服”中国的目标。而中国当然要防卫自己的首都，以掌握本国政治与战略的中心，指挥全国继续的对抗日本。但是，当时之交战双方，却有着非常特别的状况，造成日本犹疑着是否要进攻南京，而中国则是考虑是否要防卫南京。
在法理的形式而言，中日双方尚未经过正式宣战的法定程序，日本当时对中国用兵的最高战略目标，是希望保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尽量以局部性的“事变”方式，采取分割的原则，来处理与中国的各种战争冲突，日本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以免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日本想要的是逐步蚕食中国。
七七事变之后所引发的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其实都已超过日本的预期了。所谓日本可以在“三个月”内亡华的构想，并非日本军部单纯、轻率与狂妄的设想，而是有着相当科学、实际数据支持的估计。在卢沟桥事变扩大，日本决定派兵进攻中国之时，日政府并无完全占领中国的策略。日本确信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作战的失利后，就会向日本屈服，接受让日本控制华北与内蒙古的条件。同时日本可以进一步操纵中国的市场与资源，以支持与配合日本准备与苏联和美国之“终极作战”。
23。1 日军为应否进攻南京而激烈争论
日本与中国进行的全面作战，主因只是由于日本政府对七七事变处理失控，将局部战事演变成为全面大战，使他觉得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在华北给予中国重击，然后迫使中国让步，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的掌控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地区，而不是日本预先设计与谋划的结果。
日本没想到因为海军在上海的介入，给了蒋介石一个借势转换决战地点的机会，因而引爆了八一三上海事变。日本军部基于国家颜面以及军方的形象，不肯也不愿在上海这个国际都会作出任何让步，因此才在上海与中国开辟第二战场。日本原先在上海的作战目标，也不过想要在上海痛击中国军队，攻战中国的金融、工业与经贸中心，造成对长江三角洲精华地区，以及首都南京安全的威胁，以增加其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的筹码而已，因此日本的战略规划，还是进行华北决战。日本当然知道中国的持久作战战略，是企图“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所以日本政府与军部中，有不少负责的官员，包括首相近卫，外相广田，大本营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都认为对华的战争，必须要能够适可而止，之要能够在局部的冲突上取得胜利，并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日军就没有必要继续在中国深入的作战，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同时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到对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最后决战。所以在淞沪会战中，日本大本营早就划下日军在上海作战范围的“制令线”，所有部队不得越过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作战，日本大本营就是担心日军会在中国的战场上，越陷越深。
因此日本政府认为，他已占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平与天津，以及控制了山西的战略高原与黄河以北地区，加上在淞沪会战中，几乎击溃了中国的主力作战部队（特别是蒋介石培训之德式装备的中央军），因此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曾考虑，是否无需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进一步地对中国首都南京发动攻击；中国在遭到如此重大的作战损失之后，“应该”会接受日本的和谈要求。而日本若是进一步进攻中国首都南京，将会使得中国政府陷入决心抗战到底的心理反弹之中。而日本大本营也同时认为，在华北作战与松沪会战中，日军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了在日俄战争中伤亡的总数，日本人民开始会对战争感到恐惧与厌倦。同时日本政府也根据情报判断，蒋介石正与苏进行军事联系，苏联有可能会投入战场，以对日军造成背后的攻击。所以日军最好能够及时见好就收，集中足够的实力，来防范苏联的偷袭。何况日本一直认为能以分期的方式，蚕食中国，比较有利。
当时，苏联是唯一以武器公开支持中国作战的国家（当然还是要中国出钱买），而苏联准备随时对日本作战的传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