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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北大虽然日益平民化，但是北大人为“帝王师”的情结依然没有泯灭。在90年代，因为进入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所以，以北大经济学为典型，出现了学者任不寐所说的“环中南海现象”。这批经济学家，仅仅是“环”，还没有进去，他们首先假装自己是“独立”的，并能够熟练操“西崽”语言的。从皇宫边上的大学到宠臣的花园，北大的奴性依旧，于是，北大的经济学家们染上了浓厚的幕僚情结或帮忙主义。用任不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坚守在岸上大呼小叫，捕风捉影，缺乏面对社会问题的应变能力和实证性思考，没有历史感也没有现实感，缺乏现实精神和人道关怀是中国经济学的特征之一。”任不寐的批评是针对中国整个经济学界的，但是我觉得北大的经济学尤其有这种“皇家派头”，以能够被“御用”为光荣。任不寐在分析文化背景时，注意到，“士大夫是有别于百姓的。这种可怕的传统影响着我们的学者，让他们寄生在皇家俸禄和小民仰慕上，寄生在官方理论的概念和政策术语上，并只限于在书房里寻找答案。‘学而优则仕，仕而学则优’。我们发现，经济学界没有新概念，‘新概念’最早永远先见于文件而后得以引用，引用先见于‘番邦’而后得以传抄。”具体到北大的经济学家们，这一症候更加明显。北大的经济学是如此，北大的其他学科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对于北大来说，校园位置是否在皇宫边上或者在宠臣的花园里，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骨子里的东西、是某种意识、是某种精神。如果北大不能根绝自身的“皇家”心态，北大永远成不了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与西方大学体制的建立相比，北大以及北大所代表的中国大学制度的先天不足十分明显。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最早是在教会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教会对大学有某种约束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学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获得了相对的学术的独立性。国王们是没有权力管理大学的，更不可能像中国的政府一样，详细地制定大学的教学计划，把政府所认同的主流思想灌输到大学教育中去。13世纪随着城市的成长，城市知识分子与大学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同时也在努力使大学从教会的阴影下摆脱出来。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他的名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当时，各大学在它们出现的城市里，由于它们成员的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令其他势力感到不安的力量的表现。它们在有时与教会势力，有时与世俗势力开展的斗争中，获得了自主权。
作为一种社团力量，欧洲的大学跟教会和世俗政权两面作战。
首先是与教会作战。原先，大学成员是教士，地方上的主教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部属。教学从属于教会，大主教把大学事务委托给自己的一个心腹来管理，这个人叫“校董”或者是“总监”。他们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威的，文化毕竟是信仰的问题，主教坚持要对文化进行控制，但崛起的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213年，巴黎的大学总监被迫放弃了颁发执照即授课许可证的特权。这一权力转移到大学教师手中。从1301年起，大学总监甚至不再是学校行政上的领导。而在波伦亚，由副主教担任大学主席一职。但事实上大学主席的权威在大学围墙之外，副主教满足于主持学位授予仪式。教学内容与方式都由教授自主。
其次，大学与世俗政权的矛盾同样突出。统治者试图取得对大学的控制，大学将为王国带来财富和名声，同时也可以成为对大小官吏进行教育的场所。王公大臣们希望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一样，对自己王国里的大学切实地行使自己的权威。大学的师生们用生命来捍卫学术的自由，直到获得胜利。在巴黎，为了争夺大学的自主权，1229年学生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学生被国王的卫队杀死，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巴黎大学几乎没有开过任何课程。直到1231年，路易九世郑重承认大学的独立地位。在英国牛津大学，1232、1238年、1240年发生了三次大学与国王的剧烈冲突，最后以亨利三世的退位而告终。世俗政权大体上从大学里退出。
对比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学生运动与本世纪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欧洲大学的学生运动是内倾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独立；而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是外向型的，主要的目的是想解决整个国家的政治问题。欧洲大学从一开始起就确立了自己发言的前提，即：先获得自身的学术独立性，才谈得上对国家的其他方面指手划脚。让大学摆脱外部的诸多力量的牵扯，大学不代表谁发言，大学只代表自己发言，这样的发言才可能是金玉良言。而北大则始终想充当某种更强大的势力的代言人，或者是政府，或者是大众，或者是虚幻的“天下”。中国传统士子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贯穿于2000年的“太学”历史之中。北大虽然是新式学校，但受太学传统的侵染很利害，北大连做梦都在“为天下先”，偏偏心目中没有自己，这样的一种“无私”有没有问题呢？假如自己没有一个稳当的立足点，又如何能够撬起地球来呢？
欧洲的大学通过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使自己成为一种独立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而以北大为典型的中国现代大学则被纳入政府机构中，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西方大学从13世纪以来就具有的独立性，对20世纪末的中国大学来说依然是一个美好的梦境。13世纪末，爱尔兰学者托马斯写道：“巴黎城就像雅典，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老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欧洲的许多大学都建立在郊外，大学本身就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市。即使是那些处在大城市的大学，在城市的结构中，它们的身份也是独立的。这跟建立在皇宫旁边的北京大学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中国现代大学的依附性是与生俱来的，更在窘迫的现实环境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雅克？勒戈夫注意到了欧洲大学先天具有的叛逆色彩，“大学组织看来注定要从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向另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转化。它看来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背离所有其他的人。对教会、对国家、对城邦来说，它都可能会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
与之相比，很不幸的是，北京大学从一建立起，就被各种势力进行严格的归类，最后它自身也不得不认同那种最强大的力量对它的归类。欧洲大学无法“归类”的、强硬的、异端的性格，使自身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且让教会和世俗政权不得不让步。一个极端尊重自己的社会组织，本身就具备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事实就是这样的：你不依附政治，政治反倒来讨好你；你向政治抛媚眼，政治反而把你当作妓女来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所充当的角色，并不比妓女好多少。在文革中，北大以叛逆的姿态来充当了可耻的打手，它不仅清洗了内部最优秀的分子，而且向全国所有的大学和教育机构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它与其说是被领袖所利用了，不如说是主动地迎合了领袖的意图。
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明确了自身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正如雅克？勒戈夫所描述的：“大学与大学成员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国，当统治权从伐罗亚王室转到卡佩王室后人手里时，和百年战争分裂时期；在英格兰，在贵族反对国王的13世纪和王朝更替的14世纪与15世纪；在捷克、波兰或苏格兰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在教会大分裂期间和在康斯坦茨与巴塞尔的重大宗教会议上，大学都作为行动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这一现象说明，先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才有发言的价值。自己得成为一棵大树，才有可能拥有一片蔚蓝的天空。自己是一株爬山虎，人家自然就随便地处置你。
北大的精英意识，也与它的官学传统纠结在一起。北大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最优秀的，所以便有权利决定中国的命运，有权利做中国的主人。追溯传统，它来源于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也有类似的思路。
大思想家卡尔？波普最反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他终其一生阐明这一思路的危害性。他举了一个例子，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过教育的人不断问道：“我的投票与丝毫未受过教育的任何清洁工人的投票一样份量，这难道是正确的吗？难道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比未受过精英的群众更有远见，因此应当对重要政治决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吗？”
波普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摒弃由聪明人和善人统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毕竟谁在聪明与愚昧之间做出选择呢？他强调说：“西方国家所尊敬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是西方信仰的象征——无名对普通无名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并不询问他们属于群众还是精英：他是一个人，要整体地看待他。”
记得我刚刚到北大的时候，就有老学长反复对我说，我们北大人是最优秀的，我们才有资格管理国家，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很奇怪地问：“他们是谁？”他指了指围墙外面的世界说：“他们在墙外面。”我很不喜欢这种姿态，我想，我就是从“他们”中间来的，我还要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属于“他们”。许多人把进入北大看作一次加冕，一次黄袍加身——一进北大门，立即就跟原来不同了。我没有意料到这种观念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北大里几乎所有的人，只是有的人对此有警惕和反思，而绝大部分人光荣地把这一切继承了下来，并且心安理得地传给新人。
还有一则很有趣的真事，在一次学生运动中，北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但是人民大学早已经出发了。不行，不能让别人当老大，北大的学生干部冲上前去交涉，说只有北大才是老大，北大必须走在前面。两个大学的干部们争吵起来，过了很久，人民大学才不得不让步，北大的队伍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