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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刘坐在那边的沙发长椅上发呆。他一直忙于收拾东西，不及思索，好像走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昨天晚上，他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箱子里去，忽然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天涯孤客了！”后来，他就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现在，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我知道他心里也很矛盾。
亚亚对这次走是最积极的。她甚至还表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兴奋之情，我几次恨不得揍她一顿。但此刻，她站在候机室的大玻璃门前，望着忙忙碌碌的停机坪，也好像不愿离去了。
“不能不走吗？”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你家里，你曾这样问过。
我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你，为什么我们非走不可。这几个月里，我和老刘几乎天天都在为走或不走烦恼着，争论着。促使我们下这决心的原因很多。为了亚亚，为了老刘，也为了我。但是，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不曾使我减少内心的痛苦，我们是不该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历史（或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用造反派的语言来说，则是“工人农民的血汗把你们养大了，你们不应该背叛！”
同你相比，我是软弱的。我在这十年中受到的磨难比你少得多，但是我不能像你那样忍受。对于那些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我常常爆发。这并不是我比你坚强，恰恰是我比你脆弱。我确实曾经想过，那么屈辱的活着不如死了好！只是为了亚亚，我才打消了这种念头。老刘作为“特嫌”被关起来那几年，我能熬过来，能活下来，亲眼见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伤心事了。傅家杰说得对，“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来。”可惜的是，林贼、“四人帮”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积怨难除，人言可畏。我惧怕过去的噩梦，我缺少像你那样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批判白专道路，那些占领医疗卫生阵地的“沙子”，点了你的名，也点了我的名。会后，我们一起走出医院的大门。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刚有一点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就要打下去？以后，再开这种会，我不参加，以示抗议！”而你却说：“何必呢！再开一百次我也参加。反正手术还得我们做。我回家照样钻研！”我问你：“这么批你，你不觉得冤吗？”你还笑了，你说：“我一天忙得晕头转向，没时间去想它！”当时，我真佩服你！只是快分手时，你却嘱咐我：“这种事，你别告诉傅家杰，他自己的事就够烦的了。”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条街。我看到你的脸色是平静的，目光是自信的。你心里的想法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我也明白，你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如果我能够有你一半的勇气和毅力，我也不会作出今天的抉择。
原谅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我走了，我把心留在你身边，留在我亲爱的祖国。不管我的双足走向何方，我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相信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相信我们会回来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等亚亚学有所长，等我们在医学上稍有成就，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经过这场大病，你应该接受教训，自己多照顾自己。这不是我劝你自私。你的不自私，是我历来敬佩的。我只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只希望中华医学的新秀能够吐出更多的芬芳！
别了，我的好友！
亚芬
匆匆于机场
二十二
一个半月以后，陆文婷大夫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了。
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以陆文婷平日极为虚弱的身体，突然遭到这样一场大病的袭击，几次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竟能活了过来，内科大夫都感到惊异和庆幸。
这天上午，傅家杰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妻子身边忙着。他替她穿上棉衣毛裤，又穿上一件蓝布棉猴，围上一条驼色大长毛围巾。
“家里怎么样了？”她问。
“挺好。昨天你们支部还派人去帮着收拾了。”
她立即想起那间小屋，那个罩着白布的大书架，那窗台上的小闹钟，那张三屉桌……
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她，虽然穿了这么多衣服，仍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当她站起来时，两腿打着哆嗦，很难支持身体的重量。她整个身子几乎全靠在丈夫身上，一手拽住他的衣袖，一手扶着墙，才迈出了步子。接着，一步又一步，她慢慢地走出了病房。
赵天辉院长、孙逸民主任，还有内科和眼科的一些同志们，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一步一停地沿着长长的甬道，朝门外走去。
接连下了几天雨，一阵冷风吹得光秃的树枝呼呼地响。雨后的阳光格外的明媚，强烈的光束直射进这长长的长廊，冷风也呼啸着迎面吹来。傅家杰倍加小心地搀着妻子，迎着朝阳和寒风朝前走去。
门外石阶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小卧车。那是赵院长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的。
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
1979年11月于北京
并非有趣的自述
一
关于我自己，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愿写。
多年来我奉行这样的原则：谢绝采访、谢绝上镜头、谢绝上封面、谢绝介绍创作经验。为这，我得罪了很多不辞辛劳的记者、得罪了很多可尊敬的编辑，也得罪了很多热心的爱好文学的朋友。我常常因此而自疚，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没有什么个人的秘密。如果需要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公开，包括我的身世，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遗憾。可是，有这个必要吗？
这也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谦虚。我并不具有这种高贵的美德。我非常自信，很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常常为此受到批评。
这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创作的诀窍不能外传。我在创作的路上走得很苦。我不敢说有什么创作经验，更不相信我的“经验”能帮助别人打开文学之门。
我只是认为，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作品来。读者关心的是你的作品，不是你的家庭，你的经历，你的脾气。作品中包含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自然也包含着作者对创作的探索、包含了作者的个性。读者需要了解的，尽可以从作品中去了解。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说是多余的了。
坚守这道防线，我“击退”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也遭到过很多次的失败。或者为了很好的朋友，或者为了工人，或者为了农民，我只好退却。但我还是尽可能少说一点。我以为就是这一点儿，也已经太多了。
然而，世上确实有这样的“能人”。他们没有访问过我，能写《谌容访问记》、《谌容在农村》、《谌容谈创作》。有的送我“审阅”，被我扣下了；有的未经我同意，竟自发表了。到后来，以讹传讹，许多不实之词，弄得人啼笑皆非。
抗议吗？都是好意。怎么能抗议呢？我只剩下沉默。
现在，我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要出《谌容研究专集》。作为一个作者，我属于人民。我的作品，属于社会。我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既然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我也不能拒绝向人家提供资料。我不得不再一次退却，并且不得不退得更后一些，我想到那些见之于文字的和未曾见之于文字的讹传，也许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生平，我的写作，明明白白地写出来，或许有益于我的作品的研究，至少可以澄清一些误传。
于是，我来写这篇并非得已的自述。这里没有轶闻，没有趣事，有的只是严峻的生活。它只供研究之用。对于那些茶余饭后喜欢议论文人逸事、特别是女作家逸事的人来说，这绝非什么有味的文章。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今后再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
二
“祖籍四川巫山，生在湖北汉口，长在嘉陵江畔和长城脚下，浪迹天涯海角，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搞过翻译，任过教师，被别人改造过，也‘改造’过别人，现在是个专业作者，或曰作家。”——倘问我的简历，如此而已。
三
我从来没有到过巫山，至今不识故乡的面目。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说，老家在巫山县的大山中，祖父有不少土地，想必是个地主。
父亲毕业于中国大学，解放前在国民党北平、重庆、内江等地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任过庭长，院长等职务。
母亲是河北保定人，毕业于河北女子师范高中。曾任教师，不过，她教书的时间很短。
公元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我降生在多难的中国。（我的生辰日月，直至前年我母亲来北京小住，适逢中国新闻社记者来访，和老人闲谈中才搞清楚，她说，“我这个女儿是民国二十五年阴历八月十八日生的，不到一岁就‘七七’事变，抱着逃难至四川。”）
关于我的童年，一九八一年岁末，在广州时曾同《花城》编辑部的同志谈起，想写一组散文。后来写成几篇，（两篇底稿给编辑同志看过）。其中有一篇《童年的记忆》，可以说是这组散文的开篇。
我是这样写的：
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连绵不断地逃难中，在光怪陆离的“大后方”度过的。
黄金一般的童年时代，去得那样匆忙，竟不曾在我心中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襁褓之中，由楚入川。稍知世事，由川西平原来到川东乡间，寄居在层层梯田环抱着的一个寂寞的坝子上。生活就像那里的冬水田一样静静的，没有涟漪。
我多么希望从记忆的深处去搜索童年的诗情。哪怕只是半点天真的欢喜，一缕浪漫的幻想，也可以让我去细细地咀嚼其中的甘苦，寻觅那消失在远处的生活的脚印。
然而，仿佛这一切都不曾有过。
我的童年是冷峻的。
残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那些不可捉摸的大人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的阴影。我早熟，孤僻，不记得曾经有过亲密的小朋友，却记得曾经一次又一次悄悄地探索过大人们的秘密。
大人，简直是个谜。他们的喜怒哀乐，变幻无常。他们的言谈笑语，高深莫测。大人，是一个神秘的海洋，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这个小小的探险家。说也奇怪，有些大人，只见过一面，只听到他或她的片言只语，却永远留在记忆中了。
那其实也只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记忆。现在想来，多半是当时年纪太小了，对大人们做的和说的，不理解，不明究竟。但，终因为曾经想过，思考过，反留下了印记。待到白发爬上鬓角，自己在生活的路上走了长长的一段，阅尽人间沧桑，那不曾理解的终于理解了，那朦胧的终于清晰了。我的大朋友们就像拨开重重迷雾的幽灵，臂挽飘逸的轻纱，飞舞在我的思绪里，逼着我的笔，把他们勾画出来。
啊！失去的童年，那是一个死了的时代，它不会回来了。这是新一代的幸福。
在这一组散文里，我写了《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美人儿》。原准备再写几篇，一并发表，后因赶写一个中篇，把这个计划中断了。
一九八三年初，在上海参加故事片会议，看到上影厂根据台湾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