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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召号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至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
……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而斥为逆说……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焚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惶之至。·輨·輲·訛
前二疏与第三疏主题相同，惟侧重于揭露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的种种行状，并提出了“中国自剿，乃可免洋人助剿”的戡乱措施。
事过百年，流览疏文，若有良知，都会承认庚子拳乱、联军入侵、辛丑条约这一系列灾难，早被这三位外交官不幸言中。
说真话者很自信。死亡，并没有吓住他们。
《拳变余闻》有一段珍贵记载，这样描述：
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著即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汝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輨·輴·訛
上引史料，不但留下了许、袁二人坦然就义的画面，而且提示了促成许、袁牺牲的朝廷内幕——这是一次假借帝王名义所策划的法外用刑。为首者，当然是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知情而参与者则有大学士徐桐、甘军首领提督董福祥、刑部尚书赵舒翘；具体操作者为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等。尤其是后二人，一人拟圣旨，一人监斩，必置许景澄、袁昶于死地而后快。
也算是天道循环，一还一报，总之，被袁昶说准了。启秀与徐承煜二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双双被日本人捉拿，关押于顺天府署的日军屯驻地。辛丑（1901）正月，由大清皇帝诏命正法。
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奇書网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者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衣冠至菜市口，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哉。·輨·輵·訛
启秀知悔，让人心生一丝怜悯。而徐承煜作为刑部的“二把手”，先后“监斩”了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立山五大臣，当时意殊自得。仅仅过了半年，在同一个刑场，他血染黄尘，至死不悟，也是一种类型。史家称端王载漪、刚毅、徐桐（徐承煜之父）等为“顽固派”。徐承煜的“死相”，颇能体现几分“顽固”的特色。
“顽固”者的思想焦点，即“仇洋排外”。
前文已经交代，慈禧仇洋，是因为洋人支持了戊戌变法并掩护了变法首领。端王载漪仇洋，是因为洋人的驻华公使没有给他儿子——大阿哥溥儁以外交承认。刚毅、徐桐、载勋、载澜、崇绮、赵舒翘、启秀、毓贤等人仇洋，则是立足于“后党”立场、坚持否定戊戌变法的思想延伸。就大趋势而言，这伙人的“仇洋”，与“爱国”、“反帝”、“反侵略”的意旨丝毫无关，若定性，也只能是“戊戌变法”的反动。由此互证义和团的“灭洋”因为是被这些人的“仇洋”所引爆，而不可避免地有了狭隘、保守、泄愤的色彩。
“仇洋”者发现了“灭洋”者，这就像淘金者发现了金矿、落水者发现了救生筏、复仇者发现了职业杀手、点火者发现了燧石与干柴……
一拍即合，交易成了。
从毓贤在山东省的由“剿”转“抚”，到裕禄在直隶省由“抚”转“荐”，义和团在直隶大地迅速壮大，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中旬占领涞水后，即于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攻占涿州。
涿州距北京仅仅五十公里，徒步而进，即一日行程。义和团很乖巧，他们在涿州城四门城楼上各插了一面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四字。
“灭洋”者求上门来了，认不认？收不收？
慈禧太后还算慎重。五月九日（6月5日），她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偕顺天知府何乃莹驰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翘见其皆市井无赖、奇 …書∧ 網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 赵舒翘不说实话，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赵与何二人离京后，五月十日（6月6日）军机大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刚毅赶到时，赵舒翘正碰到一个难题，即义和团首领不愿就地解散，若让解散，除非答应一个条件：先撤了直隶提督、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的职。赵舒翘还算清醒，他正告义和团首领：“军门（聂士成）办事认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将无多，正资倚畀，岂可遽言斥退？”·輨·輷·訛 何乃莹亦以赵说为是。总之，二人都未答应义和团的要求。刚毅至，“力言拳民可恃，聂不可用，反复讨论，坚持己见”。最后则向义和团首领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先退聂军，再作计议。
聂士成部阻止义和团破坏铁路，是受了直隶总督裕禄及朝廷之命，故有在黄村、落垡两地与义和团的冲突。义和团的乌合之众，哪儿是聂士成的对手。两者相遇，义和团一触即溃，死伤不少。刚毅允以聂军撤退，等于给义和团让开一条大道。因而，慈禧太后“解散”义和团的圣谕，被刚毅偷换了主题。回京怎么复命呢？刚毅有办法，他“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輩·輮·訛 赵舒翘靠刚毅援引才当上刑部尚书，又推测刚毅的看法出自内廷，辩也无益，故力翻前议，惟命是从，附和刚毅“拳民可恃”之说。何乃莹则在涿州时便已向刚毅靠拢了。汇报一边倒，皆言“义民无他心，可恃”。慈禧太后吃了一颗定心丸，她决计借用这些“义民”，与“洋人”较量一番。
其实，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在听取刚毅、赵舒翘禀报前即已形成。就在刚毅出京赴涿州考察的那一天，慈禧太后向内阁发下谕旨，宣称：
西人传教，历有年所，该教士无非劝人为善，而教民等亦从无恃教滋事，故尔民教均克相安，各行其道。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迹其间，教士亦难遍查其优劣。而该匪徒借入教为名，欺压平民，武断乡里，谅亦非教士所愿。至义和拳会，在嘉庆年间，亦曾例禁。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事生端，是以屡降谕旨，饬令各地方官，妥加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如有借端滋事，即应严拿惩办。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
这道谕旨，是一个政治表态。“教民”、“拳民”既然都是“国家赤子”，被朝廷“一视同仁”，那么“教民”能在北京信教，“拳民”亦可在北京练拳也。
义和团进京，有了中央政策的许可。
我倾向于将五月十二日（6月8日）火烧北京赛马场，看作大批义和团进京的信号。
据《庚辛纪事》载：“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称已命义和团充先锋，剿灭洋人，我军为之后应。”董入京，正好在火烧赛马场第二天。同书又载：“自刚（毅）回京未数日，即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輩·輰·訛 董福祥的“宣称”与载澜的“令箭”，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开门揖盗”是一句老话，这一回，九重天阙“开门”而揖“义民”，结局如何，谁也猜它不出。但载漪、刚毅等人还是十分乐观的。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八九”。这些义和团发烧友，因为义和团的进京而焕发了“灭洋”活力。或上表，或进言，火上浇油，耸人听闻，掀起了一股极端愚昧又极端虚妄的排外浊流。
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在光绪二十五年的“立嗣”活动中捡了个便宜，当上了后补皇帝“大阿哥”溥儁的师傅，“照料弘德殿”。老年风光，让他对慈禧太后忠心不二。太后既然相信了拳民，徐桐岂有不相信之理！闻拳民入京，“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见了义和团的大师兄，徐桐待如上宾，并提笔书写一联，拱手相赠。联曰：“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联语，是那个时代对义和团最高的评价。可惜，这么“忠孝节廉”的义和团，最终还是闯入他家洗劫一空。
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策，乞载漪代奏，“其大旨言，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