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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比父亲小个十来岁，四十多岁的母亲，在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她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那时孩子都大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相继着被父亲送到了部队里锻炼成长，母亲也当上了一家部队医院的院长。父亲的更年期，导致了他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更年期导致父亲的喜怒无常。在工作中，任何人也看不出父亲这种变化。父亲虽然是首长，但他却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到部队去检查工作，他很少坐在椅子上发布讲话或听取报告，而是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大口地吸烟，大声地吐痰。他讲话时还经常带出一些比较粗俗的字眼，这使得下级军官们都感到父亲这人亲切随和。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愿意找父亲，父亲眼里，只要不是和战争有关系，就是天塌下来对他来说也是小事。因此，父亲对下级军官们来说总是有求必应，如此，父亲在部队下级们的眼中有着极好的声誉。
在家里，尤其在母亲面前，他却一点也无法忍受。在更年期到来之际，他一回到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不顺眼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经常砸锅敲碗地冲母亲叫嚣道：这是他妈啥日子，整天死气沉沉的，又不是死人了。
父亲公然地指桑骂槐，母亲当然听出了父亲的弦外之音。母亲觉得忍受父亲这么多年了，她也受够了，父亲不跳将出来，她还能忍一忍，父亲一旦跳将出来，母亲才不吃他那一套。
于是，两人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大战起来。两个人一旦撕破脸皮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两人穷凶极恶，挖空心思地数落对方的种种不是。他们这种胸襟坦白，都使对方感到吃惊。在这之前，对方都以为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眼里没有这么糟，在气头上把该说的都说了，他们才都大吃一惊。狂躁的父亲冷静了一些，然后说：都这样了，这日子还过个啥劲。
母亲也说：不过就不过，我早就受够了。
父亲的眼睛也瞪大了，他吃惊母亲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像孩子似的指天发誓道：咱们离婚，谁不离就不是人。
母亲气得已经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父亲就张张扬扬地打电话。把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气得昏头的父亲此时已经有些公私不分了。以前他有什么事总是把下属单位的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交待。这次他仍毫不例外地冲政治部领导说：你马上给我开张证明，老子要去法院。
政治部领导不明白父亲去法院干什么，便问：首长，去法院干什么？
父亲一拍桌子道：老子要离婚，老子受够了，这次非离不可。
政治部领导觉得这事闹大了，他做不了主，使把这事汇报给了冯政委。冯政委是父亲的老战友，又是平级，平时有什么事，只有冯政委的话，父亲还能听进一些。
冯政委得知父亲要离婚的消息，也觉得事态比较严重，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的气仍没消，他仍然冲桌子吹胡子瞪眼，他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在屋里团团乱转。冯政委一进屋就说：老石，你不是开玩笑吧？父亲就瞪着老冯说：离，这次我老石说啥也得离。冯政委的汗珠子就从头上滚下来了。他觉得事态真是严重了。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五十多岁的人，还离婚？要是真离了，一定是近几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的头等事故，也就是说他这个分管政治工作的政委是有责任的。别说父亲这样的人物离婚，就是一般干部离婚，不脱层皮也离不成呀。如果原因出在干部身上，轻者降级，重者开除军职。冯政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婚说啥也不能离。当年他和父亲都是在延安时由领导作主介绍结的婚，现在那位领导仍在北京掌握着部队的大权，这么说离就离了，这不是对领导的否定吗？
冯政委做了大半辈子思想工作，头脑敏捷，思路清晰，他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从延安讲到现在，又从父亲的婚姻联系到部队的稳定，从政治又讲到感情，等等。冯政委那天围着父亲讲了整整一天。
冯政委讲得滔滔不绝时，父亲并不插话，他闭着眼，不知是听还是没听，待冯政委口干舌燥时，父亲睁开眼睛道：冯铁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但想说服我老石，没门。
一句话呛得冯政委顿时没了下文。冯政委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并不计较父亲的抢白，在和父亲讲大道理时，他已经理清了这件事的主次。他要找到母亲，只要把母亲的思想作通了，就是父亲有天大的本事这婚也离不成。
冯政委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母亲。母亲已经不准备回家了，她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行军床，她就要在“沙家浜”住下去了。果然，冯政委找到母亲后，军内、军外，一通道理讲完后，母亲这才意识到，要想离婚比登天还难。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有国际国内的氛围，使母亲清醒了，她知道，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休想和父亲脱离关系。
父亲却坚定如铁，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一定要离婚。那时部队就相传，父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年方二十出头，就在河北某地，长得如花似玉等等。父亲不知道这些传闻，他铁了心要离婚，他曾扬言，即便这个首长他不当了，也要离成这个婚。然后，他叫来秘书。由他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他要给上级写一封离婚报告。
那份报告是写完了，但被冯政委偷偷地压下了。如果不是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罢休。结果那事情一发生，上下便开始清查林彪一小撮反革命集团了。父亲才放下了自己离婚的事。
父母这次离婚虽然未遂，但给他们的情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母亲后来在冯政委的劝说下，还是从医院的办公室搬回到了家里。但从那时开始，父亲和母亲便正式地分居了。那时，孩子们离家都到部队当兵去了，楼上是母亲。楼下是父亲。两个人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从那时起，父母都养成了吃食堂的习惯，家里很少动火。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们都知道父母的关系，很少有人到家里来。偶有人来，父亲的客人父亲自己招待，母亲的客人母亲自己招待，要是他们共同的熟人，他们也会一起出来陪客人坐一坐，客人一走，他们又变成了陌路人，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严严地关上。
孩子们有时从部队回家，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偶尔也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不稀罕他们坐不坐。好在从小就了解父母的关系，眼下父母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时，父母做梦都想着离婚，因为婚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一边难受一边挣扎。其实，他们离婚后如何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得很多，只要能离开对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母亲住在楼上，父亲住楼下，按理说，他们这种毫不相关的样子，使他们都有了暂时解脱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脱。只要看到对方在眼皮底下的存在，他们就有了莫名其妙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
那时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部队配发给首长的，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母亲有时回来得比父亲早，那时电视机还很稀罕，母亲就抽空看几眼电视。只要父亲回来，母亲不管看得多么投入，马上转身上楼，把楼下让给父亲。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他一边脱去外衣，一边冲母亲上楼的背影道：有啥了不起。
母亲听了父亲这种穷凶极恶的话，自然是很生气。这时她不和父亲一般见识，把火气憋在肚子里，这样一来母亲就很难受，在楼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弄出很大的动静，父亲听到了，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在楼下也要没事找事地弄出很大声响，以示抗议。
母亲进进出出的，都要从楼下的客厅里走过，两个便经常在客厅里不期而遇，这时两人谁也不睬谁，但他们又分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母亲经过父亲身旁时总要“哼”一声，父亲自然也要“哼”一声。
冯政委自然没有忘记父母关系的这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是他的责任，于是，隔三差五的他就要到父母这里坐一坐。每次，他总要先在楼下的客厅里呆上一些时候。父亲这时是主人，自然是要陪坐的。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前的电视，老冯似乎也在有一阵没一阵地说话。他说：老石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都不容易呀。
父亲支吾一声应付着，他知道老冯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冯政委又说：咱们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看看你，再看看我。
老冯说完拍一拍自己的头。父亲很少面对镜子，头发花白了多少，他心里真没什么数，但他看到老冯的头上，已经花白了大半。
于是老冯又说：老石呀，咱们清白了大半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哇。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父亲仍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
老冯在父亲这里寒暄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小杜。
说完便上了楼，楼上是母亲，楼上的母亲是主人，母亲在楼上又陪老冯坐了一会儿。在老冯来之前，母亲正在看报纸。
老冯就说：小杜哇，最近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呀？
母亲知道老冯此时关心的不是什么医院，但她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老冯就笑一笑，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当年在延安时，你们这批学生还是红小鬼，现在都成红老鬼了。
母亲就笑一笑，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
老冯还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咱们大江大河的都过来了，家庭上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夫妻嘛，哪有不怄气吵嘴的。前几日小王还和我吵了一架呢，也是要离要散的，过几天这不就好了么？哈哈……
老冯的老伴也是在延安时组织介绍的，他说的小王就是延安时的文化教员。
老冯楼上楼下一通和稀泥，他觉得和得差不多了，便拍拍屁股走了。
老冯走后，楼上楼下仍是一片压抑的气氛，虽然老冯还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招，但老冯的话还是在父母心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冯的一些话，让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离婚，楼上楼下住着可以，就是不能离婚，否则对不起部队官兵，对不起眼前的大好形势，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老上级，一句话，就是谁也对不起，包括他们自己的晚节。
因此，父母没再为离婚的事折腾，他们都尽力地克服着自己。
后来，母亲的更年期也如约而至。她的火气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每天她都要从医院里拿回许多报纸，然后坐在阳台上高声朗读。母亲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
母亲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地在北京召开。
……
父亲听着母亲高声朗读，心想，认识几个字有啥了不起，于是他把电视的音量开到了最大。电视里正在转播十―届三中全会的盛况，此时电视机已换成彩色的了。
父亲的电视机声音干扰了母亲高声朗读，母亲气愤地站起身，很响地把门关上了。
没滋没味的父亲，觉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