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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我能不能取一个肾，甚至－－甚至外加一只睾丸做抵押？”我憋急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众人哄笑，那小妞羞红了脸，科长也哈哈大笑：“别开玩笑了，小李！我们这里不收下水。你到医院也许他们会感兴趣，而且价格不会低。”
信贷科长的话的确提醒了我。我记得我曾看过一篇报道，说的是在印度和东南亚一带，有些穷人、懒汉好逸恶劳，靠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维持一生。如果能将器官走私到西方国家，还可以一夜暴富。人一次性总共可以卖的器官包括1000cc新鲜血液、一只角膜、一只眼球、一只肾、一只睾丸、一只脾，如果你饭量不大，还可切除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个胃，一至两米肠子而不危及人的生命，至多体质较正常人虚弱而已。卖一只肾怎么样？这个突如其来横空出世的念头疯狂地撕咬着我折磨着我，令我心驰神往走火入魔。我失魂落魄地游荡在大街小巷，梦游般来到了一家医院门口。我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恍恍惚惚地看着数不清的麻木不仁的脸孔忽隐忽现，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些人都是来做某种交易的。我迷迷糊糊萎萎缩缩地来到顶楼，里面空寥无人，阴森可怖。我四处张望寻觅，木然来到一个挂着“人体器官捐卖处”的屋子。我刚进门便有几名大夫狼一般地围过来。
“捐还是卖？”为首的老狼问。
“卖。”我嗫嚅着，气若游丝。
“卖？－－”老狼有些不悦，“卖什么？”
“腰子。脾脏也行。”
“几岁口？”他掰开我的口看，用一支镊子在上下牙齿之间乒乓乱敲一气。
“二十六。”
“填张表，开个价。”
“两万元。”
“你以为你是大熊猫，八千元。”
“一万八。”
“九千。”
“一万五”。
“一万二，不加了。”“……”“卖不卖？不卖拉倒？－－下一位！”
“成交！”
“取个腰子对身体没事吧？”我犹犹豫豫萎萎缩缩。
“没事。两个腰子，反而不好，产权不明、体制不顺、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奖惩不严、相互扯皮－－肾炎就是这样闹的。”医生权威地说。
接着他们到屏风后面去了，不久就听见磨刀的嚯嚯声和阴险的叽叽咕咕。
“煮着吃！”
“炒着吃！”
“嘘－－蒸着吃。”
“炖－－汤－－喝……别让它跑了！”
我猛一回头，发现门已关严，门后站着一个眼冒绿光、口露獠牙、血盆洞开、长舌扑腾、手持利刃的家伙，淫笑着向我扑来，其余人等也围上来，端着托盘、菜板、菜刀和叉子，穿着鲜血淋漓的大褂。
“血肉之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擅动――，我不卖了。”我晃然大悟夺路欲逃。
“卖也卖不卖也得卖！”他们狼笑着扑上来。
我憋狂了，一步跃上窗口，仰天长啸一声，一个跟头栽下去，一时天旋地转……
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钱啊钱，你这个魔鬼！我起身来到阳台，让凉风吹干了我浑身的虚汗。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找王文革借点，他小子既然极力纵恿我下海，总不该见死不救吧。还有赵卫彪、贾卫东他们那里没准也会拉兄弟一把。
我第二天早上找到了位于滨河路王文革的“爱心花店”。他刚开门，那个在舞厅上班的妞儿正和他一起把花盆往外搬，一边浇些水。我向他倾诉了贷款遭遇，满脸通红地提出了我的要求。朋友就是这样，绑他玩蹭他吃理直气壮，借钱真是羞于启齿。好在王文革慷慨地掏出五百元塞给我并对我说：“别跟我提借钱，这五百元算我赞助你的。实在不好意思，你看，生意秋，费用高，我手中也紧。”
我还是坚持给他写了张借条。他也不容易。我找到贾卫东和赵卫彪时他们面有难色。贾卫东解释说：“太不凑巧，我们刚换了一台新冰箱和消毒柜，原来那台冰箱是从我家借来的，上月房租都还欠着呢－－没办法，现在是欠帐成风，饮食诈骗犯又多，真是赔本赚吆喝！”
“朋友分为可以借钱的和不能借钱的。”我恬着脸激他们。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连我们都信不过？”赵卫彪也诅咒发誓，“我他妈谁骗你谁是汪国真！”贾卫东这时灵机一动地向我建议：“说实话，你找我们借钱真是找错了对象，白成富才是大财主，不是他来照顾咱们，恐怕早就关门了，你去求求他，没准看在舒怡的面子上，一高兴扔给你万把块的，连条子都不带打的。对，你去找他绝对没错！”
“呸，老子就是落得个乞丐，也绝不会上他的门。”我勃然大怒，掉头就走。
“别发火呀，等这月底来看看吧。”他们在后面嚷。
此后一段时间我百无聊奈，就和王文革沆瀣一气，白天帮他送送花，晚上常常和他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但被麻醉的神经一旦清醒，我便感到加倍的空虚。看来他的生意的确不行，上门买花的寥寥无几，他雇的那个小工沿街叫卖常常半天不开张，他的女朋友的舞厅只用可反复使用的塑料花，这样，主要希望便落在电话、传呼订购上了。这几天他把中文传呼挂在我身上，由我来充当护花使者。若有生意，我便会收到客人或王文革的指令，将某花在某时送到某地某人手中亲收并传递某某口信。但令我们沮丧的是，在蒙城这座缺乏情调的城市，他的生意显然有些超前了。尽管他一再追加广告费用，广播、电视、报纸、传单、海报轮番轰炸，一齐上，极尽煽情献媚炒作之能事，可依旧是对牛弹“情”－－在讲求实惠的蒙城女士小姐们看来，与其花十几二十元买束鲜花送她，还不如请她下馆子一顿海吃划算呢。
“傻男人！还没结婚呢就奢华上了，一束花可以买两双长统袜呢，趁早吹灯！”一个瘦骨嶙峋的娘们在签字领红玫瑰时嘟起嘴抱怨。
“十元？太贵了！现在猪肉才五元一斤哩。”一个肥婆子暴跳如雷。
“小姐，你说的也是。依我看，若买槽头肉可以买七八斤，够一家人狠吃一个月呢。不能这样算帐，猪肉有价，情调无价嘛。”我一时兴起多嘴了一句被她恶狠狠地白了一眼，连几毛钱小费也免了。
还有一个住院的老太太索性拒绝签字领康乃馨，还骂我棒老二活抢人，直到把我轰出了病房……每天没卖完的高档花只好扔掉，我们痛心得直骂蒙城俗气的娘们。
但始终有一个每天买花的忠实顾客，那就是白成富，全是送给舒怡的，只是我从来不去送，那几天我没勇气去见她，但我无时无刻没惦念她和她渴望的钢琴。
生意每况愈下，王文革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我想来想去，觉得没有理由老是混他的饭吃蹭他的酒喝，他连小工都辞了，而且那张双人床也容不下三个人分享。我趁着他还没有烦我便不再去找他了。
十五
余下一段日子我又相继策划了几笔生意，开服装店、皮鞋店、礼品屋、体育用品专卖店、冷饮店、休闲屋、电子游戏厅、台球室、贩大米、倒麻袋……皆因为资金不足而化为泡影。何不利用自己的专业呢？可当时蒙城的外资企业几乎为零，国际旅行社揽的大多是国内活儿。所以，那家经济开发区给我颁发的英语翻译聘书和国际旅行社给我的特约导游证均因为没有底薪而完全成了一张废纸。那么我办个英语培训班吧，这倒花不了几个钱，无非是教室租金和资料印刷费，成本很低。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广告张贴出去还不到两天，便有一帮捞外快的中小学退休英语教师联名把我告到市教委、工商局、消协、税务局、市长热线办、信访办、电视台、报社、打假办、严打办、派出所、居委会、联防队、小脚侦缉队，还油印散发了几百份致学生家长书，说是有个被单位开除的社会闲散人员、严打嫌疑分子居然、竟然、悍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擅自搞什么英语培训，误人子弟，他们出于职业的道德，家长的信赖和社会的良心，强烈要求有关政府机关严厉查处，公开曝光，将李犯亚非捉拿归案，为民除害，绝不手软。还教育一片净土，还教师一个清白！……该犯鹰勾鼻、络腮胡、尖嘴猴腮、贼眉鼠眼、头发卷曲、面黄肌瘦……警惕啊！善良的人们云云……
后来我想我的特长是侃，何不玩空手道再邀约几个侃爷开一家洗脑公司？这个思路倒很前卫！国外就有，有点心理咨询、心理诊所的性质。现在人们面临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有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人大有人在，这是个不可限量的市场。关键是几乎不用什么大的硬件投入：几间小屋、几张桌椅、几个茶怀、几盒清凉油、几盒润喉片、几张毛巾（供嚎啕大哭、觅死觅活者）、几个沙袋（供勃然大怒、无处渲泄者）、几件“自慰器”（供性压抑者）－－齐活啦！开张啦！来的全是客，全凭嘴一张！侃呗！直到侃晕、侃舒坦，侃得一通百通、一了百了，侃得顾客拼命自个儿掏银子还感激不尽为止。结果工商局根本不给我注册发执照－－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在我国现行法律允许经营的范围中，根本就没有这个荒唐的野鸡项目！心理咨询？可你又没有行医证。唉，真是有钱就是男子汉，没钱就是汉子难！
正当我一筹莫展烦躁不安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光顾了我，原来我托武汉的一个亲戚为我在深圳找工作的事有了着落。一个在深圳的台湾公司在武汉又和他们单位办了家合资公司，我前不久寄给他们的个人资料他们比较满意，但据说由于港台对大陆文凭和学历历来都不承认－－据说是高文凭低能力。加之近年来“克来顿大学”在沿海频频出现，更加剧了他们固有的成见，所以台湾老板要求面试，若合格就正式聘用。我避开家，跑到邮局，花了三十四元和那个台湾老板的助理孙仁先生通了电话，谈话间他用一种洋泾滨把他管理的公司说成了大陆青年没有理由不立即投奔的圣地，他还以不屑的口吻说了不少大陆国有企业的坏话。我不敢不迎合他。客观地说，他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产权不明、体制不顺、机制不灵、管理不善、奖惩不严、设备不新、素质不行……
我估摸着卫超可能已经收到了我的信了，就立即再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给他讲了我的打算，他鼓动我立即出发，机不可失，吃住他暂时可以解决。他还警告我，不久又是大学毕业时间，又有一大批学生涌到深圳，竞争会更加激烈。他还建议我乘飞机去，别舍不得六七百元钱。我答应尽快行动，到成都买了机票再给他拨电话，他好准时到机场迎接。
我兴奋之余不禁又忧愁起来，虽然对家里人我可以不辞而别，但舒怡又怎么办？难道她也愿意和我一起浪迹天涯？我想起那晚上白成富的妈说要帮她改行，不知这一段时间又对她许诺了什么。王文革曾警告我白成富追女人有苍蝇觅食般的勇敢，他要取胜的办法令我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我料定这段时间白成富绝不会闲着，我宁愿相信天上掉馅饼，也绝不相信世上会有白吃的午餐！他一定……想着想着我就坐不住了。我来到一个磁卡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女校长照例说上班时间不许打私人电话就挂了。我等了一会又拨通，捏了鼻子拿腔捏调地说我是市教委的，女校长一听立即笑嘻嘻地讨好买乖地问我是谁，她好象不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