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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一个星期的学术会议，我又回到北京。刚出首都机场，在出租车中随手拿起一张新出版的《北京青年报》，触目惊心的头条映入我的眼帘：“昨夜不明身份的歹徒潜入北京动物园，杀害园中两只珍贵的黑天鹅”。
童话的故乡
从斯德哥尔摩乘坐夜行列车，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我与同行的刘小枫和朱学勤两位老师，聊天聊到深夜，才昏昏睡去。一觉醒来，火车已经到站了。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在哥本哈根大学研读齐克果哲学的周一云女士。她在丹麦生活了好些年，听说我们要到丹麦，便不辞劳苦地来充当导游。哥本哈根的火车站古色古香，保持着一个世纪前的安宁与优雅。周女士告诉我们，一个多世纪以前，年仅十四岁的安徒生初次来到首都时，就是从这个火车站迈开事业的第一步。
如果说斯德哥尔摩有一种帝国的霸气和雄风，如同一位气势凌人的贵妇；那么哥本哈根完全就是一座根据童话故事修建的城市，好似一名让人如沐春风的小家碧玉。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哥本哈根。出了火车站，就是市中心的小广场，一栋栋著名的建筑环绕四周，而安静地坐在一角的，是安徒生的青铜雕塑。安徒生随意地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扶着拐杖，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头却扭过去眺望远方，似乎正在测试，现实与童话之间，究竟有着多大的距离？
一个作家为一个国家带来世界性的声誉，一个国家因为一个作家而被全世界亿万儿童和成人所憧憬。这个作家该是何等的伟大，这个国家又该是何等的幸运！
这个作家就是安徒生，这个国家就是丹麦。
安徒生出生于一个穷苦的鞋匠家庭。父亲早逝，祖母外出乞讨和母亲帮人洗衣，才把他拉扯到十四岁。他是一个外表丑陋的孩子，当他怀着当舞蹈家的梦想来到首都的时候，首都给了他比北欧的冬天还要冷酷的白眼。一个美丽的贵妇第一次见到安徒生时，立刻不顾礼仪地评论他的相貌：“这个年轻人就像根木头杆子，连海鸥也不会降落在上面栖息。”然而，这个削瘦而丑陋的青年，却有一颗比水晶还要透明的心灵。在暖气不足的房间里，他用毛毯裹着自己几乎冻僵的身体，艰难地开始了写作。他要控诉生活的不公吗？他要咒骂人心的麻木吗？安徒生笔下流淌的，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纯净、最美好、最浪漫的童话。
周女士问我们在丹麦最想看的风景是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先要看与安徒生有关的一切。于是，她带着我们匆匆地奔波在安徒生昔日的足迹之中。哥本哈根的新港，是十七世纪修建的码头，曾经是水手们聚居的贫民区，今天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寸土寸金的旅游点。人工运河一直延伸向远处的海湾，清澈的海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运河中停泊着一艘艘竖立着高高的桅杆的木船。尽管大多数的船只都配备了现代化的动力，但其整体的结构依然保持着泱泱古风。运河两边是遥遥呼应的街道，全都是一座连接着一座色调温馨的小楼。一楼一般是餐馆和啤酒馆，二楼则充当旅店。当年，安徒生就在这里的一所不起眼的阁楼里，写下了他那几篇感动全世界的代表作。
就在安徒生居住过的小楼下面，啤酒馆的圆桌一直摆设到街道旁边。醒目的门牌号吸引了一茬又一茬的客人。我们也围坐下来。五月的阳光像透明的金子，周围那些穿着色彩斑斓的丹麦人在阳光下更是显得生机勃勃。金发飘飘的女侍者告诉我们，据说安徒生手头宽裕的时候，通常都会到这张屋檐下的桌子边坐坐。这个眼睛像海水一样湛蓝的姑娘一会儿就飘进里屋去了，再出来的却是一位白发苍苍却手脚利索的老太太，我猜想，她大概是姑娘的祖母吧。历史的流水定格在此时此地，如同运河中静穆的海水，如同一座不再走动的时钟。
我们惬意地喝着嘉士伯牌啤酒。周女士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并不是产自德国，而是产自丹麦。丹麦的嘉士伯，堪称世界第一啤酒品牌。不过丹麦人一向是谦虚谨慎的，他们的广告仅仅是“嘉士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特意增添了“可能”一词，却还是掩饰不住主人的自豪感。正喝着清冽的啤酒，周女士突然说道：“你们一定不知道嘉士伯与安徒生的关系吧？”
我们都为之一楞，嘉士伯还跟安徒生拉上了关系？看到我们纷纷摇头，周女士神秘地一笑说：“待会儿你们就明白了。”我们按捺不住好奇心，立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又出发了。
从新港的码头乘上一艘小船出海，继续沿着蜿蜒的海岸线行驶。一路上，海天一色，沙鸥飞舞，令人心旷神怡。忽然，导游指示我们往岸上看，我们的眼光一扫描过去，便再也移不开了。只见岸边一块突出海面的花岗石上，静静地卧着一尊美人鱼的铜像，她那忧郁的脸庞正好朝着我们的游船。美人鱼雕像比我想象中的小得多，大概是我们在国内看多了那些高耸入云的塑像的缘故。然而，高大的塑像也许是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空壳，平凡的塑像反倒能够永存于历史与人心之中。安徒生笔下的是一个凄婉的悲剧故事，但让他欣慰的是，他所要昭示的人性中善的力量，正在日日夜夜地增长着。眼泪比子弹更有力量。那些以子弹来证明自己强大的家伙，其实是最懦弱的人；而那些在人类崇高情感面前流泪的人，却是暴力无法战胜、邪恶无法侵蚀的人。
“嘉士伯与安徒生的关系，就在这尊美人鱼塑像上面。”周女士这才揭开了谜底。原来，建造美人鱼铜像是嘉士伯的创始人卡尔？雅各布森出的主意。有一次，他到皇家剧院观看芭蕾舞剧《海的女儿》，灵机一动，想到应当在海边为海的女儿立上一尊塑像。于是，他请来丹麦杰出的雕塑家艾力克森，后者欣然受命。一九一三年，朴实无华却仪态万千的塑像落成了，“海的女儿”便成为哥本哈根乃至丹麦的第一标志。
这里真是童话的故乡，连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吮吸着童话的琼浆长大的。这个故事让我感慨万分。假如我们也拥有一位安徒生，也拥有一尊“海的女儿”，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呢？假如我们是在安徒生的童话里长大，是在那些浸润着同情与爱的故事中长大，而不是在《三国》的阴谋和《水浒》的杀戮中长大，我们观察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会不会产生本质的不同呢？我想，倘能如此，我们难道还会蜂拥而起、制造血淋淋的“文革”的惨剧吗？我们之间必定会和颜悦色地谈话、彬彬有礼地握手。我们会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乃至天空中的飞鸟与海洋里的游鱼。我们将褪去身上的血腥之气和暴戾之气，把每一位从远方来的陌生人当作朋友；我们将收起拳头和脏话，以有教养为荣、以没有教养为耻。我们将以自己的一颗爱心换来无数颗爱心。
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美人鱼以及岸边的建筑，已经被我们飞一般的游船抛在了身后。我还在痴痴地想：虽然我们的土地上没有诞生一个像安徒生这样伟大的作家，虽然我们的作家至今写不出一部像《海的女儿》这样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拿来”，可以阅读，可以吸收。什么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案头，都能够摆放着一本被翻看得卷了边的《安徒生童话》？
哲影萍踪
让丹麦人在全世界的面前都感到骄傲的同胞有两位，一位是童话作家安徒生，一位是大哲学家齐克果。跟来自外省的安徒生相比，齐克果是更为典型的哥本哈根人。在他短暂的四十二岁的学术生涯中，除了三次赴柏林游学之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这座寒冷却充满诗意的城市度过。
丹麦国家图书馆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老馆是一所古老的王宫，沉稳的石质材料和浅褐色的外表，立即将人带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之中；而一墙之隔的新馆，却是一座用蓝色玻璃修建的、形状为倒立梯形的新潮建筑，人们称之为“蓝宝石”。丹麦人最擅长工业与建筑设计，其精巧的构思往往让人拍案叫绝。
就在老图书馆中心的花园里，一尊齐克果的青铜雕像静静地隐没在树荫与花丛之中。丹麦的青铜像与邻国芬兰的迥然不同。芬兰大约是受到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在赫尔辛基的街头所见到的塑像，许多都是政治与军事人物的；而在丹麦，雕塑的对象却绝大多数是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建筑师等等。与其说哥本哈根是丹麦政治意义上的首都，不如说它是文化首都。丹麦人对政治一直不感兴趣。一般而言，真正政治修明的国家，国民才享有不关心政治的“特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无须太关心政治的丹麦人，绝对是幸福的。
从塑像上看，齐克果的相貌比安徒生强不了多少，眼睛深陷，颧骨高耸，神色冷峻。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畸零瘦弱的他几乎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拒绝了爱情而选择了哲学，以“齐克果式的反讽”来面对苦难、悲痛与孤独这些存在的内在性问题。他死去的时候，还不为同胞所理解。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他的思想成果越来越被认定为诊治人类精神疾病的良药。
由于头上就是一大片浓密的树荫，树荫中活跃着大群的鸟类，所以齐克果雕像的肩头堆积了不少飞鸟的粪便。这位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学者，生前对于雕像一类的玩意嗤之以鼻。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有个年轻人在这世上迷了路。他出于需要而四处寻找一位苏格拉底，但在他的同代人中却一个也找不到。然后他请求诸神把他变成一个苏格拉底。可是现在，却因为诸神的偏爱而如此羞辱和谦卑，以致正当他得到了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东西时，却感到了处在一切之下。”这样的命运之于齐克果，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荒谬。齐克果有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雕像中的一员呢？他预料到了，正如他在《诗篇》中所说：“时光流逝，生活亦条河流，人们如是说。这并非我的发现：时光伫立不动，我亦如此。我所想出的一切计划直对着我飞回来；在我想吐唾沫时，却吐到了自己的脸上。”
鸟类的粪便倒还罢了，齐克果更料不到的，他的身后研究“齐学”的学者们一串又一串。同行的刘小枫先生告诉我，有一对美国的夫妇，终生研究齐克果，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将齐克果的全集翻译为英文。假如齐克果地下有知，对此该有怎样的感想呢
在“蓝宝石”大厦外面，临着与海洋相通的流淌着的运河，是宽阔的“齐克果广场”。齐克果的名字又一次被人们一厢情愿地使用着。而在广场的前方，有一座庞大的吊桥，深褐色的钢丝和银色的钢索，在海水的掩映下分外醒目。然而，它也仅仅就是一座吊桥而已，为什么旁边有无数的游人，将它当作美女般的背景拍照呢？陪同我们的周一云女士告诉我们说，本来，这座吊桥在哥本哈根众多的吊桥中籍籍无名，因为齐克果在著作中多次提及，现在居然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