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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格，中国人大大的不可信！”田野二郎挥了下手。小特务见了，狗样夹着尾巴跑出了大队部。他抹了下脸上的汗水，斜依在墙角长长地喘了口气，而后静了静急速狂跳的心，望一眼门口凶神似的哨兵，叹了口气，无精打采地走出了街口。
“老兄，干嘛这么胆颤心惊的？”迎面走来一个伪警察，大约有三十多岁的年纪，穿一身笔挺的警服，腰挂盒子枪。他就是我地下党员，打入敌伪警察大队的凌云同志。自从张大娘被捕后，他接到上级指示，配合打入特务队的一个同志营救，可那同志牺牲了，计划失败了，他很难过，又得知张大娘为了不使同志们再做无谓的牺牲，也拉响了手榴弹牺牲了。多好的母亲，多好的老人。他一直注视着敌特们的动静，知道王宁一伙劫持了抬担架的特务出城了。他装着巡视到这儿，注视着进入大队部的小特务，见他出来，笑着迎过去，想从他嘴里掏出点儿有用的东西。
街上人很少，天空有太阳，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凌云同志是刚刚接到党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是桥头伪警察地下党姜赤文，他们是一个村的，从小在一起，可说是光屁股长大的，一块参加革命。后来他受党的指派参加了伪警，由于他的管区几年来没有发生共产党事件及各种案件，很受敌人的信任。姜赤文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汉子，一次独自进城碰上了他，对他破口大骂：“叛徒，人民不会饶了你的，你是中国人，可为啥认贼作父？”
凌云同志很难过，默默地掉下了眼泪，地下工作是多么艰难啊，不被别人理解，特别是不被自己的战友理解，他真想一气之下脱掉这身皮，拿起枪来和敌人面对面地战斗啊。可是不行，只有忍着伤痛深入到虎穴才能摸清敌人的情况，才能使外面的同志了解敌人，打击敌人。后来上级让姜赤文也参加了伪警。刚一见面他愣住了，猛地给了姜赤文一拳哈哈大笑地说：“好家伙，我的上级愿来就是你。”今天姜赤文向他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一是摸清东光城敌伪兵力部署情况；二是画一张详细的敌伪军城防图；三是设法把敌人夜间的口令送出去；更主要的是解决我方缺少子弹的问题。姜赤文闪动一双明亮的眼睛，说：“你的行动有人暗中保护。县委郭部长被调回县委去了，他要求你千万要慎重小心。事情办好后，由你想办法带出去，沿途有人保护你的安全。”想到这里，凌云立时觉得有一股力量促使着他。他和小特务来到一家小饭馆，找了一间僻静的房间，坐下后拍着小特务的肩膀说：“老兄遇事别丧气，要像我这样，什么也不放在心里。今天算我请客。”
“唉！”小特务见菜上了桌，倒了一杯酒，一昂脖喝下去说，“你老兄和咱不一样，是警察所长，有点儿小权力。咱是小跑腿的，随叫随到，不敢不听。这不，上午押送一个老太婆的死尸出了毛病，被大队长骂了一通，说中国人大大的不能信任，以后咱该倒霉了。”小特务又连喝了几杯酒，才转动着手里的酒瓶说， “老兄，这是卧牛大曲啊，好酒，好酒！我第一次喝这么好的酒，得多喝几杯。”
中午的阳光很热，天空格外晴朗。凌云从小饭馆出来，拍着小特务的肩装作醉了似的说：“有事只管找我，再见。”说着摇晃着向伪警察所走去。
伪警察所里，姜赤文正和几个伪警在伙房里吃饭，见凌云回来，便一推酒瓶说：“不喝了，不喝了，我找你们所长去。”说着站起身，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说，“哎，弟兄们，下午咱们玩几圈咋样？”
“好好！”几个伪警知他和所长关系好，正盼他玩几圈呢。
凌云和姜赤文走出伪警察所，来到凌云同志的家。这是一座很讲究的四合院，她的妻子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人长得也漂亮，虽然她出生在农村，但几年的城里生活也使她锻炼成一个迎来送往的大行家。她不赞成丈夫干伪警察，替外国人卖命，可她深知他的为人，从不干坏事，所以她相信和丈夫来往的人大都是有正义感的好人。特别是姜赤文的到来，她显得很亲热。前几年这俩人闹过一次矛盾，虽然都参加了伪警，见面还是一直瞪眼竖鼻子互不往来。她暗中做过俩人的工作，但都没有回转的可能。今天突然一起到家，使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赤文，今天哪股风把你吹来了？”
“大嫂，是春天的风啊。”姜赤文笑哈哈地说着，把一个玩具放到正在一旁玩耍的孩子面前，抱起孩子说：“喊我叔叔小家伙。”
“叔叔好！”小家伙搂住他的脖子亲热地说，逗得姜赤文哈哈大笑起来，说：“嫂子，这小家伙和他爸长得一模一样，活脱脱的一小凌云。”
“好了，好了，别再逗了。”凌云看了看表。她妻子知道他们有事，就把孩子领到外屋。屋里俩人秘密绘制敌人的城防草图，把兵力部署的方位，武器配备，间隔距离，火力点的强和弱，一一标明。但是如何得知敌人的口令呢？这是件难事，每到夜间敌人只准进不准出，口令是在夜间八九点钟才传下来，而且是一天一换，口令下达后，城门早已关闭，全城处于戒严状态，显然派人出城是不行的，由自己出城，这很可能引起敌人的怀疑。他沉思着，推开窗子，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外面传来敌人的摩托车声，敌人天天如此。他想，只有用电话外传才有可能，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姜赤文，随后又说：“可是用这个办法也很困难，因为夜晚的电话只有日伪主要官员才能使用，其它人是不准使用的。”
“也只有用这个办法了。”姜赤文沉思了会儿说，“今晚八点到九点我在警察所听电话，可下一步的事就靠你自己了。”他握住凌云的手担心地说：“是不是告诉大嫂和孩子先躲一躲？”
“不，”凌云坚定地说，“我会有办法的。可口令是两个字组成的，”凌云沉思了会儿又说，“我看这样，我把口令编成两句话，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就是口令的两个字，开头我向你问好，而后再说几句家常话就了事，咋样？”
“好，郭部长回县委后派县大队过来，我想大概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凌云拍了拍姜赤文的肩，又抽出床下的地板砖，拿出内线同志传来的100发子弹，交给他说：“要注意，同志们都等着你呢。”
第九章天快黑的时候，凌云把枪里的子弹压满，独自从家里走出。街上行人少了，只有几个无聊的日伪特务有事无事地成群结伙地乱窜。特别红火的饭馆妓院门前来来往往，传来喊声叫声和浪声浪气之声。迎面走来一个伪警察，手里提着鞭子，歪戴着帽子，嘴里叨一支烟，敞着怀大摇大摆地晃了过来。他见所长走过来，立时正了正帽子，扔掉烟卷打了个立正。凌云不想多事，不耐烦地挥了下手就过去了。迎面又走来一个日军军官，个子不高，一双箩圈腿，大猪头，戴一副白色眼镜，看上去倒也有了几分人样。他的身后跟着一个特务，歪戴着帽子，斜肩背一支盒子枪。凌云不想多和他说话，便低着头装作没看见似的大步从俩人身边走过。这时特务在猪头军官耳边嘀咕了几句，猪头立时站住，回转身斜视着凌云，冷冷地笑了笑，大步追上，一拳打过去骂道：“八格，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过去，你的过去，话的不说，大大的不忠。”
凌云没提防，被打了个趔趄，捂了下被打痛的腮帮子，愤怒地瞪视着猪头，见身旁特务得意地斜眼望着他，知道是这家伙发的坏，伸手便去摸枪。忽然一辆摩托车停在一旁，从车上走下召雄大佐的顾问官小腾一郎。这小老头外表温和，是个中国通，他的家和凌云隔一条墙，两家来往很密切，他很欣赏凌云的大方和有风度，可说是很“好”的朋友。忽然一伙警察跑了过来站在凌云的身旁，个个怒目而视，枪口对准了对面的日军和特务。特务怕真的打起来，悄悄地狗一样夹着尾巴溜到一边去了。小腾一郎倒背双手，摘下眼镜擦了擦，凌云笑着走过来向他诉说了经过。他听了点了点头，他知凌云不是那种低眉弯腰之徒，然后慢步走到日军军官面前，冷冷地哼了声。日军官立时放下战刀，恭敬地立正敬礼。“啪，啪”，猪脸上立时起了几个手印，要知小腾一郎在日本是军事教授，官授中将，兵团长；但他毕竟是个教书匠，不擅于也不愿谋划打打杀杀，更不愿枪杀无辜的人。不过他有一个很得意的学生召雄大佐，便随学生来到了中国，参与过上海战事后来到这座小城享福。他了解日本军人的凶残、无知狂妄的武士道精神，便转身对站在一旁狗一样想溜的特务招了招手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主意的不好，激火的不要！”说着“啪、啪”打了特务两记耳光，又转身拍了拍了凌云的肩，向四周挥了挥手，跨上车对日军官说：“你的，司令部召雄大佐面前说话。”
“我们走！”凌云见小腾一郎走了，也大声喊了声，和弟兄们回到了伪警察所。他坐到办公室前，冷静下来，才觉得自己太紧张了，太大意了，几乎铸成大错。唉，他长长叹了口气。口令再有两个小时就传下来了，转送口令的地方和人选还没有找到。他紧锁双眉走出办公室，来到宿舍，弟兄们都在，他知道他们肚子里都有一肚子苦水，可谁也不愿先说，只要他一号召，就会一吐为快。
“凌所长，妈的小日本欺负到你的头上来了，奶奶的，我们今晚干掉他个狗娘养的。”一个粗大的满脸胡子的伪警气愤地说。
“是啊，所长，我们都听你的。”几个伪警喊起来。凌云知道现在不是他公开出场的时候，也不是他几年来用心血和汗水灌输的花朵过早开花的时候，他必须忍耐，于是很感激地向弟兄们点了点头说：“别喊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弟兄们跟我直不起腰来，我们现在只有忍着。”他怕活多有失，转身走出了大门，独自来到戏院。戏院门口大多是携妻带妾而来的日伪高级官员，他随着人流走进去，找了个空位坐下。台上的戏还没开，他眼看着戏台，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把日伪高级官员一个挨一个地在心里捋来捋去，觉得都不合适。无奈只好走出戏院。起风了，风一吹，吹起了他的头发。他一手提着帽子，一手叉在裤兜里，猛地想起了司令官的顾问官小腾一郎的勤务员寇志国，他经常和小腾一郎在一起，和寇志国很熟。寇志国是北平高等学府的毕业生，留学日本，是小腾一郎的得意学生，中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小腾一郎来到了祖国，当了小腾一郎的勤务员。凌云想着，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下了，心情也立时开朗了。于是他吹着口哨大步回到伪警察所，刚坐下，敌人的夜间口令传了下来是“青年”两个字。他立即根据这俩字编成两句话，随即提了瓶酒和两样菜去找寇志国。
寇志国三十来岁，戴一副白色眼镜，给人的印象是干净利落。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