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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带来失望和精神创伤。对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和苏联劳动青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经历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调查表明，需求水平越高，未实现的生活计划也就越多。对于“如果你们第二次选择职业，你们将会选择同一职业还是另一种职业？”
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即认为原先的选择是正确的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占６１。
４％，在波兰占４５。
９％，在匈牙利占４２。
４％，在苏联占３９。
２％，在保加利亚占３５。
２％①。
在对苏联大学生的调查中，对“如果你们再次选择专业，你们会重复自己的选择吗？”
这个问题，至少有三分之一被问到的学生（共调查了列宁格勒的四所高等院校和俄罗斯联邦的九所高等院校）作出了否定的或模棱两可的回答。而且大学生越到高年级，不满意已定专业的人数也越有增无减②。
这种不满足可能有各种原因：教学水平低，未来的专业暴露出从前没有觉察到的不利方面。这对许多人来说不过是发展的转折点：实际工作一开始，疑虑就会消除。不过到那
①参见：《劳动青年：取向和生活道路》（国际比较社会学调查实验）
，布达佩斯，１９８０，第４３８、４３９页。
②参见利索夫斯基，Ｂ。
Ｔ。
和德米特里耶夫，Ａ。
Ｂ。
：《大学生的人格》，列宁格勒，１９７４，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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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轻的专家还会碰到新的困难：有的不能胜任所担负的职务，有的却相反，职务上的要求大大低于他的潜力和学历。
个人的生活道路是多色彩的。人在青年时总觉得他好象在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不过他的选择还受到诸如以前受过的教育、现实环境以及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是，正象舒布金正确指出的那样，除了我们为自己选择的那些道路外，还有一些对我们进行选择的道路。
舒布金把１９６８年的一批十年级学生的生活计划同他们八年后的生活状况加以比较后得出如下结论：每一部分人（考入各种大学的或参加各种工作的）都形成了各有特点的观点，各为自己当前的实际社会地位辩解并把它抬高。那些没有考上大学并已就业的人，对现在的处境的满意程度，比起那些顺利地读完大学的人非但不在其下，甚至更高。为什么？或许卓有成效地从事较简单的劳动，比平平庸庸地从事复杂劳动会给人以更大的精神上的满足吧？或者是早就业的人赚钱多并觉得自己已经成熟，而一个大学生或初出茅庐的工程师还不晓得自己将来会怎么样吧？也许是那些没有实现自己最初理想的人干脆降低了追求水平，不是从自己劳动的实质，而是从另外的什么方面，比如从物质优裕、家庭生活或者与职业无关的精神情趣中寻到了生活满足吧？
人的生活是多侧面的，对人来说不同的活动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有人把职业劳动，有人把家庭，有人把社会政治活动，还有的人把业余爱好，当作自我实现的主要领域。尽管活动动机、目的和种类有着等级差别，但这种等级并非总是可以如实地被认识到。
“即使一个人已经有了明确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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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路线，这条路线也不会始终是唯一的。为选定的目标和理想服务完全不排除也不会抵销人的其它生活关系，而其它生活关系本身也可以形成生活意义动机。
打个比方来说，个人的动机领域永远是群峰林立的……“
①
对列宁格勒各个设计部门的１１００名工程师（平均年龄３５岁）进行的一次社会学调查表明，其中约３０％的人以职业活动作为自我实现的主要领域；业余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第二位的，不过，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找到点事做的”。那些从业余生活中获取主要满足的人和认为“下班后生活才开始”的人则恰好是另一个极端（这种人占１６％）。
最佳方案是人们在劳动和业余生活中都得到深刻的满足，这种方案占抽样的３０％。还有一部分受访者，主要是女性，在劳动和业余生活中都不得其所，都感到不如意②。
调查中发现，个人职业表现与业余兴趣和行为的特征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不得已而当上工程师”的人，不仅业务素质很差，而且在业余活动领域也是见异思迁，朝三暮四。
“照章行事的工作人员”虽然劳绩卓越，但缺少业务主动性，工作所遵循的原则是“该干就干”
，他们在业余活动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自我”的表现能力却很低。相反，“自我设计型
①列昂季耶夫，Ａ。
Ｈ。
：《活动、意识、个人》，莫斯科，１９７５，第２２１—２２页（参见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０，第１６６页）。
②参见：《工程师的社会心理学肖像》（根据对列宁格勒设计部门工程师的调查资料）
，莫斯科，１９７，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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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一身兼有高度的业务素质与劳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鲜明定势，而且在业余生活中也表现积极主动。他们的业余生活特点与其说是多样化，不如说是兴趣专一。
克服上述不协调现象的前提是，创造一种社会条件，从而保证人人作为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多种多样的活动的主体能够得到同等的机会满足需要和发挥才能。但个体差异并不因此而消失。而主观对活动种类等级如何划分以及在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的成效如何，也决定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穆兹德巴耶夫①研究了人数众多的几组工人关于人生意义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之后认定，我国不满意自己生活的总人数不超过２０％。
检验满意与否的主要标准是劳动生活和家庭生活如何。但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两者的对比关系也不同。
对自己生活意义最不满意的是２５岁以下的人，这显然是与进入成年和走上独立生活所带来的困难有关。
２５岁至３０岁，这种困难得到克服，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最有意义、最充实。
３０岁以后出现新的矛盾：最初获得的生活成就和抱负已经是明日黄花，劳动和生活变得平淡无奇，结果使得生活意义感和充实感再度下降。
５０岁以后，已经积累的经验允许较现实地评价期望和成就的对比关系，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
①参见穆兹德巴耶夫，Ｋ。
：《作为个人需要的人生意义》，载《集体关系系统中的个人》（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２２日在库尔斯克市举行的全苏学术会议报告提要汇编）
，莫斯科，１９８０，第１６４—１６５页；同上作者：《生活满足、幸福感、个人生活意义的体验》（经验研究资料摘录〉，载《进入八十年代的苏联工人阶级》，莫斯科，１９８１，第１８１—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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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道路进行某种总结，这时人会重新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是有意义的，生活是顺遂的。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起落后面都有着无数的个体变异和社会变异。
国外的心理学文献对所谓“中年危机”
有大量的载述，并习惯地把它划在４０岁至５０岁这个年龄期。这个问题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中年”之于许多男女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年龄期”。当代人可把青春感保持得很久，但到了４０岁上下便日益感到有许多事自己已经“不能做”或“想要着手做也迟了”。
这倒不是因为自感体力不济的缘故。
大多数人年近４５岁时，在技艺方面和供职方面都已达到以至越过了高峰（只有政治职务晋升和学术晋升例外）。
身有一技之长带来了社会的承认和精通本行的乐趣，但同时也使劳动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成规化，伴随而来的则是对工作的心灰意懒，对自己能力的失望。家庭里也呈现出种种成规化的过程：夫妻问的爱情失去昔日的狂热，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变得冷淡了；本来起着巩固家庭作用的孩子已长大成人，他们宁愿过独立生活，而家庭以外的交往圈年复一年地缩小，更何况这种交往活动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单调乏味。如果说在青年期和成年早期，自我知觉的主要参数是所谓“现在的未来”
（生活在今天，但不是为了今天，而是为了今天所预见到的、所创造着的明天）
，那么到了“中年”时现时便逐渐变成目的本身。时间远景的缩短往往转变为冷漠、消沉和对新事物的惧怕。
有些人试图恢复过去有过的自由散漫生活，甩掉已承担的义务的包袱，挽回已逝的青春。还有一种“永远年轻的人”
，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进入成年。影片《似梦非梦》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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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展现的就是一个这种类型男人的形象。常在的青春看来很美好，但它象久驻的春天一样，注定永远华而不实，而这必将成为主体本身及其周围人的沉重包袱。利用想象中的翅膀只能在梦中飞翔。试图恢复自己青年时代的生活方式以克服停滞感的做法，只能表明个人缺少创造能力。要想放下肩上昔日生活的重担，就不应向后看，而必须向前看——瞻望未知境界，对自己以及他人承担新的责任。
尽管生活危机以及度过这些危机的方式因人而异，但不可脱离社会背景来探讨它们，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背景的制约。如果一个４０岁至４５岁的美国工人就已经被认为没有发展前途，从而生活在被解雇和失业的威胁之下，那么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显露出同年龄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甚至想象不到的焦虑情调又有什么奇怪呢？此外，还存在着更细微的社会职业因素。一个青年工人或大学生会钦佩和羡慕一个１５岁—１６岁的女子艺术体操世界冠军的成就。但他本人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充满欢乐的上升道路，而体育明星的职业年龄老化得较早，不得不在以后为自己另辟蹊径，而且在新的活动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能与当年取得的成就匹敌者极为罕见。如何帮助这些人在青春期预防“明星病”
，而在此后防止“好景已去”的感觉，这是体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个课题。
成年这个概念，如果抛开它形式上的年龄限定，则一方面表示适应，即青年期极端主义的摆脱和对生活的适应，另一方面也表示创造性活动即自我实现。但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些品质，却因人而异。法国心理学家查佐分析了人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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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由青年过渡到成年的用语之后发现，在这方面存在两极。
对于一些人，成年意味着“自我”的扩大，活动领域的丰富，自制力和责心感水平的提高，简而言之，意味着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