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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在你的报道中，你写到有五百个美国家庭，也许甚至可能是一千个美国家庭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这桩案件。在你发表你的报道前，你可曾考虑过这可能会导致它们陷入怎样不幸的悲剧吗？”
安德鲁垂下了目光。
“和我想的一样。”卡佩塔叹了口气。
随后他将刚刚写下的东西交给了皮勒格。
“这就是你要的那个愚蠢的听写结果。”
皮勒格从口袋里掏出那三封恐吓信的复印件——安德鲁已经将它们从报社保卫处取回来——然后放在了桌子上。
“字迹不符，”他说，“不是出自同一个人。”
“你在说什么？”卡佩塔问道。
“斯迪曼先生曾收到过三封死亡恐吓信，我想确认你是不是其中一封信的始作俑者。”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可以算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在停车场的时候，我很想报仇，但是我没有能力完成。”
卡佩塔拿起桌上的信读了起来。
“我永远无法真的杀死某个人。”他边说边放下信纸。
但当他看到第二封信的时候，他的脸色忽然变白了。
“你还保留着这封信的信封吗？”他声音颤抖地问道。
“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安德鲁反问道。
“我可以看看它吗？”
“你得先回答我们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皮勒格插话道。
“我认得这个笔迹，”卡佩塔嗫嚅着说，“这是我妻子的笔迹。你还记得信封上的邮戳是外国邮戳吗？我想一张乌拉圭邮票应该挺显眼的。”
“我明天就去看看。”安德鲁回答说。
“谢谢你，斯迪曼先生。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皮勒格和安德鲁站起身向神学教授告别。当三人走向大门时，卡佩塔又叫住了安德鲁：“斯迪曼先生，刚刚我曾对你说我永远没有办法杀死某个人。”
“你现在改变主意了？”皮勒格问道。
“不，但是基于我对波琳娜的了解，我却不能保证她不会这样做。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会将她的威胁视若儿戏的。”
皮勒格和安德鲁走进地铁站。在这个时间点，这是回到报社办公室最快的方法。
“我应该承认你可真有办法赢得别人的同情，我的老朋友。”
“为什么不告诉他你就是警察？”
“如果他知道我是警察的话，他很可能就什么都不说了，他会保持沉默并要求律师在场。相信我吧，让他认为我是你的保镖显然更有利，尽管这个误会并不是一种恭维。”
“可你现在已经退休了，不是吗？”
“是的，没错。您还想怎么样，时间又无法倒流。”
“用听写的办法鉴别笔迹，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你觉得警察的工作是随随便便在一张桌角就能完成的吗，斯迪曼？”
“但你要他写的东西太傻了。”
“我答应了为我提供住宿的朋友们，今晚要为他们下厨。你刚刚说的那些傻乎乎的东西，是我一会儿要用的购物单。这样看就不傻了吧，嗯，记者先生？这位卡佩塔先生现在的思绪太混乱了。你曾考虑过你的报道可能会影响他人的生活吗？”
“你在做警长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犯过错吗？你难道就没有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为了百分之百地完成调查，而扰乱过一位无辜者的生活吗？”
“当然是有的。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在我的职业中，是日常的两难选择。是将一个犯了点儿小罪的犯人送入监狱让他在里面度过一生，还是假装没看见，直接写完报告了事？每桩犯罪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梦想着有一发子弹结束生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渴望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但我只是个警察，我不是法官。”
“你经常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吗？”
“你到啦，斯迪曼先生，再说下去你可要坐过站了。”
地铁减慢速度停了下来。安德鲁和警长握了握手，然后下了车。
13。拉斐尔
二十四岁的时候，伊莎贝尔已是一个两岁小女孩的母亲了。她的丈夫，拉斐尔·桑托，年纪只比她大一点儿，他的职业是记者。这对小夫妻住在巴拉卡斯街区一个寒酸的公寓里。伊莎贝尔和拉斐尔是在大学里相识的。和拉斐尔一样，伊莎贝尔学的也是新闻专业；拉斐尔总是对她说自己的文笔比她的要更笃定更细腻，而她呢，则在描述某个人的外貌时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天赋。然而，当他们的女儿出生后，伊莎贝尔却选择放弃她的事业，直到玛利亚·露兹到了能上学的年龄。记者生涯是这对夫妇共同的热情所在，拉斐尔发表每一篇报道前都要念给伊莎贝尔听。每当他们的女儿睡着之后，伊莎贝尔便在厨房餐桌旁坐下来，手里拿着铅笔，修改拉斐尔的稿子。拉斐尔、伊莎贝尔和玛利亚·露兹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美好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他们。
但是震动全国的军事独裁政变毁了他们的计划。
拉斐尔失去了工作。过去雇用他的中间派日报《观点》，尽管在涉及新政权时经常采取极为“谨慎”的立场，但还是被取缔了。这件事导致这个家庭陷入了最糟糕的经济危机，但是对于伊莎贝尔来说这也不失为一桩好事。此时仍供职于报社的记者多少都对魏地拉将军的政权表示效忠。而伊莎贝尔和拉斐尔，作为左派的庇隆主义5者，他们永远不会同意自己的文字出现在诸如《卡比尔多》或者其他还在出版的报刊上。
心灵手巧的拉斐尔很快在街区的一家细木工工场找到了新的工作，伊莎贝尔则和她最好的朋友轮流照看孩子，以便腾出时间去理科高中担任学监。
月末的日子总是不那么好过，但是两人的工资合在一起仍可以帮助他们脱离困境，满足他们的小女儿的所有需要。
每天当拉斐尔从工场回来后，一家人用完晚餐，他们便在餐桌边坐下。伊莎贝尔做点儿缝缝补补的工作补贴家用，而拉斐尔则记下有关不公正、政府压迫、权力腐败、宗教同谋等种种社会现象，记录下阿根廷人民的忧伤。
每天上午11点，拉斐尔会借口抽烟离开工场。一个骑车的人停下车问他要一支烟抽。拉斐尔趁着帮他点火的时候，悄悄将前一天晚上写好的文章塞给他。信差将这些违禁文字送去一个破败的工场，那里现在是一处秘密印刷所。就这样拉斐尔为一份抵抗组织秘密出版的地下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
拉斐尔和伊莎贝尔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离开阿根廷，移居到一个自由的国度。
每当伊莎贝尔气馁的时候，拉斐尔便从衣橱的小抽屉里取出一个红封面的小本子。他计算着他们的存款，倒数着还有多久就可以离开这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向伊莎贝尔低声一一细数那些城市的名字，就像人们在讲述梦境一般，就这样他们双双睡去，拉斐尔总是先睡着的那个。
夏初的一天，在晚餐后，小玛利亚·露兹已经入睡，拉斐尔和伊莎贝尔都比往常更早地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伊莎贝尔裸着身子躺在被子下。她的皮肤细腻苍白。拉斐尔担心自己做惯了木匠活的粗糙双手会在抚摸时弄疼她，尽管这肌肤相亲中满是浓情蜜意。
“我喜欢你这双劳动者的手，”伊莎贝尔在她丈夫耳边呢喃着笑道，“告诉它们紧紧地抱住我。”
就在拉斐尔和他的妻子做爱之际，有人敲响了他们小公寓的门。
“别动。”拉斐尔抓过床脚的衬衣说道。
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急促，拉斐尔害怕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会惊醒他们的女儿。
当他打开大门时，四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一把把他按在了地上。
其中一人用膝盖抵住拉斐尔的背，另外一个人抓住了受惊的伊莎贝尔的头发。他将伊莎贝尔推到厨房的墙上，用一块抹布绕住她的脖子，直到她再也叫不出声为止。等她的叫喊声一停止，那人就趁机放开她让她能接上呼吸。第三个男人开始快速地搜查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客厅，一只手抱着玛利亚·露兹，另一只手用刀抵住她的喉咙。
这些男人一言不发地示意拉斐尔和伊莎贝尔穿上衣服，跟他们出去。
他们将这家人带到一辆小卡车上，玛利亚·露兹被安排坐在前座。
卡车快速地穿过城市。尽管卡车的前后被隔开，尽管发动机不住地轰鸣着，但拉斐尔和伊莎贝尔仍能听见他们的女儿一路上不住地呼唤着他们。每次当小玛利亚·露兹喊“妈妈”的时候，伊莎贝尔的哽咽都会变得更不可遏制。拉斐尔握住她的手，想让她平静下来，但是怎样才能安慰一个因听到自己孩子的喊声而痛苦的母亲呢？三十分钟后卡车终于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后，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一处方形广场上。有人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拖下车，当拉斐尔想回头看看他的女儿时，头上又重重地挨了一下。伊莎贝尔试图跑回去，其中一个男人猛地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回来。他们被带到一栋围绕着小广场的房子里。
伊莎贝尔最后一次呼喊她女儿的名字，随后下巴挨了一下，滚下了楼梯。拉斐尔跟着也被人踢下了楼梯。
他们躺在台阶的最下方，一块散发着尿骚味的泥地上。随后伊莎贝尔被关入一间牢房，而拉斐尔则被关入另一间……
“你在做什么？”安德鲁走进客厅问道。
瓦莱丽将她刚刚在读的东西放在面前的茶几上。
“由于对方也是记者，所以这次调查令你非常烦心？”
“好啦，瓦莱丽，这是机密！我可不想在自己家也得把所有东西都锁在抽屉里！请理解我，这是我的工作，我希望你能尊重它。”安德鲁收起茶几上的纸平静地做了个总结。
“伊莎贝尔有权阅读她丈夫写的东西……甚至她还可以帮他出主意。”
“我很抱歉，但请不要让我生气，我不喜欢有人读我的笔记和草稿。”
“‘有人’也包括你未来的妻子。‘有人’得忍受你出差的几周时间内彻底的孤独和无聊；而当你回来后，‘有人’还得理解你其实心在别处，挂念着你的工作；‘有人’必须尊重这一切，出于爱你。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不能分享你工作的激情，我就无法和你一起生活。”
“你喜欢你刚刚读到的东西吗？”安德鲁问道。
“我害怕知道这个家庭将会遭遇的事情，同时我又妒忌拉斐尔和伊莎贝尔两人可以亲密无间地在厨房餐桌上并肩工作。”
“这只是份草稿而已。”安德鲁咕哝道。
“远不止如此。”
“如果我不再去阿根廷一趟，就永远无法发表他们的故事。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你明白吗？那里面的人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不能只靠一点点蛛丝马迹就完成我的报道。”
“我明白你必须再回那里一次。这种令你激动的激情，也是我爱你的原因之一。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因此远离我。”
安德鲁在瓦莱丽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吻了她。
“你说得对，我是一个傻瓜，只要谈到工作就马上不管不顾。对秘密，我总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执着，害怕无法呈现真正的真相，担心自己太片面化、易受人影响、为人所利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希望在这篇报道登出之后你能明白我平日纠结的原因。但是，我错了，”他说着摇了摇头，“今后，我写到哪里，就会请你读到哪里。”
“然后？”瓦莱丽接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