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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无兵-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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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奔逐北的激情。

张亮基由长沙一役认识了江忠源的军事才华,上疏奏留之。江忠源在咸丰二年(1852)的军功主要是湖南剿匪。积功,擢任道员。咸丰三年(1853)正月,又擢升湖北按察使。此时,张亮基已任湖广总督,两湖守战之事,悉委江忠源。江忠源不辱使命,接连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各地匪患,擒其渠魁刘立简、陈北斗、熊开宇等人。咸丰帝知江忠源忠勇可恃,即命他率所部“楚勇”赴向荣军,不久又命他帮办江南军务。临行前,江忠源上疏论军事,提出“严军纪,撤提镇,汰冗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的八项治军主张,皆有的放矢之言。江忠源对此是充满自信的,故疏文以这样的话语表明心迹:“如此而盗贼不灭,盛世不兴,愿斩臣首以谢天下!”

疏上,咸丰帝嘉纳之。而此时,江忠源正率军顺江东下。

江忠源对太平军的第一个硬仗是开始于当年五月的南昌保卫战。一千三百人驰援南昌,章江门当敌之冲,江忠源自守之。九十余日,战无宁时,江忠源岿然不动,且屡屡反击围敌。八月敌溃,江忠源因功加二品顶戴。十余日后,因田家镇失陷,江忠源上疏自劾。咸丰帝诏原之,虽降四级留用,不久即擢授安徽巡抚。

咸丰三年十一月中旬,太平军强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江忠源抱病布防御敌。激战三十六日,因庐州知府胡元炜叛变通敌,作敌内应,城破,江忠源投水自尽。这一天,是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54年1月14日)。江忠源守城时,曾上疏奏言志,说要“誓与此城共存亡”。咸丰帝阅后,惜才心切,特在疏奏上朱笔批道:“不必与城共存亡!”城破二日后,廷寄圣旨至,江忠源业已践言完志。

江忠源死后,曾国藩挽之曰:“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輦·輲·訛 三城,指长沙、南昌、庐州;八座,则指教谕、知县、同知直隶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帮办江南军务、巡抚等由“从七品”到“正二品”的多级职务。

我们仍想用前文曾用的语式描述江忠源的一时显达:非常人才,非常时期,非常经历,非常功业,非常擢升,非常影响。

战场,识拔“书生”;战争,成全“书生”;江忠源仅为一例。

江忠源有三个同胞弟弟和两个叔兄弟,皆为“书生”,皆投笔从戎,皆立功疆场。

第二个“书生”代表是罗泽南。

罗泽南(1808或1807—1856),字仲岳,号南山,湖南湘乡人。从年龄上看,虽然他仅比曾国藩大四岁,比江忠源大五岁,但因家贫多难,终老“诸生”,故书生意气,更其卓然不群。

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突酿大难,罗泽南定然在湘乡安心当他的教书先生。乱起仓猝,潇湘间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罗泽南也只好将“吃饭”问题暂且放下,思谋“生存”大计。太平军于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八日兵临长沙城下,攻城八十一日,不克;转而北走宁乡、益阳,过洞庭而克岳州,进犯湖北。就在长沙被围之日,罗泽南与他的学生王鑫已经在湘乡组织了千余人的团练队伍。当然,这是一种请示批准之后的半官方行为。湘乡知县朱孙诒是一位热心团练的人,接到王鑫的请示,他大开绿灯。湘乡的团练“湘勇”应运而生。咸丰二年十一月,咸丰帝下发谕旨,命丁忧乡居的兵部侍郎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十二月十三日,曾氏接到谕旨后,复旨上奏,提出了在省城办团练的设想。获准,罗泽南、王鑫所部一千多人的“湘勇”适在长沙担任防务,遂被收编,成为“湘军”的第一支部队;曾氏之后,罗、王二氏自然成为“湘军”的缔造者之一。

这一千人的部队,分为三营,罗泽南、王鑫、邹寿璋各带一营。按新法操练,战斗力大增。

罗泽南换了一个人。由“塾师”而“将军”,由“课经”而征战,从战争学习战争,人生的质变朝夕间完成。这一年,罗泽南四十有六。在人生的困顿之境,他从未料到自己会有如此的峰回路转。昔日十年间,他曾死了十一个亲人!有一次应试回籍,徒步夜归,家中竟因岁饥不能举食,其妻亦因连哭三子而丧明。人不堪其忧,而罗泽南则浩然自励。他的名言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輦·輴·訛 倘若一白面书生如此表白,人们会怀疑他大言欺世,但罗泽南的一“忧”、一“耻”,则发于至诚。书生本色,烈士情怀,道义所在,锋镝不避,国史千秋,如此几人?

湘军建,是罗泽南第一个率军出省远征。那是咸丰三年(1853)六月。此前,湘人江忠源以帮办江南军务的身份率“楚勇”驰援南昌。五月初,太平军强攻南昌,江忠源拼力御之。危急中飞函乞援,这才有罗泽南、郭嵩焘、夏廷樾等统湘军一千四百多人千里驰援的壮举。至南昌,湘军屯永和门外,与江忠源守军左右呼应。七月二十四日(公历8月28日),双方接战,太平军诈败而退,罗泽南挥军追击,中伏,军败,死伤累籍。不少罗泽南的学生殉命沙场。吃一堑,长一智,此后罗泽南指挥军阵则屡战屡胜,成为与塔齐布名的常胜将军。他的政治地位亦渐次提升。办团练初,以劳绩叙训导;后以剿湘中匪擢知县;南昌保卫战后擢同知直隶州;再后擢知府,以道员记名,授浙江宁绍台道,加按察使衔,又加布政使衔。累加的虽是行政职务,罗泽南却一天也未莅任,戎马倥偬,在年逾四十之后,他日夜拼杀于战阵。

——咸丰三年秋,南昌解围后,罗泽南以三百人破江西安福土匪数千人。

——咸丰三年底,率军回湖南,屯衡州,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

——咸丰四年六月,率部攻岳州,扼守高桥、新墙一线,断太平军退路。与突围的太平军大战三次,歼敌过千。闰七月,率部攻破高桥,击太平军于岳州北城陵矶,并与塔齐布乘胜追击,连毁太平军营盘十三座,终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境。

——同年八月,受曾国藩令,与塔齐布合攻武昌。罗泽南攻花园,塔齐布攻洪山。武昌、汉阳一并克复,太平军东遁。罗部克湖北兴国。

——同年十月,与塔齐布水陆并进东征太平军,战于湖北田家镇。罗泽南部屯马岭坳,攻半壁山,以二千人胜太平军万人,夺半壁山,克田家镇。

——同年十一月,湘军继续夹江东征。罗泽南部与塔齐布军相继收复广济、黄梅。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约诸军进攻孔陇驿与小池口太平军。伤臂流血,仍指挥冲锋。终以五千人胜太平军二万人。

——同年十二月,罗泽南率军合攻九江城,破太平军于梅家洲。当月,曾国藩水师被围于鄱阳湖,兵败,曾国藩逃入罗泽南军,欲自杀,被罗劝止。

——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犯江西饶州府、广信府,罗泽南率部由南昌出鄱阳湖东迎击之。

——同年三月,罗部破太平军于陈家山、大松林,收复弋阳县,攻克广信府。

——同年四月,罗部与太平军战于景德镇。太平军退入徽州,罗泽南移师饶州,欲图湖口。

——同年六月,罗泽南军入义宁州,连破太平军于梁口、乾坑、鏊岭、鸡鸣山等地,斩敌六千,并攻克义宁州。当月,塔齐布卒于军。

——同年八月,罗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曾国藩备陈大事。其主要倾向是:占据武昌,再图九江;解武昌之围为当务之机。曾国藩从其议,派罗泽南率部并“宝勇”一千五百人西行入鄂。

——同年九月,罗泽南率部克湖北通城县、崇阳县。又在崇阳西羊楼洞重创太平军。

——同年十月,罗冲破太平军于羊楼洞,并克蒲圻县,击退太平军二万多人的进攻。

——同年十一月,罗泽南部攻克咸宁,并北据武昌南的战略要地金口。此后与胡林翼部会攻武昌,大破太平军城东南诸坚垒,进抵洪山,将太平军围于武昌孤城。

——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围攻武昌之太平军,罗泽南率部由西路洪山突进。激战中,他临阵指挥,不幸中炮身亡。虚龄仅五十岁!·輦·輵·訛

还是他太热诚、太忘我了。两军厮杀,我中有敌,敌中有我,他那么无畏地立于刀剑的锋镝之上,炮火纷飞,驰马而进,血流被面,仍不退避。后又带伤指挥移师,回到大本营犹危坐指划。亲兵相劝,不为所动。次日,卒于军中。一介书生,牺牲于疆场,完成了社会道义,也完成了人生飞跃。

如果说江忠源作为“兄”,带动了诸“弟”的奋起;那么罗泽南作为“师”,则引发了诸“生”的立功。四十五岁之前,罗泽南穷年汲汲,假馆四方,教育了一大批学生,其中由“练勇”而入“湘军”立功者,便有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曾国华,及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王錱、王开仍兄弟,蒋益礼、刘腾鸿、钟近衡、易干良诸人。传统的诗礼之教,让这些人确立了经世致用的世界观,所以危难之际,一呼百应,奋然而起,共同成就了大丈夫事业。

上面,我们简介了两个“书生”的经世之路。他们只是代表人物。考察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书生”占了很高的比例,因而湘军之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最密集的“儒将群体”。据罗尔纲先生《湘军兵志》对182名有出身可考之湘军将领的统计,出身于进士、举人、贡生、诸生、附生者,占到58%。

治世之“书生”,乱世之“儒将”,文武逆势,荣辱翻覆,确实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旧话。在镇压太平天国数年血战之后,湘军的“书生”们通过非科举途径一跃而变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据粗略统计,湘军系列推出的总督竟有十四人,巡抚竟有十三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省级政权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这,又是一种政治奇观!

本节标题中,还有“民兵”二字。“民兵”古已有之,今仍存在,但以“湘军”时代的“民兵”为最能战斗、最有功绩、最为风光。

“民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宽”处说,“湘军”是“民兵”。因为当时的国家军队是“绿营”与“八旗”,“湘军”既非“绿营”,又非“八旗”,所以只能划入“民兵”范畴。而从“窄”处说,“湘军”又不是“民兵”。因为它虽然独立于国家正规军之外,又是限定地区、限定数额、临时招募的,但它却纳入了国家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体系,由国家最高权力任命其将佐,且由国家财政(尽管有地方募捐予以助饷)予以后勤支撑,所以尽管“名”不正,却也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正规军。

我们在本节文章中揭橥“民兵”的“救国”作用,其实是基于国运变数、民命变数的思考。“兵”与“民”,名不同而实同。“民”向“兵”的身份转变倘若呼应了国家安危的吁求,则亦民亦兵,皆无不可。

基于这种大而化之的体认,在下强调在太平天国背景下“民兵救国”的作用,当然并不掩饰对“天兵乱国”的否定。

这一否定,并非针对着“起义”,我们关注的是“起义”或“革命”后能给中国的“民”一个什么样的“法度性”或“制度性”环境。较之清王朝的制度,洪秀全政权的制度建设没有历史进步的大势。因而,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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