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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
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这种。。。。。。。。
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
①指理论研究得出的正确的结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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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象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也就是不能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原因。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而且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
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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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
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但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如果经常这样,那么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可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不能使人获得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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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
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常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
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同步。。。。。
兵配置在一线,而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又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凡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战斗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结果,或者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两者都是批判时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不必重新确定了。理论上所以作出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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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是容易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而不能有条不紊地和合理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
把握的胜利,如果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是象常见的那。。
样只根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那么,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只要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总是容易的。如果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只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可以随意地这样做了。
但是,象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一个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样,人们不仅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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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一直到目的的必要性没有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即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为止。。。。。。
很明显,在这样的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抛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经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地追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开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所以人们探讨的原因离开事件越远,人们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就越多,并且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找到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因为,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或多或少的其他结果的原因也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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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不得不作出许多假定。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的意图是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以前迫使他决战22。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那么,手段是选得很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由于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和行动。。
坚决时,就退出了战场和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
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可以一直。。。。。。
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23(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的角度进行批判,那么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
因为假如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覆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遭到失败,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24。
但是,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可以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定拿破仑知道奥地利的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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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国的心脏就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了。至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价值,就要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了。因为,如果奥国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