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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髟顺侨恕�1904年，官费选派到日本留学，先是在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学铁道工程，后又考入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在反清反袁斗争中都有突出表现。1933年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这一届的典试委员，则有徐谟、周鲠生、柳诒征、张默君、辛树帜等人。徐谟是著名的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外交活动家。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22至1926年间，在南开大学政治系任法学和政治学教授。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在1932至1941年间中国对外关系中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徐谟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1943年，墨尔本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44年11月，徐谟又转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二战临近结束时，徐谟应邀参加制定战后规划。他曾参与起草筹备成立国际法庭的草案。作为联合国宪章起草委员会处理国际纠纷部分的中国代表，徐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6年，徐谟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1956年当选为国际法学会副会长。1956年，在荷兰海牙国际大法官任上去世。周鲠生是现代著名国际法学家，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在英国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在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柳诒征是光绪举人，也是现代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和历史学者，有多种著述行世，尤以《中国文化史》影响为大。张默君则在现代中国有“才女”之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及圣约瑟女书院，毕生致力于女子教育，是著名的教育家。1912年创神州女学校，任校长。1918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遍游欧洲各国，考察欧洲的女子教育，著有《战后之欧洲女子教育》一书。后曾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辛树帜则是现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古农史学家和教育家，先后在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校长。辛氏曾组织一个颇具规模的采集队，进入广东、广西、海南和湘西深山，采集数万动植物标本，分别建立动植物标本室。经国内外专家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有20多种。辛氏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主管图书编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化学命名原则》、《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奠定了现代中国科学译名的基础。
每届考试，除典试委员会外，又成立襄试委员会和监试委员会，亦由各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组成。襄试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典试委员会做好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的临场监考工作，则由监试委员会负责。各委员会委员名单事先绝对保密。考试前半个月，国民政府向各委员致送聘书。国民政府聘书一到，各委员立即到国民政府集中，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各委员宣誓时，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派委员一人监誓。国民政府主席亲自授予各委员梅花章和黄缎绶，以表示对考官的礼遇尊敬。宣誓典礼一结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有关高官欢送各委员进入考试院宁远楼入闱。汪振国回忆说：“入闱仪式很严肃，由考试院正中大门，过‘青天白日’厅，登石级至考试院大礼堂；然后举行茶会，戴传贤（季陶）捧茶祝贺；再经‘天下为公’厅，出厅门即为宁远楼。委员相率登楼后，戴传贤即亲自将楼门加锁，并用盖有考试院大印的红纸封条加封，入闱仪式至此结束。”“从此，这些典试委员、襄试委员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任何公私函电皆禁止投递，形同禁锢。要等到考试完毕，正式发榜之日，才由戴传贤亲自启封开锁，将这些委员迎接出闱，参与发榜仪式。这样的禁闭生活，至少在两个月以上。”＇3＇这些委员们，虽是革命元老、学界巨头、政坛显要，但一旦入闱，便老老实实地接受“囚禁”，吃喝拉撒睡都在宁远楼内，不与外界通任何消息。据说，抗战前的几届考试中，入闱委员因特殊原因出闱者，仅1933年有过一例。这年的典试委员中，有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入闱期间，行政院长汪精卫有一件重大的外交问题，必须由徐谟亲自处理。于是，汪精卫与考试院长戴季陶商量，报请国民政府批准，让徐谟早晨出闱，处理完这一问题后，于下午五时返回入闱。
在考试过程中，命题和阅卷是最关键的两个环节。典试委员入闱后，首先要做的是命题。命题分科进行。每一科目的试题，由典试委员会拟出两套，报送典试委员长。典试委员长在两套中圈定一套，密封后送考试院院长核定。考试院院长核定后再密封送回。试卷的缮印是一个容易泄密的环节。宁远楼内的缮印室紧邻典试委员长办公室。在整个缮印过程中，由典试委员长亲自监督。试卷印好后，分科弥封。在考试开始前，试卷由典试委员长保管。每场考试开始时，将试卷送考场分发。考试开始后，每天的试卷密封送宁远楼，交给典试委员长，典试委员长再分给典试委员评阅。“每一试卷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拟分，再将三个委员所拟定的分数加以平均，即为试卷应得的分数。由于命题以后，每一试题的评分要求，典试委员都经过商讨，因此各个委员的初评分数差距并不大。这与前清科举考试的考官入闱分房抽签阅卷相比，是有所改进，因为一份卷子要经过三个委员评阅，偏颇之弊可以避免，也不会遗漏真才。”＇4＇
高等文官考试采取梯次方式进行，分次淘汰。第一试为甄录式，第二试才是正式。第一试不及格者则被淘汰，及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二试。第一试和第二试都为笔试。第二试及格者，最后还有一次口试。考试科目中虽也有“党义”这种东西，但历史、地理、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等科目，则试题往往十分高明，颇能考出真才实学。参加了1931年第一届“高考”并成为“开科状元”的朱雷章回忆说，这届“中国近代史”试卷中，有一题是“清代经营治理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康藏的经过及其得失”＇5＇，这样的试题就既能考出应考者的书本知识，又能考出其眼光、胸襟。参加1936年第四届“高考”并被录用的汪振国则说：“从历届考试的结果来看，国文、历史试题的应考者，能述古论今，讽议时政得失者，往往得高分，中高科。这是由于命题阅卷委员多是大学名教授，虽无权位，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风气和民生疾苦是十分关心的。他们希望通过考试，不但要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且希望能得器识宏远、直言敢谏之士参与政治，革除弊政，造福民生。因此，对答卷的要求，不仅要就题论题，而且要有议政的勇气，敢于借题发挥，切中时弊。”＇6＇最后一试口试及格者，方被录用，取得“公务员”资格，一般分配到中央和省级各机关部门担任科长一类中级职务。在考试中表现特别出众者，则另当别论。第一届考试开始前，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商定，这届的第一名，将建议政府擢任为监察院监察委员。那时的监察委员，也就30人左右，这政治地位，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常委。朱雷章在这次夺魁后，先是被任命为交通部技术厅总工程师。数月后，经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命朱雷章为监察院监察委员，连续任职16年，并于第二届起，连续担任高等考试监试委员多届。抗战时期，则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党政军工作考核团团员数年。在1936年第四届“高考”中合格的汪振国，本在安徽凤阳师范教书。这年暑假，他路过南京时，看望在考试院工作的同学。这位同学是上届“高考”合格后被分配到考试院的。这位同学告诉汪，本年要举行“高考”，并力劝汪参考。在这位同学的劝说下，汪振国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分发到内政部工作，月俸立即从原来的80元增加到180元。1943年，汪振国从内政部到浙江省当县长，月俸则升到400元。
通过“高考”到各部门任职者，被认为是“正途出身”。他们是享有一些“特权”的。国民党当时官分五等，即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选任官由选举产生，如五院院长、国府委员等，不属于公务员范畴。其余四等为公务员。而考试合格，是荐任官、委任官的首要任职资格。《考试法》和《公务员作用法》并且规定，考试及格的“正途出身”者，只要不触犯法律、不贪污渎职，各部门首长是不得随意调动或免职的。当时许多达官贵人的公子小姐，也纷纷参加“高考”。他们的目的，当然并不是为了考得一官半职，而是为了博得一“正途出身”的美名。例如，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的女儿，便多次参加“高考”，但屡战屡败，终于未能踏上“正途”。
国民党的官僚体制，当然总体上是腐败低效的。在这总体性的腐败低效体制中，“正途出身”的人员，无疑显得很“另类”。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眼光胸襟、他们的道德操守，都与原有人员有明显差距。汪振国说：“通过文官考试，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以及某些省级机关，都有了考试出身的中级官员。他们一般担任科长级以上的职务，对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都起到一定作用。”“考试及格人员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他们一般办事认真，工作质量和效率较高。遇有涉及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案件，能够依法据理力争。”＇7＇汪振国在文章中，说到了自己刚到内政部任职即遇上的一件拆迁纠纷。当时，首都警察厅为扩建办公室，要拆迁几户民房。其时的《土地征用法》规定，对被拆迁者，要给予相应的补偿。但警察厅依仗权势，只答应给予最低的拆迁费，也拒绝为被拆迁者另行安排住房，并声称如不同意拆迁，将依照《违警罚法》处理。这几户居民向内政部提出了诉愿。汪振国提出了严格按照《土地征用法》及其实施细则办事的拟办意见。按照当时的程序，汪振国拟具了处理意见后，要送参事室复核，再送部长批准，才能做出裁决。参事室七名参事，采取合议制。讨论结果是维持警察厅的意见。汪振国决定依法力争，于是再次签注意见。最后，参事室终于采纳了汪振国的意见，使被拆迁的几户居民，得到了合理的补偿。
在国民党的整个官僚体制中，这些“正途出身”的人员既然很“另类”，那就必然会被排斥、歧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取得担任某级官员的资格，这对于任用私人当然是一种阻碍。这种法规自然也首先遭到许多机关部门首长或软或硬的抵制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有规则、暗有潜规则，向来是一种“中国特色”。对分配来的“正途出身”者，只给钱不派活，是一些机关部门的首长对付考试制度的方式之一。工资照发，但不授予实际职务、不赋予切实的权力，这往往让人有苦难言。另一方面，照样任用没有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对有关法规阳奉阴违。后来，则干脆不断修改《公务员任用法》，把官员任职资格扩大，使非“正途出身”者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