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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你有一个“家”，而这个“家”是克伦堡小镇，安德烈，这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你的母亲开始说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亲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么一行描述：“生为难民的女儿，她于1952年出生在台湾。”难民，在英文是“庇护民”（refugee），在德文是“逃民”（Flüchling）。所谓“逃难”，中文强调那个“难”字，德文强调那个“逃”字。为了逃离一种立即的“难”，“逃民”其实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难”摒弃了乡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托付、被剥夺了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难”与“难”之间。你的母亲，就是20世纪的Diaspora的女儿。
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个小镇，她都得接受人们奇异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镇的气味，却又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她是永远的“插班生”，永远的new kid on the 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变成朋友，问题是，朋友，更快地变成陌生人，因为你不断地离开。“逃民”被时代的一把剑切断了她和土地、和传统、和宗族友群的连结韧带，她漂浮，她悬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许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透彻，因为她不在友群里，视线不被挡住，但是她处在一种灵魂的孤独中。
她给你一个家，深深地扎在土地上，稳稳地包在一个小镇里，是因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长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将来浪迹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远有一个不变的小镇等着接纳你，永远有老友什么都不问地拥你入怀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样，做一个灵魂的漂泊者那也许是文学的美好境界，却是生活的苦楚。没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为苦楚而成为比较深刻的艺术家。
我感觉到你信里所流露的惆怅和不舍。难道，你已经知道，“毕业”藏着极深的隐喻？难道，你已经知道，你不仅只在离开你的小镇，你的朋友，你同时在离开人生里几乎是惟一的一段纯洁无忧的生活，离开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远地离开？那些晨昏相处、相濡以沫的好朋友们，安德烈，从此各奔四方，岁月的尘沙，滚滚扑面，再重逢时，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的那一幕。
你从哪里来？
是的，我记得克伦堡的街坊国际人多、混血儿多。所以我很高兴你一点也不特殊。也因为小镇种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这“外籍妈妈”在任何场合坚持和你们说中文，一点儿也不引人侧目，而且德国人羡慕你们在双语或甚至于三语的环境里成长。也因此，你知道吗，安德烈，在台湾，每8个初生的婴儿里有一个是“外籍妈妈”生的，但是很多台湾人并不尊重这些“外籍妈妈”的文化和语言越南语、马来语、菲律宾语……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语言，以强势文化的姿态要求这些“外籍妈妈”们“融入”台湾，变成台湾人。我想，如果德国人以强势文化的高姿态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说中文，要求我“融入”，变成德国人你觉得我会怎么反应呢？
学会尊重异文化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你刚好成长在德国一个比较好的时期，1950年前的德国人，我相信，不是现在这样宽容的。纳粹时期不说，1950年代对土耳其人的态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国际化真的可以学习，或许对于台湾人，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但是，那时间很长，而现在在那儿养儿育女的“外籍妈妈”日子可不好过，他们的孩子也被剥夺了一个多元的、为母语骄傲的环境教育。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于，身份复杂到你无法介绍他。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10个评审分别来自10个语文区，我负责华文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喔。”我知道，麻烦了。他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你来自哪里”这个古老而原始的问题。
伊里亚出生在保加利亚，说斯拉夫语系的保加利亚语。6岁时，父母带着他逃亡到德国，为他取得了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他们迁居非洲肯尼亚，他在肯尼亚上英文学校，所以他会英语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毕业之后他回慕尼黑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德文变成他写作的语言。之后他到孟买去住了6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几年，信仰了回教……
“你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在大流动的21世纪，真的愈来愈不好回答呢。然后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个印度名字，长得也像个印度人，有着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条街上，人们可能直觉地以为他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经有好几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满街的香港中国人要香港得多。他讲英语，拿英国护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于血统，他又不被承认是“中国”人；看起来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关系不深……
“你来自哪里？”你要他怎么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摒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国家这种单位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有了或没了，兴盛了或灭亡了，变大了或变小了，安德烈，小镇不会变。泥土和记忆不会变。
我很欢喜你心中有一个小镇，在你驶向大海远走高飞之前。
MM
第十八章 哪里是香格里拉？
牦牛草原冰河
安德烈：
我们在香格里拉。
其实已是清晨两点，怎么也睡不着，干脆起身给你写信。睡不着，不是因为窗外的月光太亮，光光灿灿照进来，照白了半片地板；也不是因为荒村里有只失神的公鸡，在这时候有一声没一声地啼叫；也不是因为晚上在一个藏民家里喝了太多酥油茶。无法入睡，是因为这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度，氧气稀薄，人一躺下来，在静夜中，只听见一个巨大的砰砰响声，从体内发出，好像有人在你身体里植入了一张鼓具，好像你的身体被某个外来部队占领了。
我跟菲利普说我们去香格里拉时，他很惊奇：“香格里拉？不是那个连锁饭店吗？”不是的，我说，饭店窃取了中国西南高原上的一个地名，香格里拉是藏语，据说意思是“心里的日和月”，或者“圣地”。中国西南，是满身长毛牦牛吃草的地方，是野花像地毯一样厚铺满整个草原的地方，是冰河睡了不醒的地方。怕他不愿意去，我把我心中想象的香格里拉描绘给他听。
香格里拉其实是个小镇，小镇原来叫中甸，“甸”，是草原的意思。中甸政府把小镇的名字正式改称为香格里拉，意图不难猜测，大概就是想用这个西方人熟悉的名字来吸引观光客。但是，想象一下：哪天哪个城市决定改名叫“乌托邦”，于是我们就会在机场里听见广播：“搭乘KA666飞往乌托邦的旅客请到三号门登机”；怪不怪？
藏传佛教中有“香巴拉”古国的传说，纯净的大自然中人们过着和谐、正义、幸福的生活，和汉人流传的“桃花源”一样，是一个理想国乌托邦的神话，让人憧憬，却绝不可能实现。英国作家希尔顿在1933年写了“失落的地平线”，把“寻找香格里拉”当作小说的主题，成了畅销书，又拍成电影，编成音乐剧，“香格里拉”变成跨国连锁饭店的名字，是标准的文化“产业化”的过程。晶莹剔透的高山湖泊、纯朴可爱的藏族民风、静谧深远的心灵世界，都变成具体的可以卖的货品了。我本来想说，中甸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香格里拉，有点像……孔雀说自己是麒麟。何必呢？活在人们的想象里，麒麟永远焕发着无法着墨、不能言传的异样光彩；一落现实，想象马上被固化、萎缩、死亡。然而，安德烈，香格里拉都变成五星级饭店的名字了，我还该计较中甸加入这焚琴煮鹤的“文化产业化”的全球队伍吗？
迷路路迷
我还是称这小镇为中甸吧。到了中甸，我迫不及待想去看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无边无际的草原。还想象跟天一样大的草原上有莫名所之的野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首诗，翻成英文可就境界全失了──没办法，安德烈。）
热情的朋友带我们去看草原，我就带着这样的憧憬上了他的吉普车。没想到，5分钟就到了。草原似乎就在前面，但是前面那难看的房子是什么？而且有人排队，在买门票。
原来，政府把草原交给私人去“经营旅游”，私人就在草原入口处搭出几间小房子和一圈栅栏，收费。
我的天一样大的草原，竟然就圈在那栅栏内。
我像一个用最高速度往前冲刺的运动员撞上一堵突然竖起的墙。啊，我的“边草无穷日暮”……
我曾经看过信徒祈祷、香火鼎盛的寺庙被栅栏围住，收门票。也看过宫殿和王府被关起来，收了门票才打开；也看过古老的村子被圈起来──连同里头的人，收门票。但是，天一样大的草原，地一样老的湖泊，日月星辰一样长长久久的野花，青草怒长的无边无际的山谷，也被围起来，收门票──唉，可真超过了我能忍受的限度！
可是我能做什么？
再走十公里
主人仍旧想让我们看到美丽的大草原，吉普车在荒野的山里走了20公里。路边的山坡上全是矮矮的小松。“从前，”他说，“这儿全是原始森林，树又高又大，一片幽深。后来全砍光了。”
下过雨，泥土路被切出一条条深沟，吉普车也过不去了，而大草原，就在山的那一边。我们转到湖边。缴费，才能进去。
安德烈，我们是在接近北回归线的纬度，但是眼前这湖水，完全像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墨色的松树林围着一泓淡青透明的水，水草在微风里悠悠荡漾，像是一亿年来连一只小鹿都没碰过，洪荒初始似的映着树影和山色。人们说，野杜鹃花开时，满山艳红，映入水中有如红墨水不小心倾倒进湖里，鱼都会迷航。
菲利普和我在细雨中行走，沿着湖向山中去。走了大约两公里，一个藏族老妇人超越了我们，她背着一个很大的竹篓，里头叠着些许药草¨wén rén shū wū¨。和我们擦身时，她问：“你们去哪里？”
“不去哪，我们散步，”我说，“老太太您去哪？”
“去牧场。”她慢下脚步，把背上的竹篓绑紧。
“大草原？”我又心动了，也许，我们可以跟着她走？“您还要走多远啊？”
“很近。”她笑着说，“山那边转个弯，再走10公里，就到了。”
“10公里？”我和菲利普大惊失声，“您要走1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