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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高级官员尤里·罗曼诺维奇将军前来饭店，表示欢迎。“坦波尔先生，我们国家放映贵国的影片并不多，但是我们对您很熟悉，这里常常放映您的影片。俄国人民认为天才可以逾越一切界限。”托比准备在莫斯科大戏院演出三场。开演的那天夜晚，吉尔也一起受到了欢呼。由于语言的障碍，托比在表演时主要采用哑剧的手法，观众赞叹不已。他用冒腔的俄语乱说一通，庞大的戏院里充满了一片掌声和欢笑声，就象爱的祝福一样。
以后的两天里，罗曼诺维奇将军陪着托比和吉尔，到各处观光。他们到高尔基公园，乘坐巨型的阜氏大轮参观有历史意义的圣瓦西里大教堂，他们到了莫斯科国家马戏场，并前往阿拉格维大饭店出席招待宴会，在宴会上他们吃上了金色鱼子酱，那是八种鱼子酱中最珍贵的一种。他们还吃了冷拼盘，照莱谱上的意思是“小吃”；还吃了肉馅饼，馅饼外面是酥皮的，里面是鲜美的肝或鱼肉的馅。作为饭店的甜点心，他们吃了带杏子酱的苹果奶油布丁，味道鲜美。令人难以置信。
继续观光。他们到普希金艺术博物馆，列宁墓和儿童世界——莫斯科吸引人的儿童商店·他们还被带到一些对多数俄国人不开放的地方。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街上密集着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官员的轿车。街里有一处外观很普通的大门，门上标明“特别通行证办事处。”人家带他们走进去。从世界各地进口的高级食品，在这里应有尽有。这就是苏联当局，俄罗斯贵族和特权阶层购物的商店。
他们又到了一座豪华的别墅，在那里，有特权的人，可以在秘密放映室里观看外国电影。这是人民国家有趣的内幕。
托比举行最后一次演出的那天下午，坦波尔夫妇准备出去采购物品。托比说：“你—个人去好吗？
宝贝儿？我以为我得睡一会儿。”她打量他片刻。“你没有不舒服吧？”“好极了，我就是有点累。你去把整个莫斯科都买回来吧。”吉尔犹豫着。托比看来脸色苍白。
这次旅游结束以后，她一定得注意让托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拍新电视片了。
“好的，”她同意说：
“睡一会吧。”吉尔穿过门厅走向出口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约瑟芬。”就在她回头的时候，她已经知道是谁了。一瞬间，奇迹又重现了。
大卫·肯尼文向她走来，微笑着说：“看到你真高兴。”这时，她觉得她的心都停止跳动了。他是唯一能使我如此的人，吉尔心里想。
“你能同我喝一杯吗？”大卫问。
“好的。”她说。
饭店的酒吧间大而拥挤，但是，他们终于找了角落上的一张比较清静的桌子，可以好好坐下来谈谈心。
“你来莫斯科做什么？”吉尔问。
“政府邀请我来的。我们在设法谈成一笔石油的交易。”一个很不耐烦的侍者，懒洋洋走过来，收了他们要酒的订单。
“萨塞好吗？”大卫向她看了一会，然后说，“我们几年前就离婚了。”他有意换个话题。
“我注意着你的一切遭遇。我从小就是个托比迷。”不知为什么，这话听起来，似乎托比已老朽了。“我很高兴，他康复了。当我从报上看到他中风的消息时，我很挂念你。”他的眼睛里流露出那种吉尔，依然记得的神情，一种恳求、一种需要。
“我想托比在好莱坞和伦敦都是了不起的。”大卫继续说着。
“你到那里了吗？”吉尔惊异地问道。
“是的。”然后，他迅即补充说：“我在那里有点公务。”“你为什么不到后台来？”他犹豫了，“我不想去打扰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看到我。”酒来了，装在矮墩墩的厚玻璃杯里。
“好，为你和托比干杯！”大卫说。话语中带有那么一种情调，一种潜在的伤感，一种亲切的渴望……
“你一直住在大都会饭店里吗？”“不。事实上，我花了一段很糟糕的时间才……”他想改口已经来不及了。他苦笑了笑。“我知道你会在那儿。我本来五天前就该离开莫斯科的。我一直在等待，希望能碰到你。”“为什么，大卫？”他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告诉你，因为我认为你有权知道。”于是他对她讲述了他同萨塞的婚姻，她怎样欺骗他，怎样企图自杀，讲那天晚上他为什么让吉尔在湖边空等，他满怀情意地倾诉了那满腹的积怨。吉尔感动万分。
“我一直爱你。”她坐在那里听着。一种幸福的热潮象酒一样在她全身流淌。就象美梦真的要成为现实了。要知道，这也正是吉尔朝夕梦寐，期待已久，绾系心间的一切。吉尔端详着坐在她对面的男人，她记得，他曾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迫切地要求着她的身体！
这时，她感到了一种内在的冲动。但是，托比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他是她身上的肉，而大卫……
这时她身旁传来一个声音，“坦波尔夫人！我们到处在找您！”这是罗曼诺维奇将军。
吉尔望望大卫。“明天早上给我打电话。”托比在莫斯科大剧院最后一次演出，空前激动人心·观众向他抛鲜花、欢呼，跺脚，久久不肯离开。这是托比胜利的、恰如其份的顶点。演出结束后，预定举行一次大型宴会。但托比对吉尔说：“我累坏了，女神·你自己去赴宴不好吗？我要回饭店里躺一躺。”吉尔独自一人去参加宴会。大卫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她的身边。她同东道主交谈，跳舞，为他们对她的赞美而表示谢意；但她的头脑里始终萦绕着她同大卫那次会见的情景。“我当初实在结错了婚。萨塞已经和我离了婚。我从没有一天不爱你。”深夜两点，吉尔由人护送到饭店门口。她走进去，发现托比躺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不省人事，右手伸向电话机。
托比·坦波尔被紧急用救护车，拉到斯维尔契科夫大街三号外事人员总医院。三位一流专家深夜赶来就诊，大家对吉尔深表同情。医院院长陪她到一个单间办公室，她在那里等候消息。一切又仿佛再次重演，吉尔想。这一切，以前都发生过。但这—次却潜在着一种模糊的、虚幻的……
几个小时过去后，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矮矮胖胖的俄罗斯人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他穿着剪裁得并不合体的服装，看起来象个失意的保安人员。“我是杜洛夫大夫。”他说：“我负责主治你丈夫的病。”“我想知道他现在怎样了？”“请坐，坦波尔夫人。”吉尔本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站了起来。“告诉我！”“您的丈夫患的中风症——，从医学上讲，是由脑血栓形成的。”
“严重吗？”“是最最——怎么说呢？——目前还很严重，很危险。如果您的丈夫抢救过来，——
当然，现在还很难说——他也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他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已完全瘫痪了。”
吉尔离开莫斯科之前，大卫打电话给她。
“我无法对你说，我是多么地难过。”他说。
“我要守候在你的身边。什么时候你需要我，我就来，一定记住。”归程是一场难堪的旧戏重淡。飞机里放着医院的担架，急敛车从机场径直开回家，然后是开设了一间病房。
不过，这次有点不同的是，吉尔一经允许探视托比，她就完全明白了，他的心脏仍在跳动，他的主要器官都还活着，从各方面说，他还是个活体；然而却又不是。应该说他只是一个有呼吸，有脉搏的尸体，一个氧气罩里的死人。身上插着的针管和针头象导管一样，输进各种液体。
维系他存活下去的生命力。他的面孔已完全扭曲。鼻、眼歪斜得特别难看。嘴唇翻着，露出牙床。整个脸看上去总是在笑。“我恐怕我不能使你抱多大希望。”俄国大夫是这样对她说的。
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现在他们已回到贝莱尔市自己的家里。吉尔到家后，立即打电话给凯普兰大夫。凯妥兰大夫又找来一些专家。这些专家又找来更多的专家。
答案完全一样：一次严重的脑血管损伤——摧残中枢神经的重度中风。康复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昼夜都有护士轮番守护，还有理疗医师来替托比治疗，但全都是摆摆样子而已。
接受这种全面治疗的对象，已完全奇形怪状了。托比的皮肤全部呈黄色；头发大片大片地脱落；瘫痪的肢体出现萎缩，皮肤完全松垮下来。脸上始终是那副无法自控的怪笑。他难看极了，简直是一具可怕的骷髅。
但他的眼睛还是活的，而且是何等活生生的啊。他的眼睛仍在发光。这是被残废身躯禁锢着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清清楚楚地表达出他所遭受的挫折。只要吉尔走过他的房间，托比的眼睛就如饥如渴、发狂似地跟随着她，央求着她。为了什么？为了求她使他再能行走？再能说话？使他再度成为一个完人？
她常常低头盯着他，不声不响，她想：“我的一部分已经躺在那张床上了，正在受禁锢，受煎熬。”他们已经结成一体了。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托比，挽救她自已。但是她知道这次她已无能为力了。这次实在不行了。
电话铃不断地响，那是其他一切电话的重复，—切表示同情的语言的重复。
但是有一个电话是不同的。大卫·肯尼文的电话。
“我只想让你知道，凡是我能做到的——任何事情——我等着你的吩咐。”吉尔想到他的模样，高大而健壮，风流倜傥；她再想想隔壁房间里，那个不成人样的怪物。“谢谢你，大卫，我衷心感谢。没有什么事。暂时没有。”“我们在休斯敦有些大夫。”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夫。我可以派飞机把他们接来看他。”吉尔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发紧。哦，她多么想请大卫来看她，把她从这个地方带走！但是她不能。她已经同托比结合了，她知道自已永远不能离开他。
永远不能离开，只要他还活着。
凯普兰大夫已经替托比做了检查。吉尔正在书房里等着。他走进门时，她转身望着他。他笨拙地试图以幽默的语言说：“唔，吉尔，我这里可有个好消息，也有个坏消息。”“先说说坏消息。”“我恐怕托比的神经系统损伤得太厉害了。无法恢复，这已是毫无疑问了。这次绝没有再康复的可能。他永远也不会走路和说话了。”她盯着他好大一会，然后说：“有什么好消息？”
凯普兰大夫微微一笑。“托比的心脏强壮得惊人。护理得当，他还能活上二十年。”吉尔望着他，不能置信。二十年。那是个好消息。她想到自己被楼上那个可怕的怪物拴住，不禁陷入一场无法摆脱的恶梦里。她永远不能同托比离婚。只要他活着，她就不能。如果她现在遗忘了他，人人都会觉得她是在背叛，人人都会认为托比受了骗，甚至包括大卫·肯尼文。
大卫现在每天都来电话。他不断地夸她既忠诚，又无私，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们俩人都意识到：一种深沉的，潜在的爱流，正在他们彼此之间流淌。
无法说出口的是，等托比死后。
第三十三章
三名护士昼夜轮班照看托比。她们爽快，能干，象机器人似的毫无个性。吉尔感激她们的到来，因为她怕到托比那里去。她怕见到那可憎的怪笑的面孔。她总是找各种借口离他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