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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美国、新加坡都有，其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记者之间的亲善友睦，促进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举行舞会，而日本不是，它在新闻采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大厦、政党或者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纸）都能派记者去，这些记者就直接到采访地去办公。他们可以不去报馆上班，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办公。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非常熟悉。每天记者俱乐部都有新闻发布会，定期，一天两次三次，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这个发布会是官方和受采访者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有俱乐部干事主持。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需要作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有规定，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只是作参考不可发。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已经成了常识。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那便被俱乐部开除，那他在报馆的生涯就此结束。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娶妃小和田雅子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都没有发。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刊登。很多人就骂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发？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起了作用。
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个日本记者回忆一个情形，当然有些极端。他在一个市政厅当记者，比如说每天10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就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给每个记者参考，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市政厅为了记者回去好交代，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日本很多战友会到今天还存在，他们经常聚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内规，这些内规有时比外部一些规定更有约束力，一旦你在内部违反规定，在日本社会你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那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就这个内现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享有自由，但不是。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个小小的新闻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有两个被活活打死。什么原因呢？原来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妨碍交通等等有不利之处，于是他们聚到一块开会来订个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来。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现，于是被活活打死。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社会中生存。这也是今天很多人不敢把战争真相公布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媒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在用到国际新闻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报道基本以欧美特别是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从战后以来，都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先的。任何新闻都很重视日本人的企业利益和日本人利益，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中心的。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
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
温铁军，男，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为了引导广大同学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我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TMS）邀请了我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于12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在建筑馆为广大同学做了题为“我国‘三农’问题现状及对策”的精彩报告。
报告开始，温铁军博士开宗明义的指出：在新中国历史上，我国“三农”问题就从来没有被解决过，而只是相对的缓解，所以我国“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为整个报告定下了基调。
温铁军博士指出，“人口过剩，土地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国目前正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随着全国总人口数目的增加，农村人口的绝对数目在20年后仍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约为8亿左右。而由于城市化建设、土地沙化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每年减少的土地面积约为2000万亩，照这样的速度，20年后我国将会减少4亿亩土地。因此，土地在我国是高度稀缺的资源。越是稀缺的资源，越应该成为公用品，越不能够进行市场化，所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会长期存在。今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为了在法律上维护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同时也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根据这样的国情，温铁军博士接着指出，在我国，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将会伴随着规模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并存，我国基层民主问题的解决也将取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世纪大讲堂欢迎您。
很早以前有一位农民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咱们中国人大多数上溯两代人都是农民，所以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我们自己。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中宏网的首席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请他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报告。这个报告名字就叫“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好，有请温教授上场。请坐。我听说您是1951年生的人，但不知道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北京。
主持人：就出生在北京。好，算了一下您的年龄，我觉得您应该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
温铁军：对，1968年插队。
主持人：也在北京插队吗？
温铁军：不，在山西的汾阳县。
主持人：离北京不算太远。
温铁军：现在属于吕梁地区。
主持人：现在您是一直研究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那当时这段插队的经历，跟现在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关联呢？
温铁军：当然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研究的问题和当年从插队开始那十几年的工农兵经历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在基层滚一身泥巴，跟基层这些群众在一起，我们大概不会有，至少没有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这样一种角度，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关注农民的这种感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搞政策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当年那段在底层生活的经历，只从书本出发，恐怕是搞不好政策研究的。
主持人：好，我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底层法？您是哪年从北京出发？
温铁军：1968年。
主持人：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时候。
温铁军：接近于不火了吧。
主持人：那您从心里上愿意不愿意去啊？
温铁军：当时我们是一颗红心，真是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没有任何思想抵触，真的是满腔热情地去到农村，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尽我所能去做农村的事情。我印象里当时虽然只有十六、七岁吧，十七岁，但是我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情绪。
主持人：给我们简短描述一下当时您看到的那个底层是什么样子？
温铁军：怎么说呢，当时如果说从农村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要这样做。所以老百姓说我们是老“背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交粮食，交粮食嘛，当时公社就把好粮食收了，把不太好的粮食，质量稍微次一点的退回来。然后呢，书记，我们书记跟我们一块去交粮食，书记说，这个瘪麦子、不好的粮食是咱们老“背兴”吃的，好粮食那是给城里人吃的。然后我们无论是想，比如说，尽管我今年麦子丰收了，可以多分一点，但是你的分配是上级计划的，从县到公社然后到大队，你不能因为你丰产了就多分一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切都是按照从上到下控制的，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这批知青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拼命干，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积极，干活干的特别卖力，老百姓就觉得你们傻，因为你干了活、卖了力，最后分不到那样多粮食，你还等于要亏。后来我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去大量访问这些户，当年的收入高低各不同的这些户，和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老百姓给我们发牢骚说的话其实还是一样的。
主持人：几乎没什么变化。
温铁军：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那好，你说的那个老“背兴”的那个“背”，是您自己的意会还是跟咱们说的老百姓不一样？
温铁军：山西人是谐音，我们插队的那地方老百姓和老“背兴”是谐音。
主持人：就是你自己想的这个“背”可能是很背运。
温铁军：他说的就是背兴，因为咱们背兴，所以咱们就吃瘪麦子。
主持人：噢，是这个意思。
温铁军：大队书记他就是这么说。
主持人：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学新闻，按说您更应该成为一个记者，怎么成了农业问题的研究专家了呢？
温铁军：当时新闻系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是专业调查研究人员，未必一定要学报纸，我的兴趣更多还是在政策研究，因为我工农兵都干过了，那么觉得很多问题确实需要，不是一般的去报道反映，而是需要你深入研究，这是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