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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自己办公桌后面，把桌上的文件推到一边，放下咖啡杯，让我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他花了两分钟，在抽屉里翻了半天，才找到一支能写字的笔，然后，又花了几分钟，从抽屉里找出各种各样的表格，再把它们塞回去。最后，他面前终于放好了一支能写的笔和一份正确的表格。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安妮·欧沙利文。”
他直直地盯着我，看着我脸上的每一个角落，然后他猛地站起来，把咖啡杯都撞翻了。
“你坐会儿……我去叫人。”
那咖啡洒到了他的文件上，他也没管，直接冲进那间玻璃墙的办公室，开始和一个花白头发、矮个子的男人说些什么。我猜，那人应该是个当官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有私人办公室。佩柏警官说得手舞足蹈，相当兴奋。当他指着我的时候，那个老头转过身，看了看我，我们四目相对。我恨不得马上就从这里走掉。
那三个警察把电视机声音关小，来来回回地看着我和那间玻璃办公室。当我看着前台的时候，接待的那个女人也在盯着我。我又去看办公室的情况。老头已经拿起来电话，正讲些什么，还一边讲一边走来走去。他挂上电话，从身后的抽屉柜里拿出一份文件，然后就和佩柏一起看那份文件，一边说，一边盯着我，然后又去看文件。这些人真是一点儿不注意掩饰一下。
最后，老头和佩柏从办公室出来了，手上还拿着文件。老头朝我凑过来，一只手放在自己膝盖上，另一只手伸出来。他慢慢地说，每一个字都说得非常清楚。
“你…好，我…是…乔…布…朗…斯…基…警…长。”
“我是安妮 · 欧沙利文。”我和他伸出的那只手握了握。手冰凉的，干干的。
“很…高…兴…见…到…你，安…妮。我…们…想…和…你…单…独…谈…谈——可…以…吗？”他为什么要每个字都拖长来说？我又不是听不懂英语，白痴。
“可以吧。”我站起来。
佩柏从桌上抓起一叠文件和几支笔。“我们会带你去审讯室。”幸好他说话的语速还算正常。
我们走开的时候，房间里其他的警察都站了起来，一言不发。佩柏和乔布朗斯基站在我两边，佩柏还打算抓住我的手臂，但我挣脱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要送我上电刑椅——我发誓，警局里的电话甚至都停止了响铃。佩柏收了收腹，抬头挺胸地走着，好像是他单枪匹马把我抓获归案的一样。
这真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到目前为止，我还只看到几个警官，他们带我来的审讯室也不过是一间冷冰冰的水泥房，大概是普通人家的厕所大小。房间里摆着一张铁桌子，我们在桌子两旁坐下来，有人敲门，佩柏去应门了。坐在前台的那个女的给了他两杯咖啡，然后又想瞄我几眼，但佩柏挡住了她，然后把门关上了。老头对我点点头。
“你想喝咖啡吗？可乐呢？”
“都不用，谢谢你。”
房间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一想到有人在镜子的那边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却看不到他，我就觉得很烦。
我指着镜子：“那边有人吗？”
“这时候没有。”乔布朗斯基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待会儿就会有呢？
&文&我对着房间左上角点点头：“那摄像头是干吗的？”
&人&“我们要对审讯的过程录音，录像，这是规定。”
&书&和那镜子一样讨厌。我摇摇头：“你把它关了。”
&屋&“你不去管它就好了。你是不是那个克莱顿瀑布区的安妮·欧沙利文？”
我盯着摄像头。佩柏清了清嗓子。乔布朗斯基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我还是沉默着，过了一两分钟，乔布朗斯基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佩柏就离开了房间，等到他几分钟之后回来的时候，摄像头上的小红灯已经熄了。
乔布朗斯基说：“我们必须要录音，这是所有审讯的规定。”不知道他是不是说谎——在影视剧里，警察有时会录音，有时也不录——但我还是决定不计较了。
“让我再问一遍。你是不是克莱顿瀑布区的安妮 · 欧沙利文？”
“是的。我现在还是在温哥华岛上吗？”
“你自己不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不然为什么问你。”
乔布朗斯基说：“是的，你还在岛上。”他又问了一个问题，终于不再用那种慢吞吞的口气了。“要不你先告诉我们，你之前都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个小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里的，因为我当时正在推销房子，一个男人……”
“什么男人？”佩柏说。
“你认识这个男人吗？”乔布朗斯基问。
就在这两人几乎同时问话的时候，我仿佛回到了那一天的情形，那变态从面包车上下来，朝我推销的房子走过来。
“我不认识。当时我快要下班了，我走到外面去……”
“他开的是什么车？”
“面包车。”我看到那变态正朝我微笑。那是一个多么真挚的微笑。我突然觉得肚子抽搐起来。
“车是什么颜色？你还记得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吗？你以前见过这辆车吗？”
“没有。”我开始数他们背后水泥墙上的缝。
“到底是你不记得车的牌子和型号，还是你从前没有见过这辆车。”
“嗯，应该是一辆道奇牌的车，棕褐色，还比较新——我只记得这些。他有房产广告。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他知道我的很多事……”
“他不是你以前的客户吗，也许是你哪天晚上在酒吧里拒绝过的人？或是网上聊天的网友？”乔布朗斯基说。
“不是的，不是的，都不是。”
他抬起眉毛：“让我来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无缘无故就把你绑架了吗？”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绑架我。”
“我们只是想帮你，安妮，但我们要先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往后一靠，靠在椅子背上，把胳膊抱在胸前。
我伸出手，把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文件和咖啡杯一把扫开。我站起身，两手放在桌上，身体往前倾，对着他们震惊的面孔吼道：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佩柏伸出两只手：“放松点儿！你把这儿都弄成什么样了……”
我把桌子掀翻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往门口跑去，我对着他们的后背继续吼着：“你们给我找几个真正的警察来，没找到之前，我一个字都不会说了。”
他们离开房间，剩下我一个人，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我甚至还打破了他们的一个咖啡杯。我把桌子扶起来，捡起文件，试着把纸上溅到的咖啡擦干净。过了几分钟，佩柏跑进来，一把抓起桌上的文件。他伸出一只手，挡在胸前，另一只手牢牢抓紧文件，抱在胸口，慢慢地、倒退着走出了房间。
“放松点儿，马上就会有人来和你谈了。”
他裤子前面全被咖啡泼湿了，那是我把桌子掀翻的时候弄的。我想把那打碎的咖啡杯递给他，说声抱歉，但一眨眼，他就从房间里跑出去了。
我大笑了几分钟，然后，把额头靠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第二十章 疑点
不知道你看了这周末的报纸没有，大夫。报道说，他们从那个小偷家里的车库找到了一些被盗的物品。实际上，应该说是他父母家的车库。不管怎么说，我给处理我案子的警官打了电话，问有没有找到什么东西是我的。他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找到了失主。后来，我又想起了报道里的一句话，说那些盗窃案都是发生在晚上。
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偷，尤其是一个还只有十来岁的小孩，会改变他的作案模式，偏偏在白天闯进我家呢？他的时间也把握得很好，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去跑步，但他为什么没偷东西呢？
我开始联想到那变态是怎样计划绑架我的，他算好了时间，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我快要下班的时候来绑架我，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人都是懒洋洋的。那变态还说过，他建那小屋建得很不容易。他也许有帮手……
如果他还有个同谋怎么办？
他可能有个朋友，或有个同样变态的兄弟，我杀了他，他的朋友或兄弟一定会伺机报复。我原本以为那个闯进我家的人是看我离开才进来的。但如果他是以为我在家，所以才闯进来的呢？我的车停在车道上，而且当时时间还很早。可是，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之后才来找我呢？
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快要被自己的各种念头折磨疯了，我决定给盖瑞打个电话，问问那变态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帮凶。这些念头就像癌症一样——如果你不把每一个癌细胞都彻底消灭，它们就会卷土重来，形成一个更大的肿瘤。盖瑞的手机关机了，我给警察局打了电话，他们说他出去了，要到周末才会回来。
我很惊讶，他居然没有告诉我他要出去，现在，我们每周都要打几通电话。我打电话去的时候，他总是很耐心，从来不说“我要怎么帮你？”之类的蠢话。这很好，因为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一开始，我甚至都是无意识的。每一次，当我感觉自己的世界正在失去控制时，我就会把电话抓在手里。有时，甚至都说不出话——幸好他的电话有来电显示，他知道是我。他会等几秒钟，如果我还是沉默，他就会谈关于我案子的最新进展。然后他会给我讲一些他们警察的搞笑故事，直到让我心情变好，挂断电话为止，有时候，我连再见都不会说，直接就挂断了电话。有一天，他实在没话可说，干脆说起了如何正确清洁枪支的方法，最后，我终于放过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还一直愿意接我的电话。
这几个月来，我们的电话交流主要还是对话，而不是独白，他从来不说自己的私事，而且，他身上的某种气质也让我不敢去问。这大概是他离开的原因吧，去处理一些私事。我猜，警察也是应该有私人生活的。
我在审讯室把那两个警察赶走以后，一个人待了好几个钟头，足够让我把墙上的水泥缝翻来覆去数上很多遍了，我不断在想，不知道他们通知我的家人没有，到底谁会来同我谈呢？我把背包拿下来，放在膝盖上，摸着包上粗糙的布料，不知怎么的，这样的举动让我渐渐平静下来。这些猪头警察中，居然没有一个人问我要不要上厕所，幸好我已经被训练过了，忍得住，而且，我不敢就那样自己站起来，出门去上一下。
最后，门终于开了，一男一女走进来，表情都很严肃，都穿着深色的西装——那男的穿的西装还特别高档。他的头发很短，棕褐色，白头发明显很多，我猜他应该五十出头，但光看脸，感觉像才四十多岁。他个头超过了一米八五，时刻保持着抬头挺胸的姿势，大概对自己的身高很引以为豪。他看起来很坚定、很冷静。如果这家伙在泰坦尼克号上，绝对是那种撞冰山了还会喝完自己咖啡的人。
我们四目相对，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我身边，伸出手。
“你好，安妮，我是克莱顿瀑布区重案组探员警长金基德。”
这个家伙一点儿也不像是克莱顿瀑布区的人，我也不知道探员警长是干什么的，但明显，他应该比乔布朗斯基和他的小跟班强。他握手时很有力，他把手拿开时，我能感觉到他掌上的老茧，不知怎么的，我有种放心的感觉。
一直等在门口的女警察这时也快步向我走来。她有点儿发福，很丰满，我觉得她已经五十多岁快六十了，她穿着一条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