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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这样问医生：“做活检就肯定能百分之百确诊吗？”
“不能肯定。”医生很肯定地说，“即使是活检，也不是没有误诊的可能。”
有一句话在癌症病人中间相当流行：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去，中医是让人稀里糊涂地活着。可现在我发现，西医要是让病人稀里糊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们继续奔波，恨不得遍访天下所有名医。有一天我们听说一个故事。香港凤凰电视台有位节目主持人，在英国惨遭车祸，当地医生都认为这女人没救了。就在这时，有位中国医生从北京飞到伦敦，试图让这个昏迷不醒的“植物人”苏醒过来。她的不少中国同行都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行为，然而她成功了。这成为神经介入治疗领域的一个奇特案例，也在我们心里燃起希望。我们决心找到那位创造奇迹的医生。
一番周折之后，妹妹见到了她。她叫凌锋，是北京宣武医院神经介入中心的主任。看上去，她并不在意那个让她成名的故事。她说：“大家都认为我是神经介入的专家，其实我对脑瘤也是很有研究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凌锋大夫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她态度和蔼，神情专注，脸上挂着从容和善解人意的神情，这使她面对病人时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也许是为了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她在我的那些胶片上花的时间特别长。她有时会瞥一眼面前的人，但大部分时间盯着胶片，仿佛一头钻进了那个如梦如幻的黑白世界。当她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时，声音轻柔而又坚定，条分缕析，听不出一丝专横和居高临下的味道。她有本事抓住胶片明暗之间传递出来的哪怕最细微的信息，为那些截然对立的可能性寻找证据，却并不自以为是。
这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尽管我已病入膏肓，耳不聪，目不明，但在几周的来往奔波之后，也能感到这类品质在那些成名的医生身上极为少见。说实话，有才华的医生当然可敬可佩〖TXT小说下载：。。〗，但我更相信富有同情心、敢于担当而又不那么自以为是的人。
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她的目光终于从胶片上移过来。她说，在“波谱扫描”的所有胶片中，只有两张可以和早先的胶片加以对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还是有细小差异。所以，不能据此判断病灶部分缩小了，“但至少可以说没有长大”。
好了，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清晰，而且有说服力。
然后她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像是占位性病变。”她单刀直入，一点也不含糊。
她试图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代替“占位性病变”这个医学术语。“如果是肿瘤，不管是原发的，还是转移的，它都会把别人的位置占据了，把正常的脑组织挤压到一边去。但是……”她停下来，用手指点胶片，“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小脑的纹路正常。挤压不明显。这是不像‘占位性病变’的理由。”
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向病人，开始仔细询问头部和全身的症状，当她知道这些症状在过去几周没有更加严重，其中有一些甚至还明显减轻了，就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些情况我们曾对见到的每一个医生叙述过，但他们不是不相信，就是完全忽略不计。只有她，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重要参照。
“如果是‘占位性病变’，不会不经治疗就越来越好转。”她总结道，“从片子和本人症状来看，不支持‘占位性病变’。”
她说完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一番话清晰和精确，而且证据确凿。然而好消息来得过于突然，叫人有些难以置信。我们遭遇了太多的失望，不能不小心谨慎。这是一个可以让我死而复生的转折点吗？可是所有那些悲观主义者的结论，不也是斩钉截铁吗？胶片上面赫然存在的那个乒乓球般的病灶，又怎么解释呢？
凌锋大夫又开口了。她的眼睛也在盯着那个“乒乓球”，就像看穿了病人的疑虑。不过，更可能是职业天性驱使她在为对立观点寻找理由。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候她的脑子里一定有一大群威严的专家，指着她的鼻子大加批驳，所以，她转而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继续分析。她说：从形态上看，病灶部位比较圆，特别规则；经过增强扫描之后，边缘有增强反应；这些都可以成为判定“肿瘤”的理由，也是她不能排除“肿瘤”的理由。
她一再提到“理由”，这令我信服。像所有病人一样，我很在乎诊断结论，但是，在听了那么多完全对立而又不由分说的结论之后，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导致结论的理由。凌锋大夫的“一家之言”的确有让人很难质疑的理由，而且，如我期待的那样，她还能为不同的观点寻找依据，这反而让我对她的为人更加信任。
最后，她建议我们把观察时间延长至三个月。
“观察。观察很重要。”她说。
这时候，她的样子看上去更像个善解人意的医疗顾问。她考虑到我们的所有顾虑，也考虑到病情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她说，病人的症状有好转，至少没有证据证明是在恶化，所以，观察不会带来新的风险。老风险当然还存在。恶性肿瘤的特点是长得特别快。如果是这样，提前三个月手术也没有意义。做了手术都有后遗症，还来不及恢复又转移了。“所以，观察几周。如果症状加重，可以随时做手术。如果症状不加重，或者好转，就等三个月再做一轮检查。”
尽管我们仍然不能肯定脑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还是从这次会诊中得到了一些相当确定的信息：
1。乐观的诊断结论是有根据的，就像所有最绝望的诊断也有根据一样。
2。所有医生都同意一件事：如果那是恶性肿瘤，将迅速恶化，尤其不可能在不经治疗的情况下好转。
3。没有证据显示我的病情在过去六周里迅速恶化。
我们继续观察。因为支持我们的医生又增加了一位，所以日子过得更有信心。就这样又挺了两周，国外几位专家第二次会诊的结果传到北京。他们把最新的“波谱扫描”同首次核磁共振胶片加以对照，结论如下：
1。脑病灶是原发肿瘤或者炎症，可能性各为50％。
2。在临床中，酷似肿瘤而实际上是炎症的病例，可能性低于2％。
然而，比影像诊断更重要的是他们传递过来的专业经验。他们说：
看片子是重要参考，但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炎症往往是突然发作，又渐渐好转。而肿瘤的症状是身体渐进式地出现不适，并且越来越厉害，不会自行好转。
我忽然明白，在这条漫长曲折的诊断之路上，所有医生在起点上并无明显差别——都认定我的机会低于2％。差别发生在几周之后，大部分中国医生不在乎我的症状演变，只把胶片奉为金科玉律；而少数中国医生和所有外国医生会认真倾听病人的陈述。他们肯把“良性”的概率从“低于2％”提高到“50％”，不仅仅是依据影像，还充分考虑了病人的症状。
奇怪的是，我本人从没有出国就诊，也没见过那些外国医生。我整天都在中国医生的眼皮子底下，喋喋不休地讲述我的病情！可是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医生那里都不能得到回应？我苦思数日，终于有了答案。原来医生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医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种医生也相信病人；一种医生只把病人当病例，另外一种医生把病人当人。
能够找到凌锋大夫，真是一种幸运——几周来我们费尽心机地寻访名医，但是只有很少几位让我有这种感觉。我明白了，我并不需要锯开脑壳确定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了各种可能的前途，知道了所有诊断的理由，知道了医生的逻辑。在这种情形下躺到手术台上任人宰割，不能不说是一种貌似勇敢无畏实则鲁莽无谋的举动。我们迄今为止的按兵不动，不仅不是讳疾忌医，而且被证明是最明智的选择。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我更全面地理解了“观察”的含义。根据凌锋大夫的说法，不仅要有病人自己的感觉，还要依靠医生的临床检查。不久之后，我便意识到这个建议的价值：这不是简单的治疗方法，而是为我们选择治疗方向。
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选择治疗方向要比选择治疗方法更加重要。
第二章 癌症不是绝症
引言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那么至少应当确定自己不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一些错误的事。这是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是你的疾病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让你走向死亡。
最好的灵丹妙药
晓东笑，我也笑。笑声感染了全家，让这间遭受沉重打击的小屋再次充满欢乐的气息，绝望悲痛的气氛一扫而光。我们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心情，学会了用微笑去迎接癌症。
我研究生时期的一位同学，让快递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巨大的纸箱，里面装满礼物。他身上保留了很浓的简单质朴的文人气质，经过二十多年的世事变迁之后，精神状态好像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看到我病入膏肓，深居不出，他就想起自己十几年前身患肝炎居家养病的那段时光，将心比心，对我的处境抱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和默契。
这会儿，他在电话里抚今追昔，热情地介绍他的礼物的妙处：当初，他就是靠着它们度过了那段倒霉的日子。
“幸亏有它，要不我非疯了不可。如果你实在闷得慌……”他不往下说了，但我已经明白，他送来的是精神食粮，专为我在心情烦躁之时排忧解闷。
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纸箱里塞满了各种形状的小型盒子，花花绿绿，煞是耀眼，原来都是光盘。我不禁又惊又喜。我每天在家，不是躺在床上就是靠着沙发，嘴不能说，眼不能看，腿脚不能行动，大脑不能思考。从早到晚，百无聊赖。这两天忽然想到还有一对基本正常的耳朵能听，于是计划弄一些相声光盘来打发时间。亏他想得周到！这对我来说正是雪中送炭。
晓东一盒一盒把它们拿出来，摊在桌上，同时高声宣告：“这是《中外散文》，这是《现代诗歌》，这是《文化苦旅》……”
我满怀希望盯着纸箱，却始终没看到我期待的东西。
“有侯宝林的相声吗？马季的也行。”我终于忍不住把头探过去寻找。
晓东把胳膊伸到箱底，掏出最后一盒，瞥了一眼，递过来，用一种夸张的口气宣布：“《活着》。”
我接过来，还真是余华那本书的朗读版。
我俩哈哈大笑。这小说的内容既悲惨又沉闷，让人不忍卒读，可它的名字倒是正对了我现在的情形。
我不知怎么想起少年时代父母给我选择的那些读物，猜想，这些东西一定是商家给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准备的。做父母的会把它们当作生日礼（W//RS/HU）物送给正在读小学的儿子，然后儿子就随手扔到抽屉里，再也不会看一眼。
晓东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应该再配送一本《小学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