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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1931年春夏间开始，到1934年1月初离沪赴江西“苏区”，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瞿秋白积极介入了“左联”的工作，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而“指导”《子夜》的写作，则是瞿秋白介入“左联”的开始。
王观泉在《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中，根据相关资料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两个“假设”。一是1930年9月中共“三中全会”后至翌年1月的“四中全会”前，瞿秋白曾向茅盾谈及“立三路线”，这形成了《子夜》写作提纲中的相关内容。二是瞿秋白读了《子夜》第四章初稿后，对茅盾谈到了“立三路线”对城市工作的危害，并谈到了基层组织对“立三路线”的抵制，这自然也影响了茅盾对相关问题的叙述。据此，王观泉做出这样的判断：“这就证明了未来的《子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上海工人运动，共产党内部路线问题，‘左倾’冒险主义的决策与执行之间的矛盾和抵制，‘小热昏’碰上了‘冰桶’，等等所有这些构成《子夜》宏大气势的政治情节的原则，是瞿秋白向茅盾提供的。”＇2＇这就意味着，在“立意”方面，瞿秋白就对《子夜》有深度影响。不妨说，在一定程度上，瞿秋白假茅盾之手，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其时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观点，表达了其时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茅盾在多处地方谈及了瞿秋白对《子夜》写作的“指导”，其中以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一章所述最详。茅盾主要回忆了瞿秋白对《子夜》情节和细节方面的“指导”。“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这是瞿秋白以改变情节的方式体现自己的理念。“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上海那时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这说的是细节方面。《子夜》一开头，就有三辆“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原来是瞿秋白让这“雪铁笼”出现的。《子夜》第14章，写惨败后的吴荪甫，在书房里如暴躁的困兽。“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咬着牙齿；他只想找什么人来泄一下气！他想破坏什么东西！他在工厂方面，在益中公司方面，所碰到的一切不如意，这时候全化为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想破坏什么东西！”恰在此时，佣人王妈捧着燕窝粥进来，吴荪甫便把王妈奸污了。读过《子夜》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细节有深刻的印象。原来，最初的“创意”来自瞿秋白。但瞿秋白只说吴荪甫应该“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大发”。急中生“欲”地强暴女佣，却是茅盾的想像。——茅盾也真能想。
瞿秋白的意见，却也并非都为茅盾所接受。在《回忆秋白烈士》一文中，茅盾说：“秋白见了我们很高兴，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写《子夜》，他很有兴趣地问了故事的大概情节。……过了几天，我带了写好的几章去，从下午一时，他边看边谈，直到六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的一章，写工人的部分也谈了不少。因为《子夜》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秋白告诉我，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子夜》中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3＇晚年茅盾说到当初未按瞿秋白意见修改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时，把原因归结为“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而晚年郑超麟在《回忆沈雁冰》中，则提供了另外的解释：茅盾从根本上反对中共在农村所发动的农民暴动。郑超麟说，1927年，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后，他登门探望：“我们谈了许多话。我忘记了谈话的内容，但有一点是不曾忘记的，即是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乡村所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那天他还引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件故事。似乎在安徽某地太平天国进行了土地革命一类的事情，即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恰好是这个地方的农民特别反对太平天国的。”这样说来，茅盾之所以未按瞿秋白意见去写农民暴动，并不是因为对农民暴动“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至少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并不赞成瞿秋白们曾经热衷的农民暴动，并不以中共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为然，是茅盾不能按瞿秋白意见写农民暴动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部分。当然，后来茅盾在回忆当年时，不可能把这方面的原因说出来。
《子夜》出版后，瞿秋白在《〈子夜〉与国货年》中做了这样的评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左拉的影响……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因为茅盾在贯彻瞿秋白意图时，还有着保留，所以在瞿秋白看来，小说“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但茅盾毕竟基本上贯彻了瞿秋白的意图，所以瞿秋白仍然对小说做了很高的评价。在《读〈子夜〉》中，瞿秋白则说：“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资本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看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来看，《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三
《子夜》虽并不令瞿秋白完全满意，但毕竟也算是瞿秋白的“心血之作”。当瞿秋白热情地“指导”《子夜》的创作和热情地欢呼《子夜》的出版时，是应该对《动摇》这样的作品不屑一顾甚至予以否定的，因为《幻灭》、《动摇》这类作品，表达的是“革命青年”的“幻灭”和“动摇”、失望和彷徨。在《回忆沈雁冰》中，郑超麟说，曾看到瞿秋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借用‘幻灭’、‘动摇’、‘追求’的字眼讽刺沈雁冰”。但瞿秋白临死前所留恋的茅盾作品，却并不是也凝聚着自己心血的《子夜》而是自己原本并不首肯的《动摇》。其中原因，就在于赞美《子夜》的瞿秋白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并不是同一个瞿秋白。赞美《子夜》的瞿秋白，是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瞿秋白；而留恋《动摇》的瞿秋白则是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学读者的瞿秋白。
虽然瞿秋白介入《子夜》的创作时，已经被王明们轰下了实际的政治舞台，但他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并未消失，至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是十分强烈的。瞿秋白是以“指导”《子夜》的写作为起点介入“左联”的活动的。而瞿秋白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指导”茅盾写《子夜》的。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共那几年在城市和农村施行的策略和实际的做法，哪些是正确而成功的、哪些又是错误而失败的，是他据以“指导”茅盾写作的基本原则。当瞿秋白称颂《子夜》的“写实主义”时，我们要知道，茅盾所写的，只是瞿秋白所认为的应然之“实”，而决非其时中国城乡实然之“实”。《子夜》中的第三次罢工，茅盾原打算写成由赵伯韬挑动起来，而瞿秋白认为这“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写低了＇4＇。现实中是否会有赵伯韬这样的资本家出于某种目的挑动工人罢工，现实中工人的觉悟到底如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必须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写得很高，必须让所有的罢工都由工人方面主动。瞿秋白的所谓“不合理”，并非指不合现实之“理”，而指不合他的理论之“理”。小说第14章吴荪甫奸污王妈的细节，本身无可厚非。但瞿秋白的理论却大有问题。瞿秋白的理论是：“资本家”在愤怒绝望之极时，会“兽性大发”、会想要“破坏什么”。但这实在是人性的一种普遍表现。坐“雪铁龙”的资本家会这样，拉黄包车的工人也会这样；锦衣玉食的地主会这样，饥寒交迫的贫农也会这样。在“阶级性”与“普遍人性”之关系的认识上极其偏执，是瞿秋白这类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一大特征。《子夜》出版后，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对之进行评说的。瞿秋白着眼的是小说在政治上的正确与否，是小说对所谓的“社会科学”图解得如何。——这不是以文学的心灵在感知小说，而是以政治的铁尺在度量小说。
从“指导”茅盾写《子夜》开始，瞿秋白深度介入了“左联”的活动，成为“左联”某种意义上的指导者和领导者。而瞿秋白也完全是以一个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指导和领导“左联”的文艺活动的。瞿秋白热爱文学，这不错，但他从未以文学为职业，文学家的角色意识从未建构起来过。因此，当他指导和领导“左联”时，也只有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角色意识在起作用。指导和领导“左联”，与此前指导和领导城乡暴动，并无实质性区别，都是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瞿秋白固然有着不俗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但在政治目标和政治信念面前，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不过是巨石压着的小草。小草虽然不至于被巨石压得彻底死去，但也只能在巨石底下蜡黄地蜷缩着，苟延残喘。在指导和领导“左联”时，瞿秋白大力倡导所谓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认为作家的“世界观”对其创作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社会科学”完全取代着艺术思维、艺术想象和艺术方式，通过人物刻画、场景描绘、故事叙述而体现“唯物辩证法”，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目的，对政治理念和所谓的“社会科学”的图解，就成了天经地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被“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的。在这块巨石面前，瞿秋白本来具有的诗人气质、艺术秉赋、文学感觉，全都被压得不能动弹，僵死过去。“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1930年11月被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