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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段灾难的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有着很多迷茫和混乱的理论与实践，致使社会民生危机四伏。义乌人冯志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于社会底层，对农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肤之感，当然对社会上刮起的极“左”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了解。他从祖先骆宾王那儿继承了刚正不阿的血脉，又从同族叔伯冯雪峰身上学到了献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向毕生所挚爱的党投出了一部惊世的诤文——
“我党近来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机的时候，实行了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破坏。”
那么出路何在？
“我认为包产到户确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说这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
“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和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手工业的独立经营……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六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抑制农村高利贷苗头、防止阶级分化。这是六亿人民的呼声！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所绝对必要的！”
听，中国人民听到了吗？
啊，义乌人，我好为你们感到自豪！想象你们在30多年前，就有人站出来为你们后来所进行的包产到户、发展小商品市场而大声疾呼！智慧的哲人总是先知于别人。在激动地读着冯志来当年写下的《半社会主义论》原稿时，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假如历史允许有一种这样的假设——当年义乌人就按照冯志来所疾呼的“包产到户”、搞小商品市场，那今天的义乌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个高低了？假设毛泽东同志也听进了冯志来的一声疾呼，后来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个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比现在要强上10倍20倍呢？然而，我们假设的一切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倒是冯志来这位不屈的硬汉子做了一件书生气十足的举动，最后落得自己的几十年苦役，而且还激怒了毛泽东，牵连了冯雪峰……
1962年4月底的一天，就在《半社会主义论》完稿一周之时，冯志来满怀壮志，带着口袋中仅有的农业局补发的160元工资，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然，他的身上还有最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他几个月呕心沥血、几经易稿写出的《半社会主义论》文稿。为了能让最高层的决策者和舆论界重视，他特意抄了三份，每一份前面都附了一个便笺，上面引用了文天祥就义前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不计生死的壮志。两天之后，他来到北京前门的一家小旅馆住下，随即分别将文稿送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
“你？一个兽医竟大谈政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处，一位年轻干部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冯志来递上的文稿，然后不无轻蔑地说，“下面刮‘五风’的情况，中央已经知道了，你就去干好自己的工作，啊？”
冯志来望着那张十分幼稚、又一副装腔作势的脸，心头顿涌无名之火，可他又能再说什么呢？冯志来当时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的“跑腿”，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戚本禹。
回到故乡后，冯志来一直天真地期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能把他的文章刊登出来，或者派人来征求意见什么的，可一等几十天如同石沉大海，他周围的农民兄弟们依然狂热地举着旗帜，在进行着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使他不能置之不理的是他一直热心关注的安徽省包产到户经验也开始被批判、被解散了。于是在无人理会他的《半社会主义论》的两个多月后，冯志来压不住心头之焦虑，用更加尖锐的笔锋直向权威发出挑战。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者的表现，不是老实态度。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困难关头，人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期望。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读下去……”
冯志来为这篇取名为《怎么办》的文章，让革命的同志们读些什么呢？我们不妨找出原文看一看：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五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人民要求对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物质条件的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这样，我们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
冯志来这回又同样将文稿一式三份寄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只是为吸取上次杳无音信的教训，想了个“小聪明”：在署名处加了“冯雪峰侄儿”几个字。他知道同族叔叔是名人，容易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这一招还真被冯志来想对了，不过“大右派冯雪峰”早在毛泽东那儿挂上了号，在看到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的文稿后，便有了后来毛泽东见浙江省委书记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浙江工作没多少起色，包产到户的理论家却出了“两个半”。冯志来算得毛泽东话中所说的一个吧。
后来的结局可以想象，不久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此次全会上提出的，冯志来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直至1980年，他上书胡耀邦，终于在1983年10月彻底平反。此时正值好官谢高华在义乌当县委书记，他读完当年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拍案叫绝：“这是个人才呀！”不几日，谢高华把冯志来从兽医岗位调进了县委机关。几年后，冯志来成了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直至1998年退休。而这段时间，正是义乌农民联产承包、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小商品市场逐渐形成的时期。冯志来不曾想到的是，30年前他在受监视管制的茅棚油灯下畅想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涓涓小溪流进了邓小平理论这条大江之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依靠劳动和智慧，取得了市场经济的卓越成就。
八月秋高蔗正甜，枣红橘绿桂花香。
风吹禾稻连曦色，迷尔楼台笑夕阳。
滚滚车轮近日月，纷纷云燕竟翱翔。
市场吞吐五洲利，喜鹊招来四海商。
在一派繁花似锦、商意浓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蒸蒸日上的景象面前，冯志来这位沉默了几十年的哲人，诗兴大发。
第02章 “拨浪鼓”奏出的乐章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古称乌伤。有关它的地名，还与一则美丽动人的传说相联着：传言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此人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和孝敬之道。那时中原战乱频繁，为避战祸，颜乌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都来到江都义乌地域居住，不久父亲病重而逝，悲痛欲绝的颜乌因家中一贫如洗，为了埋葬父亲，他用双手刨坑，手指破了，鲜血和着泥土，一群乌鸦被他的孝行所感动，纷纷帮他衔土葬父，乌鸦的嘴伤痕累累，颜乌也因此悲痛欲绝地倒在了父亲坟旁……乌伤的地名便取自“颜乌葬父”之说。
义乌当头，反映了义乌人的传统美德。然而，为了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颜氏的后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山耕地，培育和种植出了大批枣树和甘蔗，从此义乌因盛行制糖业和出产金丝琥珀枣而名扬天下。地处浙中的义乌，旧时山穷水稀，交通闭塞，虽说有钱经商者不愿长此驻足，却也留住了一批历代官府贬谪的人众和一拨拨战乱中的败将伤卒。渐渐地，义乌成了一个人多地少更穷得出奇的地方。穷则思变，于是，就有人想法将地里的甘蔗制成糖块，然后到异乡以糖换物，再将换来的物品分类，或卖掉变现钱，或做肥料种植粮食。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仓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人数增至数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
也许北方人谁也没有见过“敲糖帮”是个什么样，但在南方，30岁出头的人几乎都见过那些手持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换糖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到农闲，特别是正月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换糖人来得就特别多，几乎天天能见着。此次到义乌采访，方使我明白儿时天天盼的换糖人原来竟是今天的写作对象，这不免让我记忆起小时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家居乡下的人过年过节时，总要杀鸡宰猪，而余下的鸡毛猪骨头常常被扔在一边，老人和小孩则喜欢把这东西捡起来收拾好，一等摇拨浪鼓的货郎担来，便可以换一块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东西多一些呢，家里的大人就要从货郎担那儿换回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头时总要把梳子上的一缕缕掉下的头发卷好后积存起来，等货郎担来后就拿出一卷卷头发给我这个大孙子换上一两块糖吃。那时我多么希望奶奶每次梳头都掉下些头发。而我奶奶呢，虽然已是90高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着积存残脱头发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