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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了电脑上一个画面，然后将屏幕转向法斯特。
“我替她照了脑部X光，你可以看到这里，就在枪伤旁边，有个区比较黑。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有可能是复原过程产生的疤痕组织，但也可能是微量出血。在我们找到问题之前，我不能让她出院，无论警方认为多紧急都一样。”
法斯特知道和医生多辩无益，因为他们扮演着地球上最接近上帝使者的身份。或许除了警察之外。
“你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已经下令让她完全卧床休息，暂停康复运动——因为肩膀和臀部受伤，所以需要运动治疗。”
“了解。我得通知斯德哥尔摩的埃克斯壮检察官。这有点出人意料，我该怎么告诉他？”
“两天前我已经准备批准出院，也许就是这个周末。依目前的情况看来，会拖久一点。你得让他有心理准备，下星期恐怕也还无法决定，要移送她到斯德哥尔摩可能还得等两个星期。总之要视她的复原速度而定。”
“开庭时间已经定在七月。”
“没有意外的话，到那时她早已康复了。”
包柏蓝斯基以怀疑的眼神觑着隔桌对面坐着的健壮女子，他们正在梅拉斯特兰北路一间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喝咖啡。今天是五月二十日星期五，空气中已能感觉到五月的暖意。证件上显示她是国安局的莫妮卡·费格劳拉巡官。她正好赶在他下班回家前找到他，并提议一起喝个咖啡聊聊，就是这样。
起初他几乎抱持敌意，但她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并无权向他问话，而他若不想说，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说。他问她有何意图，她说是上司派她私下调查所谓的札拉千科案以及莎兰德案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你想知道什么？”包柏蓝斯基最后说道。
“请告诉我你对莎兰德、布隆维斯特、毕约克与札拉千科了解多少。他们彼此之间有何关联？”
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事情该如何进行，艾柯林特不断地斟酌推敲。经过五天的调查，费格劳拉给了他一些毫无争议的事证，显示国安局内部有腐化现象。他明白在得到足够的信息前，一举一动都要异常小心。再者就宪法而言，他目前也处于两难的困境，因为他并没有权限进行秘密调查，尤其是针对自己的同事。
因此他必须设法想出个理由让自己的作为合理化。万一最糟的情形发生了，他还是可以借口说调查犯罪是警察的职责，只不过这项罪行就宪法的观点来说太敏感，他只要踏错一步就肯定会被解职。所以星期五一整天，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沉思。
他最后的结论是：尽管看似不可思议，但阿曼斯基说得没错。国安局内部确实有阴谋在酝酿着，有一些人在正规作业之外采取行动，也可能两者并行。因为这已行之有年，至少从一九七六年札拉千科抵达瑞典就开始了，所以肯定是高层筹划批准的。至于阴谋者级别到底有多高，他毫无概念。
他在便条纸簿上写了三个人名。
约朗·莫天森，贴身护卫组，刑事巡官
古纳·毕约克，移民组副组长，已故（自杀？）
艾伯特·申克，国安局秘书长
费格劳拉认为贴身护卫组的莫天森本应调到反间组，实际上人却不在那里，这一定是秘书长下的命令。莫天森忙于监视记者布隆维斯特的行动，和反间作业一点关系也没有。
名单上还得加上几个国安局外部的人：
彼得·泰勒波利安，精神科医师
拉斯·佛松（法伦），锁匠
泰勒波利安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受国安局聘请担任几个特定案子的精神科顾问，说得确切一点是三件案子，艾柯林特查过档案里的报告。第一件案子很不寻常：反间组在瑞典通讯产业界发现一名俄国的眼线，而该间谍的背景显示一旦行动曝光，他有可能自杀。泰勒波利安对他作了非常精准的分析，协助他们拉拢此人成为双面间谍。另外两份报告没怎么涉及重要的评鉴。第一份是关于国安局内部某职员的酗酒问题，第二份则是分析某非洲外交官怪异的性行为。
泰勒波利安和法伦——尤其是法伦——在国安局内都没有任何职位。然而借由这些任务他们关系到什么呢？
阴谋与已故的札拉千科密切相关，他似乎是在一九七六年瑞典大选当天现身叛逃的GRU情报员，一个谁也没听说过的人。这怎么可能？
艾柯林特试着想象自己若是一九七六年札拉千科叛逃时的国安局局长，会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会怎么做呢？绝对保密，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叛逃一事只能让一小群人知道，以免消息泄漏回俄国，而……多小的一群人呢？
一个作业部门？
一个不明的作业部门？
理想的情况下，他应该受军情局保护，但他们既无资源也无专业技术从事这类的作业。这么说就是国安局了。假如事件处理得当，札拉千科的案子最后应该会落到反间组。
但反间组从来没有他这个人。毕约克是关键，他是当初处置札拉千科的人之一，而他与反间组毫无渊源。毕约克是个谜，表面上他从七十年代起在移民组任职，实际上却很少在组上见到他，直到九十年代才忽然一跃而成副组长。
不过毕约克是布隆维斯特的主要消息来源。布隆维斯特怎能说服毕约克揭露如此爆炸性的资料呢？而且揭露对象还是记者。
嫖妓。毕约克和一些未成年的妓女胡搞，《千禧年》打算揭发他。布隆维斯特肯定是以此要挟。
接着莎兰德上场。
已故律师毕尔曼曾同时和已故的毕约克在移民组工作。札拉千科便是他们负责处理的。但他们对他做了些什么？
一定有人作决定。处置这种身份的叛逃者，下令的肯定是最高级别。
是政府。背后一定有政府撑腰，否则实在难以想象。
真是这样吗？
艾柯林特顿时感到不寒而栗。事实上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像札拉千科这么重要的叛逃者理应以最高机密处理，他自己应该也会这么想，费尔丁的内阁肯定也是这么想。这个合理。
但一九九一年发生的事却不合理。毕约克雇请泰勒波利安，以精神错乱的借口将莎兰德关进儿童精神病院，那是犯罪行为，如此恶劣的罪行让艾柯林特更加感到忧虑。
一定有某个人作了决定。但绝不可能是政府。当时的首相是卡尔森，接着是比尔特，但无论哪个政治人物都绝不敢涉及这种违反一切法律正义的决定，一旦被发现就会引发天大丑闻。
假如政府果真插手，那么比起全世界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瑞典也好不到哪去。
不可能。
那么四月十二日的事件呢？札拉千科就那么凑巧地被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狂热分子杀死在索格恩斯卡医院，而同一时间布隆维斯特的公寓遭窃，律师安妮卡也遭到袭击。在后两起事件中，都丢失了毕约克于一九九一年所写的奇怪报告，这消息来自阿曼斯基，但完全是私下告知，他们并未报警。
另外艾柯林特原本希望能和毕约克好好谈一谈，不料他也选在这个时候上吊自尽。
艾柯林特不相信这么多事凑在一起纯属巧合，包柏蓝斯基巡官也不相信，布隆维斯特也不相信。艾柯林特再次拿起麦克笔写下：
艾佛特·古尔博，七十八岁。税务专家？？？
这个古尔博又是哪号人物？
他想找国安局局长，最后还是克制住了，原因很简单：他不知道这项阴谋涉及多高级别，不知道能相信谁。
有一度他还想找正规警员。有关尼德曼的调查工作由包柏蓝斯基负责，任何相关信息他显然都会有兴趣。但单纯就政治立场而言，这绝对不可行。
他感觉到肩上负担沉重。
现在只剩一个合乎宪法程序的选择，如果最后卷入政治风暴，或许也能提供他些许保护。他现在做的事，只能找老板给予他政治支持。
此刻是星期五下午快四点了，他拿起话筒打给司法部部长，他们相识多年，曾多次在部门会议上碰面。不到五分钟便接通了。
“你好，艾柯林特，好久不见。有什么事吗？”
“老实说……打这通电话应该是为了看看你认为我有多可靠。”
“可靠？这可真是个怪问题。依我看，你是百分之百可靠。怎么会这么问？”
“因为我有一个很不寻常的重大要求。我需要和你与首相开个会，事情很紧急。”
“就这样？”
“很抱歉，我想等我们私下见面后再详细解释。我遇上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我想你和首相都应该被告知。”
“和恐怖分子或威胁评估有关吗？”
“不是，比这个还要严重。我向你提出这个要求，是赌上了我的名誉和前途。”
“我明白了，所以你才会问到你的可靠性。你需要多快见到首相？”
“可能的话今天晚上。”
“你这样倒让我有点担心了。”
“不幸的是你的确应该担心。”
“会面时间要多长？”
“大概一个小时。”
“我再打给你。”
部长在十分钟后回电，要艾柯林特在晚上九点半前往首相官邸。放下电话时，艾柯林特手心里全是汗。明天早上我的前途可能就完了。
他打给费格劳拉。
“费格劳拉，今晚九点来找我。最好穿得正式一点。”
“我一向都穿得很正式。”费格劳拉说。
首相用审慎的眼光看着这个宪法保障组组长良久。艾柯林特觉得首相眼镜后面仿佛有齿轮在高速旋转。
首相随后将目光转向在组长作报告的这段时间始终一语不发的费格劳拉。他看到一个异常高大而健壮的女子也正看着他，脸上的表情礼貌中还带着期望。接着他再转向司法部部长，只见他听完报告后已是脸色苍白。
过了一会儿，首相深吸一口气，拿下眼镜，向着远方发呆片刻。
“我想我们需要再喝点咖啡。”他说。
“好的，谢谢。”费格劳拉说。
部长拿着保温壶倒咖啡时，艾柯林特点点头致谢。
“我简单重复一遍，以确保我的了解没有错。”首相说道：“你怀疑秘密警察内部有个阴谋集团在从事一些活动，并不符合宪法赋予的权限，而且多年来这个集团还犯下堪称情节重大的罪行。”
“是的。”
“而你来找我是因为不信任秘密警察的领导阶层。”
“不完全是。”艾柯林特说：“我决定直接找首相您是因为这类行为违宪，但我不知道该阴谋集团的目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误解了什么。说不定这是政府所批准的合法活动，那么我可能会依照错误的或是误解的信息采取行动，进而破坏了某个秘密任务。”
首相看了看部长，两人都明白艾柯林特是为求自保。
“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事。你知情吗？”
“完全不知道。”部长回答：“秘密警察交给我的报告里头，完全没有和此事相关的内容。”
“布隆维斯特认为秘密警察内部有派系，他称之为‘札拉千科俱乐部’。”艾柯林特说道。
“我甚至从未听说瑞典曾收容并保护一个如此重要的俄国叛逃者。”首相说：“你说他是在费尔丁执政期间叛逃的？”
“我不认为费尔丁会隐匿这种事。”部长说道：“像这种叛逃行为事关重大，应该会移交给下一任政府。”
艾柯林特轻咳一声清清喉咙。“费尔丁的保守派政府由帕尔梅接手。有件事其实众所周知，我们国安局有些前辈对帕尔梅有些特殊看法……”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忘了告知社会民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