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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至于从整体来说，则一般自尊心是相当稳定的一个特征，它的降低可能产生长期性后果，在交际和人际关系方面造成一系列困难。
如前所述，自卑感、对自己的否定态度同背离公认规范的异常行为有密切联系，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心理原因之一。
卡普兰将少年从十二岁开始的长期自尊心变化情况同他们是否参与异常行为进行比较，发现绝大多数少年的正面自我评价压倒反面评价，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趋势更为加强，而自我批评即不满意自己则有助于克服已发现的缺点，从而提高自尊心。但是有些少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总是感到自己是失败者。他们的反面自我知觉有三个来源：一、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好的个人素质，或者不能做出有个人价值的作为，或者反之，认为自己具有不良的品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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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常常做出不良行为。
二、他们认为与他们有关的人不是肯定地对待他们，或者对他们采取否定态度。
三、他们不善于有效地利用自我防御机制来消除或缓和主观经验前两项要素的后果。
这样的人对自尊心的要求特别强烈，由于这种要求没有以被社会接受的方式得到满足，他们就转而采取异常的行为方式。卡普兰比较了一些十二岁少年对自己采取自暴自弃态度的程度与他们后来参与的二十八种不同形式的异常行为。
其中二十六种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统计学意义：自卑心低、中、高的学生中（第一次测验）
，一年或更长时间以后承认有过小偷小摸的分别占８％、１％和１４％，被学校开除的分别占５％、７％和９％，想过自杀或威胁要自杀的分别占９％、１４％和２３％，大发脾气并损坏东西的分别占２１％、２７％和３１％。
问题当然不仅在于个体素质。感到自己不符合对他提出的要求会促使这种少年产生联想，将令人不愉快的、使他苦恼的感受与提出这些要求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因此，想要符合集体和社会期望的愿望减弱，而违背这种期望的愿望却增强了。因此，这种少年所听命的群体的定势以及他自己的行为都变得越来越违反规范，对异常群体的从属性使他有了新的自我肯定方式，使他能不是靠社会积极特征和行动（他在这方面已经失败）
，而是靠社会消极特征和行动来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自我”。
昔日的短处在他的意识中变成了长处，结果自尊心水平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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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避免感到自己价值不完全的最好方式，更不是唯一的方式。
罪犯的“高度自尊心”
多半是成问题的，其中有许多假装的、示威性的东西。在内心深处他依然不能不以全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此外，自尊心的各种补偿机制和“自我形象”一样是多方面的，大部分是某一“自我性”位格所特有的。例如，怀疑自己的勇气可能促使少年开始抽烟或喝酒，这会提高他对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是“好样的小伙子”
，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扩大到他的自我评价的其它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系列教育心理学问题交织在一起。
教师和家长常常不惜任何代价把孩子的自尊心“禁锢”
在学习成绩上，而不注意他在其它活动方面的成就。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使他的生活目标和他的自我意识带上了危险的片面性，当学习上受到挫折时这便可能变成长期的个人价值不完全感，潜在地孕育着变态心理。在对所谓难教育的少年做教育工作时，考虑到自尊心因素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个、研究得少得多的内心动机是，对“自我形象”
的恒定性、稳定性的需要。前面已经证明，不同人的个人面貌的实际恒定程度不同，他们关于自己的可变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有些人乐意承认自己的可变性。罗曼。罗兰在回忆录中写道：“四十年后你再翻一翻自己青年时代的内心‘日记’，你常常会感到惊奇：你在那里发现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存在几乎已被你忘却。他似乎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在自己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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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孩子，他挂着我的名字，并且象——不，他不象我（我在他身上认不出自己来！）
，而象我认识的另外一个人……他是谁呢？“
①
另一些人则宁愿夸大、而不是缩小自己面貌的恒定性。
百分之五十六的１３岁—１７岁少年在描述他们现在的“自我”
及他们三、五年前的面貌时，实际上描绘出了同样的形象；只有四分之一被询问者承认自己身上的实质性变化②。个人恒定感也是多数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典型特点。
甚至最多变的、不可预测的人也宁愿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贯的③。
人们对符合他们“自我形象”
的关于自己的信息要比不符合“自我形象”
的信息容易接受得多，也记得更牢。
而承认自己的可变性的人与看不出自己有多大变化的人相比，其社会适应性更差，更容易紧张，而且无论青少年还是成年人，都是这样。
关于反思的“自我”究竟是稳态的抑或是可塑的之争往往是以偷换概念为基础的。部分的自我评价，局部的、专业上的“自我形象”确实是十分易变的。但是它们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构成个人核心的“自我观念”的总的变化。
“自我形象”中的情境性变化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在关于自己的信息同主体自己的看法不一致时，这种信息只有在主体无法
①罗曼。罗兰：《回忆录》，莫斯科，１９６，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②汉德尔，Ａ。
：《少年的自我变化意识》，载《青少年杂志》（英文版）
，１９８０年第９卷第６期，第５０７—５１９页。
③安德伍德，Ｄ。
和穆尔，Ｂ。
Ｓ。
：《行为恒定性的根源》，载《个人与社会心理学杂志》（英文版）
，１９８１年第４０卷第４期，第７８０—７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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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倒或无视时，才被注意和认真考虑。虽然对自我观念稳态化的年龄期的问题还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是，成年人（从二十五岁起）的“自我形象”有较高的恒定性，直到暮年也很少变化。同时，一个人的自我评价和关系亲密者（例如配偶）对他的评价常常是相似的。
自尊和“自我”一贯性的动机大部分是吻合的。但是如何解释个人顽固地坚持反面“自我形象”
，拒绝听取对自己的正面判断的现象呢？这和“自我”极限化的理论相矛盾，因而给认知一贯性理论提供了证据，根据这种理论，支持现有的自我观念对于个人来说要比个人的经常再评价更为重要。
但是，据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其它情况下，将认知因素和动机因素对立起来都是不合理的。
自卑的人比相信自己优点的人更重视正面反应，更容易因为反面反应而沮丧。但他宁愿少相信正面评价。而且，奇怪的是，自暴自弃常常是支持自尊心的一种手段。
一方面，主体拒绝根据部分的正面信息来重新审查一般自尊心，似乎是想以此证明自己的诚实（虽然别人赞扬我，但我知道不敢当）。另一方面，保持反面的“自我形象”也可以使他在同现实的冲突中避免承当新的检验和考验。因此，个体个人特征（斗争精神、克服困难的勇气，或者相反，逃避、畏缩的倾向）依然是同社会心理特征（自尊心的价值标准）交织在一起的。
总之，个体应该接受和尊重自己。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无论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棘手的人。但是，棘手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自尊心不强和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相信自己和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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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满足和自满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并不总是清楚的。
难怪对于有创造才华的人来说自我评价问题特别尖锐。
创造如果没有自信心和自主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借用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化说法来说，“探索未知”
即紧张和执着的探索，也可能伴随有巨大而痛苦的“现有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的断裂。在富有创造性的人们身上，特别是容易受到伤害、情绪迅速变化、对自己不满足的富有艺术创造性的人们身上，摇摆性与独创性往往会结合在一起。的确，与不能参与积极活动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暴自弃不同，富有创造性的个人总是努力不断自我完善和开辟新的领域。但是浮士德的两个灵魂毕竟不可能和谐地共存，因此，他的自我意识是矛盾的。在使人情绪高昂的创造兴奋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蹶不振：但又是意志衰退和情绪低落，思想颓废和紊乱。
这种杂乱无章多么经常地在神志清醒后出现！
①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面临这种大起大落时控制住自己。许多伟大的诗人和画家——佩脱拉克、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洛克、福楼拜、舒曼、霍夫曼、卡夫卡和福楼拜尔等等，向我们揭示了人的心灵深处，但他们自己的心灵并不健康。
“我们尽情欣赏奇妙的音乐、美丽的图画和世界上一切优美的东西，但我们不知道，创作者为此付出了多大代
①歌德：《浮士德》，莫斯科，１９５３，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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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失眠、哭泣、歇斯底里的大笑、神经的激烈波动，气喘、癫狂、极端的忧愁苦恼，这比什么都糟糕……“
①普鲁斯特这样写道。
当然，在伟大的艺术家中有各种心理气质的人，不应该把天才和病态等同起来。但也不值得为自己的平庸的现实主义、随遇而安以及掩盖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心理稳健性而骄傲。情感上“接受”还是“不接受”自己，可能取决于正面感受和反面感受总的平衡，取决于倾向自责还是他责的反应，等等。个人自尊却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受到尊重的道义权利？”这个问题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及其标准的明确观念。
心理反思上升为道德反思，在这种反思中，经验现实与理想、义务相对照，没有任何可以缓和事态的折扣。
①普鲁斯特，Ｍ。
：《盖尔芒特之家》，莫斯科，１９８０，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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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自由与责任
道德“自我”的产生
从自己的道路绝不退缩，绝不让步，我行我素。
掌握好自己的命运，经得起一切的命运，让人们的心灵不再痛苦。
特瓦尔多夫斯基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尽管有多种多样的成分，但它们一般总是围绕着“好坏”这个轴心组合在一起，而站在这一轴心背后的则是善恶道德抉择。个人的道德自我调节系统即个人的道德“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