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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蒋介石一贯的主张是，只有先统一内部，才能完成建设与发展，这样才有能力与帝国主义力量争取中国应有的权利。蒋以及绝大多数的国民政府领袖们，虽然都多少的了解到东北局势已经出现危机，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连日本政府与军部，也无法控制住关东军的独断行动，斯大林更是顺水推舟的故意放任局势发展，因此国民政府对与东北所面临的危机，除了再三的交待张学良不抵抗之外，并无进一步的准备与对策。
事实上，当时的蒋介石，甚至没有把握能否解决关内分裂（中共与广州）的危机，哪里还能有力量去对付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与挑衅。基本上，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至少当时的日本政府方面，还没有立刻要以武力公然的侵略中国的东北的准备，同时日本军部也一直担心苏联从背后突袭，因而不在中国东北采取公然的军事行动。所谓不抵抗政策，原是针对杜绝关东军的挑衅借口而发的（并非当日本真正武力侵略东北时，仍不予以抵抗）。
回顾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中国局势，刚刚结束民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内战之后，张学良的“奉系”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内部，仅次于宁系（蒋介石）的军政势力，于是造成粤系极大的不满与反弹。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
在面临这种内战不息，与内斗不断的情形下，南京的国民政府可以说是分身乏术，只能疲于应付各方的挑战，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实际上只是地方型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单独面对国际强权的侵略。在这种的危机之下，经过紧急的商讨对策，南京政府只有决定不对日宣战，而采取一面进行对日的交涉，一面诉之国联，要求国联能主持国际正义。同时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立刻释放胡汉民，并且要求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会商团结之道，以组成新的政府来共赴国难。
国民政府决定不对日宣战，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无论就军力与总体国力而言，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对手。别说正规的战场作战是必败无疑，就是长期的游击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中国一旦正式的对日宣战，结果必然是战败亡国。何况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和关东军存有立场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够以外交方式与中国政府洽商解决之道，然后可以压制关东军的行动。因此中国与日本原是准备进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变的危机。
但是无论在中国或是日本，都有不少军政领袖，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关东军的强出头的争功表现，而不是政府主导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国能够在交涉的过程中，多让些利益给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终会压制关东军，不至于就此直接占领中国东北。
但是这种想法，很快地就被强大的政治压力所否决了。国内民意强烈的激荡，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任何的妥协与让步，因此”不撤兵、不交涉“成为中国舆论与政界的主流意见，迫使国民政府不敢进行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关东军行动的空前胜利，已逐渐赢得军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持，所以日政府也无法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而放弃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利益。
当时的东北军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国策指示之外，也有着实质生死利害的考虑，因为东北军主力在华北，负责处理中原大战之后的善后工作，当时口服心不服的晋军阎锡山部、山东的韩复渠部都与日本有联系，而剩下的西北军又与东北军有过惨烈战斗的私仇，因此张学良就算想要紧急调兵出关应战，在中央方面是兵饷都无法支持，同时谁也不敢保证，其它在华北不同派系的部队，会不会乘人之危的攻击东北的后路，这就是张学良不能不顾忌的地方。
张学良原先也一样认为，当时日本最终的目的，只是要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指令，何况日本无论如何都要考虑苏联的立场。所以只要部在东北与关东军正式开战，关东军就没有作战的借口，然后经由与日本政府交涉，达成利益的让步，最后关东军还是会退兵的。张学良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既失东北的根据地，前途已经危机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队拼光，那么自己以及东北军系，将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6。2 外交无法挽回东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是确立不宣战的方针（其实也无兵可战），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击，财政部长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进行接触，同时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宋子文与重光葵经过密集谈判之后，已了解日本政府也不赞成关东军的行动，因此决定由中日双方派员组织一个代表团，直接到东北监督停火，然后商议撤军的问题，这个方案已经被日本外相币原重喜郎所接受＇1＇。
但是这时候中国国内的民意已经陷入激动与失控的状态，国人一致认为日本若是不先无条件撤兵，中国根本没有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必要，激动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殴打外加部长王正廷；舆论对于政府的不抵抗与对日本的交涉，都当成汉奸般的严厉批判，造成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几乎为之瘫痪。“不撤军、不交涉”便成为民意强迫政府所接受的政策方针，造成当时政府中没有人敢再谈与日本交涉的事，诉之国联变成当时国民政府唯一能做的选择。
但是当时的国联，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个超国家的维护和平国际组织，但是实际上确在几个国际强权的操控下，只能做些不切实际的表面文章，九月二十一日，中国驻国联的代表施肇基提出中国的紧急控诉，二十二日国联就做出要求中日双方停战撤兵的决议＇2＇，但是日本政府当时根本弄不清楚状况，更控制不了关东军的行动，反正日本政府发表了所谓“不扩大”声明来敷衍国联，因此这个决议根本发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
在日本不但不能控制关东军停战撤兵，反而坐视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状况下，国联在中国的要求下，于九月三十日再度作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兵，但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国需要能够确保日本侨民安全与南满铁路运”的前题，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辨称，中国无力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侨民与铁路的安全，所以日本不但不能撤兵，还要继续增兵以护侨与护路。最后国联看到日本实在是胡作非为、公然破坏和平进行侵略，才在十月十四日三度决议，要求日本撤兵，这时候日本政府只有设法作出缓兵之计，由日本外相币原在十月十九日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则，以解决中国东北的问题。
币原的五原则是：一、中日双方互不侵犯。二、相互尊重对方领土主权完整。三、中国禁止排斥日货。四、中国负责保障日本在华侨民安全。五、中国承认与日本之间的一切条约、义务。表面上看起来这五原则还算合理，但是玄机就在于第五条，日本要想国民政府承认已经被宣告无效之“二十一条”的效益，这是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这时候，国民政府已经陷入重组的过渡状态，没有人能够当家主事，所有的军政负责人，光是要应付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召开，有关宁、沪、粤各派的内部纷争，就已经分身乏术，加上舆论的强烈批评，根本没有人敢去负责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十一月起，激动与绝望的学生不但进行罢课，而且到处冲击国民政府的机关，强占列车开向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与日本宣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高级首长出面对学生解释政府的立场，只得到更为强烈的嘲弄，十二月十五日，全国学生的请愿代表，极度不满党政首长的解释，甚至在南京中央党部，围殴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与教育部长蔡元培。
6。3 政府改组危机扩大
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广州的国民政府终于愿意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团结御辱的会谈，加上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人马，三各派系在上海，各自分别举行国民党四全代表大会，各自选出自己的人马，所有叛党与割据的份子，又通通和稀泥的成为拼凑的“团结”政府，广州放弃国民政府的名号，却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下，继续保持独立状态。而在胡汉民的强烈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的要求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决定辞去本兼各职，而由广州的国民政府入主南京，负起对日交涉的重责大任。
这时候，日本的若规礼次郎内阁，也因为无法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内外危机而下台，而由犬养毅首相接任。犬养是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对于中国的革命以及孙中山的理想，都相当的同情，与广州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更是有着私人的情谊。因此国民政府在孙科主政，以及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的情况下，中日双方进行了私下的“直接交涉”。
当时陈友仁还非常乐观地认为，犬养将会尽力化解日本内部争议，最后还是会以外交协议的方式归还中国东北。但就事实的发展而言，这时候日本朝野都已经改变原先的观点，开始支持“胜利者”关东军的夺取中国东北行动了（要记得日本是一个崇拜唯力的民族，谁的力大谁就有理。）因此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的国会正式通过嘉勉关东军的决议，当天日皇也正式核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绥靖行动”。因此就算是犬养毅真的有心想要约束军方，这时候已经是心余力拙了。而日本的军方怀疑犬养毅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更为排斥中日以外交解决东北的构想＇3＇。
不管家不知家道的艰难，广州派的人马入主南京之后，才发现国库的空虚，与国家的混乱。当时每个割据的派系人马都“高言”抗日，但事实上，每个派系的人马都知道打不过日本，谁若是要当出头鸟，谁就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当时中国财政的困难，更是超过广州派人马想象的程度，他们根本发不出粮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