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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但人们对现象学的兴趣减退了。由于阿尔都塞的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继续流行。而跚跚来迟的弗洛伊德研究则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意识哲学转到无意识现象的研究。那时，人们的哲学兴趣具体体现在６０年代起统治法国思想的“结构主义研究”中。
福柯拒斥先验论、主体的首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从而与各种意识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发生冲突。在６０年代，福柯公开对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各种人道主义和意识哲学表示敌意。这个时期福柯的主要著作有《诊所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
在笛卡尔看来，人类主体能把自身当作自己的客体，这个事实就是确实可靠知识的开端。但对福柯来说，如同对结构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简单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应该抛弃起基础作用的主体，因为笛卡尔哲学强调绝对意识的最高地位，并致命地忽视了结构主义所追求的那个无意识的确定性。因此，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主体哲学成了结构主义攻击的对象。
在１９６６年《词与物》出版后与Ｍ。莎坡萨尔关于自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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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３３
年代以来哲学思想的重要趋向的晤谈中，福柯评论说：“大约在１５年前，人们突然地、明显地失去了理性……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
我们把萨特一代体验为确实是鼓舞人心的和宽宏大量的一代，这一代人具有生活、政治和生存的热情……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别的某物，即另一种热情：对概念和我们所称的“体系”
表示出来的热情……凭着体系，有必要理解关系系统，这些关系独立于由它们联结起来的事物而保持和转换它们自身……一个没有主体的无名体系……‘我’已经被破除了（查看现代文学）。“
D L 福柯紧接着指出，我们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意识，无同一性理论，而非人，来取代神的。
因此，福柯认为萨特哲学犯了最大的错误，萨特犯了把知识建立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之上的最基本过错，而正是这一“我”的破除才使得存在主义站不住脚。
对于福柯的批评，在《答复结构主义》一文中，萨特则认为“福柯给予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一种折衷主义的综合，在其中，罗比—格利里、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被系统地用来证明历史反思的不可能性……这个任务就是提出新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再次能构筑起反对马克思的最新堡垒”
，主体的消失之所以需要，仅仅是为了怀疑历史。
福柯在１９６８年３月《文学半月刊》中答复了萨特的陈述，认为自己的著作的目标就是设法揭示出主宰知识的无意识规则。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立场使得历史反思成为不可能了，而是要摧毁连续性历史的神话。最后，福柯继续否定自己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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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对马克思的资产阶级代表，并注意到在自己先前卷入法共期间，萨特本人也被共产主义者视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
D M萨特和福柯在理论对象这个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萨特认为主要问题是主体性，即人类怎样在不断进行的历史总体化中确认并实现他们的自由，关注抵抗统治压迫的种种条件。但福柯却选择客观性作为研究领域，排除了个体的自我意识成为知识对象的可能性。抵抗和与之相关的主体性方式并非严重问题，因为对统治的反抗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
其实，他们两人间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他们对待人道主义哲学的不同态度，萨特捍卫人道主义，而福柯拒斥人道主义。
福柯宣称说，人道主义“妄求解决自己不能提出的问题”
，幸福、艺术创造、实在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
福柯认为，正是人心才是抽象的，正是我们的研究才想把人与人的科学、人的发明、人的具体世界连结起来DN。尽管存在以上纷争，但萨特和福柯都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质疑了作为实在之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的笛卡尔理性主体概念。
福柯在与劳来特会谈时概括地说，现象学受到三方面的批评OE。结构主义取代现象学，并与马克思主义联姻。后期梅洛—庞蒂在有些讲演中开始谈论法国人感到陌生的Ｆ。索绪尔，语言问题提出来了。因此，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不能说明由语言学类型的结构所产生的意义结果，在这种说明中，现象学含义上的主体并不传达意义。
第二个方面来自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因为无意识并不能在任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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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３
象学讨论中得到反映，当语言问题开始提出来时，拉康评论说：无论你做什么，无意识从未被归结为现象学主体所敏感的那个意义授予的结果。实际上，拉康提的问题完全与语言学问题相对应。由此，现象学主体再次受到质疑。对现象学进行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来自尼采的影响。现象学的、超历史的主体能说明理性的历史吗？尼采对此持否定态度。
《议所的诞生》与《癫狂与非理性》之间的差别有：首先，前者关于肉体疾病的概念史，后者则是精神疾病的历史。其次，前者的范围较后者狭窄，只是颇为简洁地论及了与１９世纪相比照的古典疾病观，主要集中于《癫狂与非理性》中一般拘禁体系的崩溃以及癫狂之人、犯人和病人的开始隔离的历史时期，亦即解剖—诊所医学取代古老的分类医学的那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忽视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情况。
最后，前者比后者更加雄心勃勃，在后者福柯设法改变传统的癫狂知觉，但并不改变我们思考过去的传统方法，而前者凭着把空间概念引入有关过去的时间知觉中，创造了一种复杂的四维历史。
《诊所的诞生》反对医学史中的通常假定，即强调观察只是肇始于诊所的诞生。在福柯看来，诊所并不代表观察的发现，而是代表由“种类医学”所支持的、并在１８世纪未经历剧烈变化的那个特殊观察方式。这个变化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症状与疾病之间的假想关系的变化，即视见和描述与在病人身上找出疾病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疾病仅仅是其症状的名字，在明显的症状以外不再有任何本质。二是病症研究与尸体解剖之间的密切整合，以及解剖的对象由尸体的器官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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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尸体的组织，医学训练有素的“凝视”
，作为所有医学知识的来源，把症状转变成符号，以对应于尸体解剖中发现的一切。
不同于“种类医学”
，作为诊所医学第一阶段的“症状医学”把疾病看成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不变实体，其基本知觉编码是符号之语言学结构和个案的统计学结构。但是“症状医学”并不持久，它很快转变成另一种新的医学知识，即“组织医学”或“解剖—诊所医学”了。通过一系列变换，触摸成了主要的知觉形式，医学凝视也从躯体的表面深入到躯体之不可见的、沉寂的内部。于是，Ｆ。比夏（Ｂｉｃｈａｔ）的病理解剖学时代降临了。福柯据此逆转了传统的医学阐释。依照传统说法，正是理性战胜宗教才产生了验尸实践、诊所的确立和现代经验医学的诞生。但是，福柯坚持认为，１８世纪期间宗教并没有阻拦尸检实践，尸体研究是件普通的事，认为现代解剖学是新的医学知识的结果，而非原因。
从福柯自己的观点来衡量，《诊所的诞生》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它不能把诊所知识与其相关的非话语结构之间的关系贯彻到底，即使这些关系得到了讨论，福柯也不能清楚地说明话语因素与非话语因素是如何相关的。二是虽然它为康吉汉的概念史的哲学讨论提供了历史背景，但由于它局限于概念史，于是不能展开医学话语与其他话语体系之间的关连。
不少批评家认为《诊所的诞生》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于是在１９７２年修订本中，福柯删除了某些结构主义术语，用“话语”取代了“语言”
，把“所指的结构分析”变成了一种话语分析。而话语的原子是陈述，陈述与所陈述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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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３
系，并非能指与所指、句子与其意义、命题与其指称物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那时，“结构”和“能指”之类用语足以使一个人打上“结构主义者”的印记。
于是，福柯千方百计地、小心谨慎地排除和避免使用这些术语。
《诊所的诞生》不仅为许多有关医学史的论文所引用，而且还是非医学读者感兴趣的，因为它不仅赋予医学在社会和人文科学中的基础作用，而且还规定了新医学和当代浪漫运动对视个性与死亡为一体的观念艺术所具有的重要性。
我们只有把死亡当成医学经验的先验体现时，才能废除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律法（禁止把科学话语应用到个体上面）。
西方人在自己眼里就能把自身构成为科学对象，于是从非理性的体验中产生了心理学，从死亡之整合进医学思想中诞生了作为个体之科学的医学。一般讲，现代文化中的个体性体验与死亡体验密切联系：从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到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再到弗洛伊德的人，无不如此。因此，医学显现为所有人的科学的基础科学。由于医学关注人之成为实证知识的客体和主体，因此，这不仅使得医学获得了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重要性，而且还蕴含了“限定性”
结构的变化。
对古典思想来说，限定性内容仅仅是无限性的否定，但对１８世纪末的思想来说，人类学结构既发挥着界线的批判作用，又发挥着源始之基础作用。
这一变化成了实证医学的哲学条件。
于是，《诊所的诞生》简单涉及了《词与物》的重要内容。
那本使福柯一举成为畅销书作者的扛鼎之作《词与物》初版于１９６６年，四个月内销出二万册。迄今已印刷十多万册，这是少有的事情。该书的出版引起广泛注意，并被译成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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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利文（１９６７）
、西班牙文、葡萄牙文（１９６８）
、英文（１９７０）
、德文（１９７１）
、荷兰文（１９７３）等多种文字。在译成英文时，书名由《词与物》改为《物之序》。
《世界报》、《费加罗报》、《文学半月刊》等都高度评价了这部书，德勒泽也在１９６６年６月的《新观察》上撰文，认为“这是一部有关新思想的伟大作品”。而萨特则认为，这部书并不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而是地质学。该书有关经济学、语言学和生物学等人文科学起源的历史，并因其宣称“人之死”和“人道主义的终结”而闻名于世。当他发出“人之死”这个呼声时，他无疑把萨特包括进他所蔑视的人道主义者中了。
有人因该书而把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和福柯称为结构主义运动的“四大金刚”。笔者以为这一称呼是不恰当的。
为了答复别人对他的方法的众多询问，反思《癫狂与非理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