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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劳无法得到认同，忠武公自然不服气，为此，他专门向兵部提交了一个“关于军功统计方式的质询案”。兵部也十分重视，延请各部专家前后搞了三次听证，最后的结论是，掠地多少，获物多少都不宜作为军功的统计依据。统计军功的唯一依据就是杀人的数量。其理由有二：第一，地有肥瘠之分，而且耕地、荒地、山地、滩地等类别不同，几亩荒地折一亩耕地？几亩山地折一亩荒地？这之间的价值换算十分繁琐。缴获的物资更是千差万别，真金实银是战利品，柴禾草料也是战利品，这之间更难换算。要是大家为了争功，把柴禾草料都往兵部送，难统计不说，到哪里去找场地堆放？第二，只有杀人才是硬道理，人杀完了，土地也好，金银财宝也好，柴禾草料也好，都不会自己长脚走掉，统统归胜利者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军功如何统计的问题，忠武公特别交待我要作详细的阐述。因为，尽管当时兵部通过听证没有采信他的建议，但并不能够说明以杀人多少论军功就是正确的。事实上，这种统计军功的方法确实是后患无穷。兵部为了慎重起见，听证会得出结论后，就专门向各军兵种下发了《关于规范军功统计标准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仅以斩首级数论军功。二是斩兵士一名为一级，斩尉一名为五级，斩校一名为十级，斩将一名为一百级。这个文件的负面效果在此后历朝历代的战斗中暴露无遗。因为杀一个将等于杀一百个兵，所以一开战，兵士们根本就不讲阵法，都黄蜂一样向敌人的指挥官扑去，结果是常常被敌人形成反包围而一败涂地。又因为物品一律不作军功统计凭证，所以兵士们缴获的金银和钱币再也不肯上缴，全部据为己有。要是攻进了敌军大帐，也没有人去翻找敌人的军事地图和作战方案，而是都抢着去割敌人的头和搜敌人的腰包，有时还发生争执大打出手。这个问题后来在战争的实践中得到了解决。此后，兵士们都在自己的箭羽上系一根小布条，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打扫战场的时候才没了争执。而且还平添了许多战场的轻松氛围，双方对射的时候，空中可谓五彩斑斓，煞是好看。杀俘问题也十分突出，俘虏不但不计军功还要管饭，管理也十分困难，伙食不好还会酿成俘暴。因此，也一律割头邀功两全其美。特别严重的是，一仗打完后，一些兵士看见别人脖子上腰上挂满了人头，而自己两手空空，便伸手就抢，常常为了轰抢人头而发生械斗。实在抢不到的就干脆去割老百姓的头。
还有一个问题也让兵部很伤脑筋。因为按首级论功，一仗下来，提的提，挑的挑，甚至还有用独轮车推人头的，都在兵部的门口长龙一样等着登记，十分的恐怖，整条街都没有办法做生意。老百姓都远远地围着，指指点点。绿头的苍蝇嗡嗡盘旋，严重地扰乱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兵部的功曹更是够呛，象传球一样传递着面目狰狞的人头，一天下来，都是满身满手的污血不说，到了晚上眼睛一闭就恶梦连连。要是伏天打仗而且战场又离得远的话，带回来的人头就都生了蛆，弄得满街恶臭难消，遍地蛆虫，群众意见非常大。兵部的功曹们更是呕吐不止，惊恐万分。不到一年，兵部的功曹们就疯的疯傻的傻，没疯没傻的也都纷纷辞职。后来就有人建议，斩敌除将校必须传首之外，斩尉级以下敌首以双耳为凭。这样一来，每打完一仗，军士们的脖子上就挂佛珠一样挂着一串耳朵，但这些耳朵却很有一部分是战地老百姓的。过去，为了军功要割老百姓的头害老百姓的命，现在只须割耳不会害命，自然更是肆无忌惮。所以，那些年，凡是打过仗的地方，老百姓一年四季都带着一款“狗钻洞”的帽子。耳朵还在的就用帽子护着，没有耳朵的就用帽子遮丑。
如果你读过《中国农民战争史》的话，你一定知道红巾军、黄巾军、赤眉军、红袄军等，但这本书把一支重要的农民武装写漏了，（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那就是“无耳军”。据忠武公说，在清朝以前的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很有可能也是被闯叔一把大火化为了灰烬。此后，我们在所有正史中就查不到了。因而，《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作者是没有责任的，我们不能怪罪他。如有矢志查考这一史实的历史研究爱好者，可去查阅《忠武公传记》和《忠武公生平考》。
因为失去了耳朵的老百姓忍无可忍，便有人牵头赴京上访，上访也没有什么结果，便发生了“无耳军”反政府的事，这才使皇上有所警醒。于是，皇上责成兵部对军功统计标准再作修改，最后修改成“斩敌除将校必须传首外，斩尉级以下敌首以心脏为凭”，总算是刹住了“割耳争功”的歪风。但这样一来，战地老百姓的骡马猪羊又遭了殃。但是，老百姓都想得通，这比丢耳朵丢命还是要好上千倍万倍。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最好做。你看，在城里征地要挂牌，在乡下就可以直接定价数钱。在城里拆迁要评估，在乡下也是可以直接定价数钱。搞计划生育也是，城里的女人可以不结扎，乡下的女人就必须要结扎。但只要是政府说的，老百姓都听。在用什么作为军功计算凭据的问题上，老百姓是这样想的，打仗的兵士也是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杀死我们的猪羊去邀功也是情有可原。我们也不要求再修改什么“军功统计标准”了，再改下去谁知道又改成个什么样？我们还是少养些猪羊，多养些猫兔鸡鸭吧。
忠武公说得对，用杀人的数量来作为军功统计的唯一标准是十分错误的。这种错误的直接受害者就是普通老百姓。其实，早在忠武公提出这一观点之前，这种错误的严重后果就人人皆知。早在忠武公出生前的二百多年，秦国就有一个姓白的人屠，堪称“杀人家”。他一生拔城八十六座，为了用人头邀功，斩首九十六万级，坑俘溺俘十二万，总计杀人一百零八万（据不完全统计），就算把他在娘胎里的时间也算在内，他平均每天要杀四十五个人。他杀的人数占去整个战国时期二百五十五年中被杀人数的一半。在忠武公出生后的二千多年里，虽然再也没有新的人屠能破这个纪录，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也有近两千次（也是据不完全统计），差不多就是每年发生一次，杀了多少人更是无从统计。不知道是哪个汉奸把这个消息传到扶桑，以至于我们的庶子扶桑矮子也认为中国人好杀，纷纷跑到中国来杀人邀功，八年就杀了我们三千五百万（亦是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天要杀我们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六人。如果是我们这样去杀扶桑人，那早就把扶桑四岛杀光杀绝了。好象中国人的脑袋都是地里种出来的，生来就是供别人拿去邀功的。幸好中国人的脑袋生长速度确实就跟地里的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这事非常让人郁闷。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武陵郡。武陵郡属荆州管辖，名义上早在建武元年，武陵郡太守王堂就已归附了大汉，但这个地方都是苗瑶土著，王堂太守说的根本就不算数。本来，武陵郡的治所在义陵，就因为王堂太守表态要归附大汉，那些苗瑶土著便想方设法要王堂太守的命。他们派人在太守府里投毒放蛊，夜里从门缝里往里塞赤练蛇，躲在树杈上放箭头上涂了见血封喉的冷箭。一些土司虽然假惺惺地请王太守吃饭，但上的菜不是红天狗烧肉，就是一品红炒木耳，还用闹羊红来泡茶。一年下来，太守府里的秘书警卫死的死逃的逃。王太守没办法，只好把治所迁到洞庭湖边上的索县。武陵郡名义上是领十三县，实际上除了索县、孱陵和临沅外，其它十县根本管不了。役不能征，税不能收，工作评比年年落后，弄得王太守三番五次地要求换岗。武陵郡就是这么个地方。
你肯去么？秀哥问忠武公。
不去又怎么办呢？要建军功就要杀人，可是就连公孙述都被广平侯杀了，现在到哪里去找正规军杀呀？也只有去剿匪了。更何况工部的这份差事哪是人做的？忠武公心一横：去！
吏部的任职通知很快就送到了忠武公的手上，职务是武陵郡太守，秩二千石。同时还有一张开往兵部的介绍信。凭这张介绍信他可以到兵部去领一件兵器，一驾坐骑和三套军服，作训服、礼服、常服各一套，还可以挑选一百名亲兵。
带着介绍信，忠武公首先到兵部的武库司选兵器。作为首长，他知道选什么样的兵器直接关系到他的威仪，因为他不会武功，所以说短兵器一律不能选，用短兵器跟敌人近战，对于他来说十战十败，生命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而他首先就排除了鞭和锏。而且他力气也不大，斧、棒、锤也是不能选的。在长兵器中，戈、矛、叉一般都是士卒使用的兵器，也不能选。钯跟铲太土气，只有农夫出身的武将才使。他决定在刀、枪、戟、钺当中选择一样。刀以砍和劈为主，枪以挑和刺为主，钺主要是劈，这三样兵器功能都比较单一，用起来是不是内行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认为长戟比较合适，戟能刺能钩，能砍能划，功能齐全，对于一个没什么武功的人来说，拿在手上上下左右瞎划拉，一般人也看不出什么门道。而且，长戟的外观也十分上眼，有武威也有文气。对于长戟的规格，他也作了反复的比较，选太重的，万一玩不转，会被手下的士卒耻笑，选太轻的又怕有失威严。最终，他选了一枝三十斤重的镔铁方天画戟。
在兵部车驾司选坐骑的时候，也是颇费一番周折。供主帅选择的坐骑主要是蒙古马。虽有大象、骆驼和骡子，但那是用来运输辎重和粮草的。忠武公很少骑马，就是在西域工作期间，一般也都是骑骆驼。蒙古马的脾气又十分暴烈，动不动就要把指挥官摔下马背。而且，武陵郡山高林密雨水多，蒙古马到了那种地方水土不服，能不能活都是两个字。于是，忠武公对车驾司的领导说，我不选马。弄得车驾司的领导十分费解，心想，未必还有骑骡子带兵打仗的将帅？那不要让士卒们笑掉大牙？忠武公说，骡子我不会要，骆驼我也不要。骆驼到了武陵郡那种地方会水土不服活不下去。我选大象。忠武公想，大象身强力壮，能走会爬，也适合武陵郡的气候。主帅骑在大象背上，高高在上，十分威严。大象的脾气也十分温驯，绝对不会象居功自傲的烈马，动不动就蹶蹄子昂首，非把主帅摔下来不可。更为重要的是，骑在大象背上，敌人除了射箭之外，一般的长短兵器根本就够不着，生命安全最有保障。他是这样想的，决定选一头身强力壮的大象。车驾司的领导开始不肯，说大象主要是用来驮辎重的，还没有哪个主帅选大象做坐骑。忠武公说，南方人打仗都骑大象，骆驼和蒙古马到武陵郡去绝对水土不服，你总不能让我骑骡子带兵打仗吧？车驾司的领导没有话说，也知道他是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