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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义乌的历史上可以重重地记下几笔：由国家工商局确认的全国十大市场中，义乌市场名列榜首，并为此得到国家批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改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在这之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连续7次排名全国第一，即年年处在几万个商业市场的“老大”地位）。其二是，义乌当年向国家上缴的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企业税收达50。5％，实现了第一次过半。别小看了这一“过半”，它的意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是个极其重要的实践依据，当然对于义乌人自己来说，搞市场此时已不再是简单的管与不管的“副业”了，它是实现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大产业！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经济学家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类似义乌的商品批发市场不下几千几万个，为何独有义乌市场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健康？这位经济学家运用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试图来向我论证义乌办市场的成功经验。但他的那些出自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无法使我信服，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规律别人也曾运用过，但中国很多市场在办的过程中就时好时坏或者压根儿就失败了，可义乌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一直发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是哪只“无形之手”在作怪？在发魔力？
这正是我和许多人想弄明白的。
这正是义乌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经听到一则民间传说：有个广州商人在80年代中叶认识了一位义乌人，这个广州商人已有30多万元资产，那时这样的数目绝对是大款了。当时那位义乌人是刚扔掉拨浪鼓第一次出门去广州想批点小商品回家赚个过年钱。他身上仅有500元钱，本来只够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广州的那个老板说你要货不是？是想便宜点不是？好啊，你就请我进一次“OK厅”玩玩怎么样？那义乌人心想城里人不就是爱那个“寻开心”嘛，去就去呗。这一进去不要紧，最后一结账那义乌人差点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这怎么进货呀？那广州人大概看出对方的窘境，说老弟你放心，我看你还算仗义，进货的钱你暂时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证下次再付也成，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把钱送来。人家已经够朋友了，那义乌人还有啥可说的？行，就这么定了。那义乌人挑着货物往火车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只剩了20多块钱，连张火车票都买不到。这可咋办？义乌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过回去再到广州老板那儿借点钱买个回程票，可又觉得自己太丢人现眼，说不好人家以为你是故意敲诈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领。正在他极其为难时，他看到附近有个小店有卖竹担子的，义乌人对竹担怀有特殊感情呀，那义乌人便马上过去用身上所有的钱跟那店主讨价还价买了副竹担，并把批发来的货物全部装在担里，就迈开双腿重新当了一回特殊的“货郎担”。从广州到义乌一千余公里，那义乌人一路摇着拨浪鼓，边卖货边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时间赶回了义乌。第16天，正当那广州老板心里骂着“不能当好人”时，义乌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并且把准备好的钱一分不差地呈上去，说了声：“大哥，实在对不起，因为赶路我耽误了一天时间。”待广州人听完义乌人从头到尾那么一说，“老广”感动得连呼“义乌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一商是义乌人也！”5年后，那个义乌人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而那个广州人则老老实实在义乌打工，每月只挣两千来元生活费。有人奇怪地问他为啥放弃生意不做而来义乌为别人打工，你道那广州人说啥？他说：“天下既然已有义乌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从商？”关于这则民间传说的真实性我无法去查证，但从中可以让人侧面认识一件事，那便是义乌市场的兴旺发达，长荣不衰，与义乌人独特的经商之道密不可分。
义乌人从小孩到老人，都能说出下面几句话：“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这个“四千”精神是义乌人祖传下来的经商法宝，它源于“鸡毛换糖”的摇拨浪鼓生涯，可以说是义乌人经商成功的精髓。
与众多初次到义乌的人一样，开始我同样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一个商品交易市场，它既不在北京，又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却在义乌这么个贫穷偏远的小城市？现在我才明白，这既是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这里实践得好，也是义乌人的独特经商之道所决定的。也可以这么说，除了义乌人之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能与它竞争。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在我们的商品信息与流通渠道十分不健全的国度，特别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人民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都赖于单一渠道的供给，横向的流通渠道几乎是零。在这种特定的机制下，当我们一旦始发市场经济的快车时，就会发现其不健全和不畅通的轨道常常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进程。而义乌人则在此时此刻充分发挥了他们独有的优势，这就是他们用双脚踩出的信息与商品流通的渠道。最初的义乌市场，基本上仍然是“鸡毛换糖”的延伸。但绝不要小看了这种延伸，正是这种像蚂蚁搬山式的延伸功能，使得义乌在得到政策允许大办市场时，它所释放出的巨能变得就像原子能所产生的裂变。当成千上万的拨浪鼓手们发现用货郎担将各地所产、所剩的商品，以蚂蚁搬山一般往回拉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日趋潮涨的需求时，他们就改用车拉、船装甚至飞机代托等办法一次次地将全国各地的那些紧俏货物像蚂蚁般地搬回家乡……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们的家乡义乌便成了万千货物的集结地。这些货物都是些百姓日用的紧缺用品，当然很快就有人买、有人批走了！这你一运，我一卖，他再一批发，物品流通便越走越快。这时拨浪鼓手的身份已经成了采购员，但由于他们的本质没有改变，肯吃苦，肯赚小利，所以从不怕别人抢自己生意，也不怕别人与之竞争，相反他们十分愿意在这种激烈的相互竞争中练就自己更过硬的从商本领。在80年代，我们国家的交通行业远不能适应物品流通需要，很多地方连车都不通，或者只有一两趟班车。有个义乌人对我说，他在一次外出采购货物时，不说车上没座位，就是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了保证把货物运回家，那次他整整在火车上睡了一个星期“卧铺”——就是把身子横卧着钻在座位底下。有谁设想一下那种不能抬头、不能直腰，连撒尿都不能的滋味是怎样一种生活体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其实义乌人今天所呈现在国人面前的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中的无数人，曾经以同样的吃苦耐劳精神，像蚂蚁搬山般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就这样神奇地跑到了义乌，这种巨大的流入过程在同时间又向外传递着一个信息：义乌有各种你想要但别的地方没有、或者价格不如义乌便宜的货物。于是无数经商者就跑到义乌来，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走他们想要的商品。而在这同时，义乌人再一次发现了什么东西是别人最喜欢的，什么东西是最能赚钱的，于是又形成了新一轮的采购，蚂蚁搬山式的采购再一次从各地运回义乌。不久，聪明一些的人就采取不来回跑，而是常驻某一地，通过调拨来及时运回义乌方面所需要的商品；再有高明者在向义乌运回货物时，又从义乌市场发运常驻地紧缺的商品，如此坐地一方，来回赚钱，不亦乐乎。更有高明者，他完全靠义乌市场上或者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根本不经义乌市场，直接从有货的某地调拨至缺货的某地，如此天马行空，赚的钱便更多了！但不管哪种形式，源头始终在义乌，因为操纵整个市场和流通过程的是他们义乌人。千万别小看了义乌人这“一进一出”的运作过程，它对市场形成和促进中国产业发展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有个叫楼香云的服装商，最初在上海进了一批丝织方巾，很好销，后来她听说这是嘉兴产的，就拿了方巾直奔嘉兴，到那儿一打听才知这是距嘉兴市还有20里路的王江泾生产的。楼香云一看此地，交通异常不便，当地农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生产的丝织产品却工艺精湛，于是说以后你们的产品我全部包了。原本一直为产品销售犯愁的王江泾人听了这话就像见了财神爷，于是一口答应。从此楼香云每天往这儿跑一趟，几年过去，王江泾就在楼香云的一次次奔跑中盖起了一排排楼房，农民们今天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楼香云呢，自然不用说，她的口袋里早已鼓得发胀。像这样的事太多了，目前义乌人在外跑生意的约有五六万人，与楼香云一样跑富了自己又带富了一片的比比皆是。
义乌人在历经上面这阶段后，慢慢发现，要使市场不断地有竞争力，赚更多的钱，以往的那种来回运拨式的生意成本仍高，而且商品的式样受原有式样的限制。义乌人便动起了脑子：为啥不能自己动手生产？干呗！这一干不要紧，心灵手巧的义乌人几乎把各地出现的紧俏商品和尚不被人认知却必大有市场的商品，全都给制作出来了，比如有人在广东发现了“呼啦圈”，三天之后，义乌市场上就能成车成车地批发，哪来的货？义乌人自己做的呗！那一年开始流行女式长丝袜，义乌人在三天之内生产出的长丝袜比广州百货商场里销售的花色品种还要多，当然价格低了近一半，袜商们兴奋得夜不能眠，源源不断地从义乌批发，一直批发到今天，而今天义乌的袜子生产量已经是全国的绝对第一，占全国总生产量的三成以上。袜子是义乌市场几万种商品中的一种，几乎每一种商品对义乌人而言，都可以形成他们的某一个拳头产业。这里面的奥妙其实不算太复杂，用他们的术语叫做“前店后厂”。所谓前店后厂（或叫前摊后厂），就是经营者在市场里开个店租个摊，店里摊上卖的什么货，其生产出处就在他的店后或摊后的工厂。别小看了这种前店后厂的生产经营方式，它也许是中国农民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就像曾经统帅过中国工业生产“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一样，它正在或者有可能再度成为中国国民生产的“半壁江山”。在义乌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这儿的百姓的房子特别地大，每家每户基本都是一栋四五层的大楼，而义乌城区到义乌下面的城镇，大部分街景都是由百姓自己动手建的楼宇组成。开始我有些不理解义乌人为啥要造那么大的楼，三四口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不都空着吗？后来我一进这些农户，才知道义乌人的家居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他们一般把一层开设为商店或铺位，直接售货，二楼三楼是厂房，只有最高一层的一小部分才是主人的生活用房。目前义乌的4个大市场上，共有6万多摊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前店后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