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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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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寻找通向死神的漩涡,似有若无。也可以捡起扁平的小石子儿打水漂,嗖的一声把石子儿斜飞出去,石子儿在水面上平平划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眼看着石子儿跳了几跳,越跳越远,点出从大到小一连串的涟漪,美极了,于是连忙再找找有没有更合宜的圆石片儿。那个时代养狗从来没有人拴着链子的,只只狗狗都随意在外玩耍,在河边彼此追逐,叫声不绝,迅疾如电,我的心也跟着它们奔驰。夏日午后,到此泡水游泳的人很多,我已经把书包里的便当吃完了,便寻一处阴凉欣赏这些人像水鸭子一般的快乐。有的时候也会大胆地脱掉鞋袜,小心地坐在石上,把脚伸到水里试试,偶尔还有不及一寸的小鱼群闪过脚边。

我总是挨到天黑了才回家,又巴不得天永远也别黑,回家的路程步步艰难,一边还要想着,等下该怎么撒个谎,才能掩盖在外多盘桓了两三个钟头的问题。

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在床边有一堆撕得粉碎的纸,捡起来细瞧,可不得了,是从学校借来的《水浒传》的碎片。

前夜还在床上读着呢,今早却没来由地成了一堆碎纸,书是借来的,这可怎么是好?我猜只有姑妈会做这样的事,但是看她不声不响,我哪敢问?她是要我好看。

学校图书馆天天催我还书,后来催收的任务交给了班长,早上一到学校,班长看到我就说:“马国光《水浒传》!”像是在唱一首熟练的歌。穷则困,困则盗,我偷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后越偷手越顺,已经可以偷到买得起书了。偷来的钱买的书,常常不带回家,逃学在外读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偷来的钱也可以买别的,但是很少买吃买喝,有一次买了一盒十六色的蜡笔,在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眼前一排整整齐齐的各种颜色,看得我心花怒放。还有一次买了一根绿色透明的米达尺,举起尺来把天地都映照得水绿水绿的,让我一下子忘掉了我小小人生的一切痛苦。

偷来的钱买的东西,都不敢带回家,只好放在教室的书桌里,教室放学了会上锁,丢不了。

但是终于还是出了事。

有一天照旧晚晚地回家,纵使没有逃学。可是一回到家里,看见了桌子上的东西,吓得我汗毛竖立。那些都是我藏在教室书桌里的个人物品啊!我百口莫辩。

原来姑妈要大表妹去我们班上的教室搜搜我的桌子,她照她妈妈的吩咐,先是跟老师报告她是谁,要干什么,老师也没有阻止,于是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带回家了。她最爱做让我挨打的事情,而姑妈从来没有想到如此的设计会多么伤害手足之情。

不会有别的结果,自然又是一顿毒打。

毕竟是小孩子,有的事情就是想不清楚,结果演变得无法收拾。

在一家文具店里,我忘记买的是什么,总之要用上剪刀,便借了女店主的剪刀用了一用。

在回家的路上,偶然摸到了书包,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把那一把剪刀给放进来了。

长大之后想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地就可以处理好。我可以马上把这把剪刀送回去,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不回家是不行的,然而要是这一把剪刀让姑妈给搜了出来,我就无法交代。她常常搜我的书包、我的口袋,在她面前我是一丝隐私权都没有的,我一时没了主张。

快到家门口了,怎么办?糊里糊涂地,我把剪刀丢到水沟里,在和平东路一八三巷,史学家劳幹教授的家门口旁边。

水沟虽然狭窄却很深,烂泥很厚。这样丢下去,干干净净没有痕迹,我想。一点都不错,平平安安地过了一两天。平安一两天也难得,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时时刻刻都在恐惧中,因为完全不能预知今天回家又有什么祸患。我活着,就是不断地出错,即使我也不知错在哪里。

但是女店主却找到了学校,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找到我。班导问起我,我只说明天会带来还给她,反正常常撒谎,总是先搪塞过去再说。

明天当然还是没有,我说忘了,再明天,再明天,这么一天天地拖着。但是要我从哪儿变出一把剪刀呢?我在绝望里,只有静静等待厄运降临。这两三天,吃不下,睡不好。

女店主催得很急,终于,班导通知了姑妈。

她没打我,只问我剪刀在哪儿?我说借给同学了,他马上就会还。什么时候还?明天。

我只会说明天,先推到明天再说,还不了《水浒传》也是这样,就跟班长一再地说明天。

那是秋冬之际,天黑得好早,我不敢回家,因为答应了今天一定会还剪刀的。不回家,那又能到哪儿去?我只能呆坐在教室里。

天,更暗了。

奇怪的是,有三个女生在后座叽叽呱呱说个不停,我也无心去听,只为眼前的难题而愁闷不已。

后来,三个女生终于也走了,只余下我一个人,我终究也要离开的,等一下就有校工来锁门。也许我该回家吧?否则就逃走吧?逃到哪儿去呢?还是回家吧。想来想去,回头看看这一间空荡荡黑糊糊的教室……居然有了一大发现。

在后面的课桌上,清清楚楚地放着一把剪刀!是那三个女生中的哪一个的剪刀吧?是啊,刚刚她们好像就在剪啊贴的。看来跟女店主的那一把差不多。我抓起剪刀飞快地跑到学校前面的文具店,得意地把剪刀给了她,立即回身而去。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女店主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班导,记得有“非原物”一词,其他的,大意是说,一把剪刀无所谓,但是养成小孩子的坏习惯就不好了。姑妈问起来,我只说同学把原来的那一把弄丢了,赔了这一把。这件事就这样结了案。

多年后,我看到一部瑞典导演英格玛柏格曼的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其中一段情节,表现的是一对兄妹被人追捕,眼看无路可逃,却钻到了一位教士的圣堂里,大胡子教士把他们藏在一个好大的箱子里,他自己就坐在箱子上,官兵带着武器进来,喝令他从箱子上下来,他只得从命。官兵就去开箱子,眼看两条小命不保了,这时教士紧闭双眼大喊一声,箱子打开,里面居然什么也没有!

六十年过去了,我不想跟谁辩论是非的问题,只想说,我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的教会,也未参与任何性质宗教的聚会,曾经也遇到过若干堕入地狱般的痛苦,然而我真的相信,天,从未绝我。

学生没有到学校上课,老师不太会想到是逃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几家有电话,逃个一两天再去上学,船过水无痕。

然而眼看就要考中学了,这可是硬碰硬的事情。

班导陈祖屏老师做了个家庭访问,父亲亲自接待,那天姑妈也慈祥了许多,他们居然没有查对我日常的生活,原先我担心得要命的事情一概都没出现。很奇怪的是,陈老师向父亲建议我该自动留一级。

后来晓得,小学的义务教育,在家长没有同意之下,是不可以留级的。父亲一口答应了下来,姑妈还想留点余地,父亲只是挥挥手便打发了过去。

父亲似乎有计划地、平平静静地处理我的升学问题。要我跟他共用他的书房,起先我很害怕,只得硬着头皮服从,渐渐地,也蛮不错的,一个是父亲不常在家,我一人独享他的书房,不用再听大表妹呱啦呱啦的喊书,再则父亲回来的时候,也常常带些零嘴,只给我一人吃,那种偷偷摸摸的享受,很甜蜜。有一次家长会,父亲居然真的去参加,一袭长衫走进了北师附小,我当时不明白,为何老师单独在贵宾室里接待父亲?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位名学者。

我的功课突飞猛进,试位卷很少在八十分以下,要是没到八十五分,就很不好意思,连算数都大有进步。同时父亲也把我带到了他专用的餐桌上吃饭,姐姐也比照办理。

那一年联考放榜之后,父亲买了好几个大西瓜,一个个轮流抱着亲自拜访几位老友,要是主人不在家,他会留下西瓜附带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国光考取附中初中,渝光考取一女中高中。”他特别高兴的应该是在写第一句的时候,因为姐姐初中读的也就是一女中,没有人怀疑过她会考不上。而我,其实只拿了比录取标准多出零点二的总分。

小学毕业之前,虽然功课很差,面临联考,却还是只肯读课外书。

老师们的画像

北师附小的老师,大多是福建人,一口咿咿哦哦,鼻音很重,也许跟校长王鸿年先生也是福建人有关。我学福建口音,依然可以成为友朋小聚的节目,肇因于此。

现在看看坐落于和平东路的北师附小,一点也不起眼,都市规划淹没掉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特色。

这一所小学的左侧原来是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一边是校墙,一边便是一棵棵临水的各种大树。溪水清澈见底,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便把课桌椅扔到溪里清洗,兴奋非常。东北角有一个大坑,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炸弹炸出来的,后来就成了全校的垃圾场,再多的垃圾也没有恶臭,到差不多了便一把火烧掉,没听说会有什么污染问题。

校门口一进去,有一排红砖两层楼房,楼下右侧边间是劳作教室,男生用的,里面有些木工工具跟工作台。画《三叔公》的漫画家王小痴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劳作课程,他跟名漫画家牛哥是好朋友,牛哥曾到学校来看过他,小朋友自然对他钦佩万分。王老师随手就能画,跟小朋友说话时,一两分钟便画下这个小朋友的漫画画像。

拐弯处还有一间缝纫教室,是女生的劳作课专业教室。同一堂课男女生要分开来上,教缝纫的是一位戴着厚眼镜、近视得很厉害的女老师,看来就是个天生的裁缝。

楼上有自然科教室,专任的老师是陈炳杰先生,整天就在教室后面的专业工作室里,很少在校园其他的地方见到他。自然课是一桌六个学生,坐在圆凳子上,老师严禁我们把凳脚翘起来,说谁这样谁就是尖屁股。陈老师会带我们去六张犁采集植物作标本。听了陈老师的讲解,方知各种的野花野草原来都不简单。陈老师也会在专业的教室里做实验给我们看,比如说氢分子与氧分子结合了如何变成水,又让我们可以从玻璃管里看得到白白的二氧化碳。有一阵他还在自然科教室外面经营了一个小小动物园,都是小朋友捐的动物,无非乌龟青蛙松鼠猕猴穿山甲小白兔之类。在那个年代,青田街的大树上都会出现野猴,这样的动物园不久之后也就无疾而终。二楼边上还有音乐教室,史惟亮老师教过我们音乐,他的脾气非常好,跟之前的官有谋老师的坏脾气完全不同。以后我读附中,方知校歌是史老师的创作,又在纪刚的《滚滚辽河》中,读到了史惟亮老师在东北抗日的事迹,之后我们又在“国立艺专”同事,真的是人生如梦。

音乐教室旁边是美术教室,里面有许多的石膏模型、蜡果、画架、画册,等等。名雕塑家李再钤、名画家何肇衢,都教过我们美术。我跟李老师在小学时便有来往,中午常常去找他,他总是很有耐性地听着我们的童言童语。何肇衢老师一生无论搬了几次家,都住在听得到北师附小上下课钟声的地方。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那天早上,他早早地就去看那些楼房怎么样了,因为有的是他当总务主任的时候建的。到发现依然完好无事,便放心地回家,但这已经是在他退休的二十多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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