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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启示录的情绪，对未来的转折的期待一直和伟大的期望相联系，俄国人民正如欧洲人民一样，是弥赛亚的人民。 她在自己最优秀的部分中寻找上帝的王国，寻找真理，并且相信：在灾祸、考验和痛苦之后来临的不仅是上帝审判的日子，而且是隆重的上帝正义的日子，这是特殊的俄罗斯的锡利亚主义，它是前基督教的俄罗斯意识。 文化复兴带有狭义的文学的性质，并且是脱离人民运动的，关于我与人民宗教运动的共同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叙述。 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灾难在于，在由整个世纪所准备起来的革命中，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浅薄的思想占了上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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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自我认识
国革命在意识形态上是在虚无主义教育、唯物主义、功利主义、无神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压倒了索洛维约夫。作为俄罗斯历史之特点的分裂，在１９世纪进一步加深的分裂，扩大着上层的浅薄文化层与广大的群体之间、人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深渊，导致了文化复兴在这种公开的深渊中的失败。 革命开始消灭这个文化复兴并迫害文化创造者。 在社会上是进步的俄国革命，在文化上是反动的，它的思想体系在智力上是落后的，在６０年代吸引了部分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现在进入人民之中，在人民中还渗透了浅薄的教育、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崇拜、经济居于精神文化之上。这是适合于人民中愤懑的人的，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俄国的社会重建来说是必然的。 但是，对于文化的创造者，对于从事思想和精神活动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地位成了悲剧性的和难以忍受的。 俄国精神文化活动家中的最著名的人们被强制迁出国外，这部分是对于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们对社会的冷漠态度的惩罚。 他们地位的悲惨还由于世纪初的文化创造者们在国外遇到了由国内战争所引起的非常不利的环境，他们和侨居国外的极反动的派别发生冲突，和不想知道任何２０世纪初宗教思想创造运动的保守—传统的和教权主义的东正教发生了冲突，和渴望夺回失去的特权地位的复辟政治家发生冲突，我在后面的一章中将要写这些。 比所有的事情都令人痛苦和惊讶的是：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并且给了文化与思想的活动家以无法忍受的地位；侨居国外的重要人物们同样憎恨自由，也想消灭它，同样浸透了庸俗思想，同样使精神从属于政治利益，同样不采纳文化复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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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复兴与人们的交往７７１
遗产。这特别表现在宗教领域内。然而２０世纪初创造精神高涨的成果是不可能消灭的，很多东西都保留下来，并将在未来复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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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转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剧。 精神的交往
在欧洲历史上的可怕的和痛苦的日子里，我开始写这一章，只要说这是１９４０年６月就够了，整个世界崩溃了，产生了还不可知的世界。 人们和人民的生活被抛到外面。 这种向外的抛弃首先决定了生活的可怕的艰难和不自由。 现在，这样的问题重又特别尖锐地提到了我的面前：这个堕落的世界，恶永远成为胜利者的世界，把人们引导到无尽的苦难之中去的世界，是第一性的吗？这个现实是真正的吗？这个问题导向折磨我全部生活的宗教主题。 我不认为自己属于传统意义的宗教类型，而是宗教的主题在我的全部生活中占了优势。我的全部生活，从孩童时代起，一直被“该死的问题”所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问题对“俄罗斯的男孩”来说是如此具有代表性，直到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一直还是一个那样的“俄罗斯男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时代，一个真正德国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我说：实质上，你是宗教的人，在你这里有生活意义的辩护的需要，有在永恒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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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剧。 精神的交往９７１
对我来说，特别强有力的感受是，这个强制我们接受的世界不是唯一的现实，还存在另外一个世界——形而上学的现实，我们被神秘的东西所围绕。ＭｙｓｔｅｒｉｕｍＴｒｅｍｅｎｄｕｍ（神秘的惊异）
（Ｒ。Ｏｔｏ语）是我所固有的体验。对于很多的人来说，我们的世界是唯一的现实，而对我来说，它是派生的。 它远离上帝，上帝在中心，一切都像外省一样远离上帝。 如果没有上帝和最高的世界，生活就是平庸的和卑微渺小的。 在那个世界里，深度的变化消失了，真正的悲剧没有了，这可能吸引很多人。 古希腊悲剧的雄伟与庄严决定于在命运面前所提供给人们的神秘，决定于上帝与人的交往。 无论何时我也不可能走内在地根除生活的道路。 我永远力图超越全部内在生活现实，趋向超验的东西。 但是对超验的东西的体验是内在的精神经验，超验的东西并不是权威。 内在的东西和超验的东西的关系是相对的和非寻常的，我完全是从自己的精神道路加以体验的。宗教生活永远是个体的，而个体的宗教生活正在于自己的深化。 还是从孩童时起，已经开始决定了我的宗教型式是精神——内在的和自由的。 内在的精神坦露是第一性的，在精神中出现了基督——神人。 历史呈现的现象仅仅是精神的神秘象征，历史的表象永远局限于人的意识和社会环境的状态。所有外在的、外显的东西仅仅是我的精神、我的精神道路和我的精神斗争的象征。 全部世界的宏大，它对我的压力，仅仅是精神过程的象征，仅仅是外倾化、精神的自我感觉和精神的妊娠。 无论何时我也不能接受外在的、从历史及传统中来的启示。 我能接受宗教史、宗教传统，仅仅是把它作为深刻完善的符号，仅仅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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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自我认识
在我的一生中都没有改变。 无论何时我都不能完全进入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瞬间和某一地点。 我自己的中心和全体的中心在另一种图景中交织在一起，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所有东西，在我看来是另一种生活的象征、符号，是趋向超验的东西的象征、符号。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丧失被称为“现实”的那种感觉和意识，关于这些我能够清晰地讲出来。 我装作处在这个现实的外在的世界、历史、社会之中，尽管自身处于另一种地位，另一种时间和另一种结构之中。 我常常把自己的本质规定为多结构的和多层次的，我已经讲过这个。我可以讲述战争、政治、日常生活，似乎我和很多人一样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原初的，真正的现实。 但实际上我所明彻地讲出的那些都是我所离开的。 任何的坦克与毁灭性的轰炸都不能使我相信这是世界中深度的、原初的和最后的现实。 对我来说，这些只是另外的东西的象征。 我是清醒的，而不是梦幻的，我与现实有联系。 但是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也不是“实证主义者”。实际上，在传统的信教的人们中，我经常发现很强烈的“实证主义”分子。 这种想法归结于我的生活的宗教问题。 写这一章，我比写这本书的所有其他的章都困难。 这一章是最重要的。 必须有很大的诚实和直爽，这种诚实之所以困难，完全不是因为不想成为诚实的人，而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中实际上很难作到诚实。我相信，我所写的这些很多人是不喜欢的，而且还有反对的。 如果认为对于我来说宗教和哲学是等同的话（如同黑格尔一样）
，那就是错误的想法。 悲剧——冲突的因素在我的生活中有过大的意义。 我信奉精神的宗教，我是自由的基督徒，不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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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关系，同时，也不想成为教派分子。
G我没有传统的东正教的童年，我没有被某种天真的正统思想搞得疲惫不堪。在舍列尔①意义上的“天真的”正统思想只存在于那些从童年起就继承了血缘传统的人们中，所有其他的正统思想应该被称作“多愁善感”的。
在我们的家里没有传统的东正教的氛围。
我的父亲是伏尔泰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在他生活的后半期，他感受到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他在自然神论的意义上相信上帝；他景仰耶稣基督，但把基督教只归结为爱与亲近。 他爱读圣经，并在页边上作完全是伏尔泰主义、理性主义精神的评语，他否定地对待教会的教条，在其中看到了对基督学说的曲解。 在晚饭后他喜欢抨击圣经，批评教会，并且嘲笑传统的观点。这引起了我母亲的反对，她说：“亚历山大，你要再这样，我就走了。”我已经说过，我的祖母是个修女，我父亲小时候生活在教会修道士的氛围中，并且大部分年代里被强迫吃素。这引起了他否定性的反应，他在俄罗斯贵族的一种传统即伏尔泰主义—启蒙主义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我的妈妈是半个法国人，按受的教育和气质来说，她与其说是俄国人，不如说是法国人。虽然按其出生来说，是东正教徒，但是她的传统宗教观念则来自信奉天主教的母亲，当时，母亲很不喜欢那种东正
①舍列尔（１８３８—１９０）
，笔名米哈伊洛o W S j V C P k M U N P V K C P K E P N L E h p S W S M夫，俄国作家。 他的长篇小说在１９世纪６０—８０年代风行一时，一度引起轰动，但美学价值不大。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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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自我认识
教和天主教之间有界限的说法，她生气地说，任何界限也没有。她没有一点传统的东正教的东西。在童年时代，我对于东正教会的工作没有什么高兴的和迷人的印象，这种情况在我的全部生活中一直保留着。 我的双亲和基辅总督友好，我在童年也就入了总督的教会，在那里，没有精神——东正教的氛围、而是女皇的、国家的东正教氛围。 对于佩戴着教会按工作职务所发的条子和星章的总督，我所保留的是讨厌的回忆。 在彼切尔斯克，修道院里有着东正教会的环境，但是当外祖母死后离开彼切尔斯克时，我们的家庭便恢复了常态，我们这样的家庭是很少有的。 我真的不喜欢修道士，当我在彼切尔斯克时，体验到忧郁和苦闷，将我和彼切尔斯克联系起来的是类似坟墓的东西。 同样，我何时也不喜欢教会——斯拉夫语言。 从美感上说我甚至比较喜欢教会的拉丁语，很喜欢天主教的工作。 我一生中，每当走进哥特式教堂去作天主教弥撒时，便充满了某种十分遥远的起源于另一种神的化身的奇异感觉。 我经常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神秘的东西。 但是，在我的宗教性的最初形式中，神圣的——弥撒的成分表现得比较弱。我的宗教体验具有另一种特点。 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在武备中学时有一次神学课考试（关于祈祷）
，我得了１分（２０分制）。
神甫万万没有想到，我将是许多关于宗教哲学著作的作者。神学考试得１分，这在武备学校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丑事。对我来说，它却表现了我的特点：任何时候我也不能被动地学习某种东西，不能学习祈祷，无论怎样我也不能把祈祷和我早年对生活和永恒意义的追求联系起来。 我和东正教会的关系一直是痛苦的，一直没有严整性。 我永远保留着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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