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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妻子给他打了无数电话，都无法接通，于是5月18日报了警。”
“时间和我们推测的比较一致。”我说，“孟祥平比方将早死了半个多月。只是因为方将的尸体被抛在闹市区，所以我们先找到了。那对孟祥平的生前活动轨迹调查了吗？”
胡科长点点头，说：“查了。5月14日，周三晚上，孟祥平在医院食堂吃饭，还有同事看到，15日他休息，16日周五他值二线班，按常理可以不到科室。因为他一个人独住一个宿舍，所以14日以后，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了。直到17日，孟的妻子给科室主任打电话，才发现他失踪了。”
“这就是调查结果？”
“是啊。无法确定之后孟祥平的活动轨迹。”胡科长惋惜地说。
“社会关系呢？”我追问道。
胡科长摇摇头：“目前还在调查，没有结论。”
案件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很快又陷入泥潭。我们三个人和胡科长都显得很沮丧。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联系，他们为何先后被杀，又被这么残忍地分尸、剖腹？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继续等调查结果吧，”胡科长说，“我们手里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了。”
关于祭祀的想法，也很快被推翻了。
陈局长之前对曹哲的怀疑是错误的，被我们轻易地预言，他有些没面子。但这次我们的推测也被调查否定了，他显得有些耀武扬威。
“我就知道是巧合。”陈局长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活人祭祀？旧社会都不兴这个了。”
“怎么排除的？”我有些不服气。
“李华夏烈士的后人去年起就不在龙番市居住了。”陈局长说，“李华夏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去世了，一个孙子今年五十岁，一个孙女四十七岁，两人在南江伺候八十岁的老母亲。根据南江市公安局的协查，这两人一年没有回来了。”
陈局长指了指主办侦查员，让他接着介绍。
侦查员慌忙翻开笔记本，说：“李华夏所有的后人都在去年的时候搬去南江了，就李华夏的曾孙子，十八岁的李建国，在外地上大一，偶尔会回龙番，住在他姨娘家。他从小就是姨娘带大的，感情很好。”
“这怎么排除？”我说，“怎么排除李建国的嫌疑？别忘记了，给戚静静打最后一个电话的，是一个IC卡电话机。现在只有大学生还会用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你曾祖父的名字吗？”陈局长问我，“我就问名字，我都不问忌日。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会记得曾祖父的忌日，给他献祭活人吗？再说了，我们分析认为凶手是为了逃避侦查，才用IC卡电话的。”
我挠挠头，被说服了：“是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劫财案件。”
“曹哲和戚静静他们中午吃的是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戚静静的胃内容物。
“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还有一些素菜。”侦查员说。
“看来他没说谎，”我说，“和胃内容物一致。这也可以肯定，戚静静从中午饭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之间没有去吃过饭了。”
“这个调查可以查清，胃内容物起不了作用。”陈局长傲慢地说。
“现在死者和凶手是否熟识，都不好说。”林涛岔开话题打圆场，“死者反抗不激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理说，即便是熟人，也不会轻易让人家绑上、割衣服。”
“但至少是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的。”我说，“知道有坟地、有砖厂的人有多少？”
“不少，住那一片的人，都知道。”侦查员说。
“可惜，足迹只能去认定，不能去排除，而且还要找到相对应的鞋子，所以不能作为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林涛说。
突然，一名侦查员闯进专案组说：“戚静静的银行卡，刚才被提取了卡上全部的两万元钱。”
陈局长猛然站了起来：“好！取钱人的视频截图带来没有？”
侦查员摇摇头，说：“没有，他戴了个帽子和墨镜，看不清。”
陈局长又坐了下来：“那你急吼吼地喊什么，等于没用。”
“不，”我说，“很有价值。一来我们知道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了，二来这个案件的性质终于明确了，至少有一个杀人动机是侵财。”
“是的是的，”侦查员使劲儿点头，“一米八，身材健壮，背双肩包。”
“体态特征和痕迹部门推测的很一致。”我看了眼林涛，说。
“可是，我们仍然没法去确定侦查范围啊。”大宝说，“龙番七百万人口，怎么找？”
“复检尸体，看有没有进一步发现。”我说。
“‘六三专案’目前没有进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走出会议室，胡科长低声对我说，“这个案子，你去解剖，你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我想了想，说：“现在外围搜索出的所有线索，都是死者戚静静留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应该是犯罪分子随身携带的。”
胡科长低头思考。
我说：“就是那几个饼干袋子。”
“嗯，对。”胡科长说。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这几个饼干袋子。看看生产商是哪里，主要销售渠道是哪里。”我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胡科长点点头，说：“我来和支队长汇报，让他调人去调查。我们这边，会仔细检验饼干袋，看有没有指纹什么的。”
“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很强烈。”我说，“取钱都知道戴帽子、墨镜，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饼干袋上留下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从饼干的生产销售方面入手。”
“好。”胡科长转身离去。我看了看林涛和大宝，说：“继续干活。”
还没有到殡仪馆，林涛就打来了电话：“刚才我对死者的包和钱包都检查了，没有别人的痕迹，连手套印都没有，只有死者的指纹。我判断，可能是死者主动把钱和卡拿给凶手的。”
“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熟人，”我说，“另一种就是被威逼。”
“我也觉得死者一直没有多少反抗，可能是因为害怕，”大宝说，“戚静静是个胆小的人。”
“你说会不会是和前两天案子一样，凶手是采用了非正常体位的性交？”我说。
“不会。非正常体位，他把她脱那么干净做什么？”大宝说，“而且口腔、肛门也仔细提取了生物检材，阴性的呀。”
我点点头，没说话。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尸体复检，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虽然第一次检验是在晚上，但是并没有什么遗漏。直到我们再次缝合尸体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死者脚趾上的一些异样。
阳光照射进解剖室，洒在死者的脚趾上，脚趾中央的皮肤上有一块斑迹在阳光的折射下格外醒目。
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趴在死者的脚上看。
“怎么了？”大宝问。
“那天晚上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脚趾上有一块反光点。”我说。
“那是什么东西？”大宝问。
我摇摇头，没说话。用棉签擦拭了一遍脚趾，装进物证袋，脱了解剖服发动了车子，赶往市局DNA实验室。
实验室里，DNA技术人员对我提取的棉签进行了浸泡和离心，然后取了沉淀物做了一张涂片。我拿过涂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着。
“漂亮！”我喊道。
“找到了？”DNA室的妹子抿嘴一笑。
“有精子，快做DNA检验！”我兴奋地说道。
在DNA室门口等着检验结果的时候，胡科长也传来了好消息。
“饼干袋子我们调查了。”胡科长的声音透过电话依旧洪亮，“是地方产的饼干，产地是在陕西省，主要销售渠道也是在他们省内。按理说，我们省不会有这样的饼干出售。而且，与之吻合的，戚静静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不是IC卡电话机打的吗？经过技术处理，可以确定用这个IC卡电话机打电话的那张IC卡，是陕西电信发售的卡片。也就是说，打电话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陕西？”我说，“凶手是从陕西过来的？陕西过来的怎么会对我们龙番那一块地方那么熟悉？那这案子怎么办？我刚从死者的脚趾上提取到了精斑，看来没用了。全国这么大，陕西那么大，怎么找人？”
“嘿嘿，我这儿有个好消息。”胡科长说，“我马上到办公室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见。”
【4】
胡科长的办公室里，胡科长靠在座椅上，喝着茶。
他说：“如果一个胆子不大的凶手，到墓地里去作案，一般会选择什么地方呢？”
“你怎么知道凶手胆子不大？”我问。
“我就是做个假设。”胡科长继续卖关子。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胡科长说：“如果我是凶手，我对现场环境非常熟悉，我若在坟场作案，就会选择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比如说亲戚的坟墓。”
“等等，”我打断胡科长的话，“可是凶手为什么非要去坟场作案？”
“这个不好说。”胡科长说，“但你还没听出来我什么意思吗？”
我点点头，说：“知道，你还是在怀疑李华夏的亲人。可是侦查他们已经说了，李华夏除了个曾孙子，没人回龙番。而且，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怎么会愚昧到给自己的曾祖父献祭活人呢？这肯定是个巧合。”
“你说杀人的时间是李华夏的忌日是巧合，”胡科长说，“我也赞同。但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李华夏的后人如果作案，可能会在那一片恐怖的地方选个自己觉得相对不恐怖的地方。这是心理潜意识的作用，没有人能避免得了。”
“那就查一查李华夏的曾孙子的行踪呗。”我说。
“不好查，”胡科长说，“高校前两天已经放假了，他的行踪没法查。”
“那就找来比对一下DNA。”我说，“我刚才提到一处精斑。不过挺奇怪的，为什么精斑会在脚趾上？难道日本A片又出新花样了？又有人学着干了？”
“不查我都觉得是他。”胡科长说。
“哦？”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有什么依据？”
胡科长神秘一笑：“因为李华夏的曾孙子李建国，在西安上大学，身高一米八，健壮。”
“真的！”我跳了起来。
“是啊。”胡科长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怀疑是凶手携带的饼干是陕西省带来的，打电话的IC卡是陕西发售的，而他在陕西上大学，刚到放暑假的时间；绑尸体的墓碑是他曾祖父的；体态完全一致。多种巧合的集聚，就是答案。”
“那去抓人啊。”我眉飞色舞。
“已经撒网了。”胡科长说，“以咱们龙番刑警的实力，抓个小贼，分分钟的事情。”
可能是小看了这个李建国。直到DNA室做出尸体脚趾上的精斑和从李建国姨娘家里提取的李建国日常用品上的DNA结果一致的时候，专案组才传出好消息。
李建国被刑警们在南江开往西安的列车上抓到了。
专案组从李建国的姨娘家和南江的自家中提取了他全部的鞋子，没有一双的鞋底花纹和现场的一致。
“看来这小子是把他的鞋子处理掉了。”林涛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研究了眼前这二十几双臭鞋子，然后沮丧地说。
“幸亏咱们发现了DNA，不然还真不好甄别。”大宝得意地说。
李建国不仅反侦查意识强烈，而且嘴还很硬。对于他能狡辩的，一律狡辩，对于不能狡辩的，他一律沉默。专案组在使用了多种审讯策略失败后，终于拿出了DNA这张王牌。在现代高科技的佐证下，李建国无处遁形。
这个刚刚度过十八岁生日，革命烈士的后人，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