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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意义，于是他换了话题：“刚才您说孔老先生当时拍了五六卷胶片，其余照片保存下来了吗？”
“保存下来了。他这么做是冒很大风险的，当时连我都不知道它们藏在哪儿。不过他去世以后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些胶片，还有一个笔记本。他给这些照片起的名字是‘红旗袍集’。我实在不忍心扔掉它们，因为我知道它们对我老伴儿来说意义非凡。”
说完，孔姨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大一小两个信封，大的里面装着一个笔记本，小的里面装着一沓照片。
“就是这个，陈警官。”说罢，她把两个信封递给了陈超。
“太感谢您了，孔姨。”陈超接过东西，站起身来，“看过之后我一定如数奉还。”
“没事，我拿着也没用，”孔姨说道，“不过别忘了你在庙里对佛祖发下的宏愿啊！”
“我不会忘记的。”
真是意外收获。陈超在弄堂外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开始阅读那个笔记本。那是一本工作记录。按照上面的说法，孔建军当时是在一场音乐会上邂逅了那位模特儿，当时他就被“音乐高潮处她无与伦比的美丽”折服。后来一位少先队员模样的小男孩儿跑上舞台向她献花。那小男孩儿就是她的儿子，母子二人在舞台上亲密拥抱。音乐会后的一个星期，孔建军一直在劝说她当自己的摄影模特儿。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因为这位女子对名利都不感兴趣。最后他好不容易说服她带着儿子拍一组照片。拍摄地点是她家后花园。
陈超快速浏览着这本记录着各种拍摄参数的工作笔记，发现那位模特儿的工作单位是上海音乐学院。笔记上还写着她的办公室电话。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孔建军在笔记中只提及了一次她的名字——梅老师。
合上笔记本，他开始查看那些照片。
眼前的照片数量很多。如当年那位摄影师一般，陈超也有些入迷了。
回过神来，他对出租车司机说道：“师傅，调头去上海音乐学院吧。”
二十三
陈超对音乐学院的探访一开始并不顺利。
学院现任党委书记赵奇光接待态度倒是不错，但他对梅老师几乎一无所知。查过校史资料后，他告诉陈超，这位梅老师和她的丈夫明老师当时都在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明老师自杀了，而梅老师死于一场意外。至于梅老师作为模特儿拍摄的那张照片，赵书记表示完全不了解。
“我是五六年前才调到学院的，”赵书记解释道，“大家都不愿提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情。”
“是啊，都要朝前看的。”
“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老人，他们或许认识梅老师，应该知道些什么。”赵书记在纸上写下一串人名，递给陈超，“祝你好运。”
不过认识梅老师的人如今应该都退休甚至过世了吧。拿着纸条看了一会儿，陈超决定先去拜访器乐系的刘正权教授。
“没错，这的确是梅老师！”刘教授看着照片说道，“不过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啊。”
“您能给我讲讲她的事吗？”陈超问道。
“梅老师当年可以称得上是校花了。只可惜她死的时候还那么年轻。”
“她是怎么死的？”
“我也记不清了。当时她才三十四五岁，儿子才十岁。太悲剧了。”
“她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刘教授说道，“当时我们在不同的院系，你得去问别人了。”
“那您给我推荐个人吧。”
“那个，你去找向子龙吧。他已经退休了，住在闵行区。这是他的地址。据我所知他钱包里一直放着一张梅老师的照片。”
看来这位向子龙当年曾仰慕梅老师，要不然这些年也不会一直把她的照片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离开刘教授家，陈超看了看表。他得抓紧去闵行区找向子龙，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里曾经是一片工业区，距离市中心很远，所幸如今通了地铁。陈超打车赶到地铁站，然后坐了二十分钟地铁赶到闵行区，一路小跑出站，又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向子龙的住处。
不一会儿他便来到一片居民区，走进了一栋居民楼。来到二层的一户人家门前，他敲了敲门。一阵沉默之后，屋里的人有些迟疑地打开了那扇仿木门。陈超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这个趿着拖鞋披着棉袍的瘦高男人。那人看了一眼，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
“没错，我就是向子龙。阁下是中国作协的人？”
陈超才发现自己递给他的是一张中国作协的名片。情急之下他掏错了名片。
“不好意思，我把名片搞混了。我叫陈超，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不过我的确也是中国作协的成员。”
“哦，陈队长。我好像听说过您，”向子龙说着，将陈超让进家中，“不过不知道阁下今日上门有何贵干？是以诗人的身份还是以警察的身份呢？”
说着，他给陈超倒了一杯茶，给自己的杯中也续了一些水。他走路时一瘸一拐的。
“向教授，您的脚扭伤了吗？”
“不是，我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
“不好意思今日贸然登门找您是为了调查一件大案，需要向您了解一些事情。”陈超在茶几边一个塑料折叠椅上坐了下来。茶几看起来是定制的，比常见的长出一截。环视四周，他看到墙上有一个巨大的书架。除了这两样，房间里就没什么别的大件家具了。“是关于梅老师的事，她是您的同事吧？”
“梅老师？没错，她的确曾是我的同事，可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
“您别误会，我们要调查的案件并不牵涉到梅老师。但一些关于她的事情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您提供的信息我们都将严格保密。”
“您该不会是以她为题材写诗什么的吧？”
“您为什么这么问？”
“几年前曾经有人向我打听过梅老师的事，我当时拒绝了他。”
“那是个什么人？您还记得他的姓名吗？”陈超问道。
“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不过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看过身份证的。他自称是一位作家。估计是蒙我呢。”
“您能给我详细描述一下那个人吗？”
“好像三十出头吧，要么就是三十四五岁。很有教养，但说的话有点莫名其妙。我就记得这些。”向子龙喝了一口茶，“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种集体怀旧的氛围里，关于那些曾经是显赫家族的故事特别流行，就像那部《上海的红颜薄命》。我凭什么让别人拿着她的故事去换取名利？”
“向教授，您做得没错。那所谓的作家企图拿着梅老师的遭遇去牟利，的确令人无法接受。”
“是啊，她当年受的屈辱够多了！”
向子龙显得有些激动。作为一名仰慕过梅老师的异性追求者，他此刻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屈辱”一词证明，他了解一些内情。
“向教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是为了编故事骗钱才来拜访您的。”陈超说道。
“但是您说是关于一件案子……”向子龙还是有些迟疑。
“目前，我不方便详细说案子的事，可以告诉您的是，凶手已经杀了很多人，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他还会杀死更多的人。”说着，陈超拿出那本杂志和其他照片，递给向子龙，“您可能看过这本杂志吧？”
“哦，还有这些照片，”向子龙急切地翻看着照片，脸色苍白。他走到书架前，拿出一本相同的《中国画报》，“杂志我这也有一本，这些年我一直都留着它。”
向子龙保存的这本杂志中间夹着一个系有红丝带的书签，翻开正是梅老师照片所在的那一页。书签很新，上面印着东方明珠电视塔。这座电视塔是九十年代才建成的上海的地标建筑。
“都这么多年了，关于这张照片一定有许多故事吧？”陈超问道。
“是啊，说来话长。‘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多大？”
“还在上小学。”
“那您知道‘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背景吗？”
“当然。不过，您还是从头说起吧，向教授。”
“在我看来，一切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我刚被分配到音乐学院，而梅老师己经在那儿工作两年了。她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是学校里最出色的女教师。陈队长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对于我来说她更像是个良师益友。当时在学校里不能演奏那些古典名曲，只能吹吹打打一些简单的革命歌曲。我为此感到非常苦恼。如果没有她的鼓励，我也许就放弃音乐之路了。”
“正如您所说，梅老师当年在学校里是最出色的女人。那么肯定有很多人仰慕她，甚至追求她。您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吗？”
“您什么意思？”向子龙盯着陈超问道。
“向教授，我并不是要对梅老师不敬，请别误会。为了调查，我需要了解各种情况。”陈超赶忙解释道。
“没有，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像她那种出身的女人得夹着尾巴做人，一旦闹出绯闻就意味着灾难。当年那种政治气氛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个时候，全国都没有一首真正的浪漫情歌。”
“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希望人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和建设之中吧……我听说她丈夫也在音乐学院工作，是吗？”
“是的，她丈夫叫明德仁，也是学院的老师。他没啥特别的。他们二人的婚姻在我看来就是父母包办的。明老师父亲曾经是个大财阀，而梅老师的父亲是个努力讨生活的小律师。当年的明府在上海滩也是显赫一时的豪宅了。”
“嗯，对于那座豪宅我也有耳闻。他们的婚姻生活有什么问题吗？”陈超不明白向子龙为什么要提到包办婚姻。
“我不太清楚。不过大家都说明德仁配不上梅老师。”
“好吧，”陈超意识到，在向子龙眼里，没人配得上梅老师，“那么，您是怎么知道这张照片的？梅老师向您提起过吗？还是说给您看过这本杂志？”
“都不是。当时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有一次我偶然听到她与那位摄影师讲电话了。所以我买了一本那期杂志。”
“照片上她穿了一件旗袍。您后来见过她穿那件旗袍吗？”
“没见过，而且拍那照片之前我也没见她过穿。她有许多件旗袍，演出的时候常穿。但从来没穿过照片上那件。”
“梅老师是因为那张照片惹上麻烦的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照片发表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她公公去世了，丈夫也自杀了，罪名是反党反革命。而她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赶出豪宅，住进‘牛棚’——一间小阁楼里。而明府被一些‘革命群众’占据了。当时梅老师遭受了最屈辱的迫害。”
“她就是因为这个死去的吗？”
“关于她死去的那些情况，”向子龙喝了一口茶，仿佛在回忆着什么，“我的回忆可能有靠不住的地方，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理解，毕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不过您不用纠结于细节是否准确。您所说的一切我都会去二次核实的，”陈超也喝了一口茶，“看看这张照片吧，真应了那句话，红颜薄命啊。我们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
这句话让老教授一惊。
“你是说真的？”向子龙说道，“是啊，你们警察也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了。”
陈超点了点头。他怕打断老教授回忆的思路，就没说什么。
“年轻人，你应该听说过当年那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专院校里的所作所为吧？”向子龙顿了一下，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