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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工资，这就意味着整整三十天，他们都不会吃到肉了。但这张通知书却是一道阳光，一道真正能扫除所有黑暗的阳光。父亲高兴地大笑着，不知从哪儿借了些钱，买了酒和一斤肉，还有半斤粉肠。母亲包了饺子，很咸，噎嗓子——这个可怜的女人从来就没做好过饭，为此不知挨了丈夫多少骂和拳头、巴掌。但最后屈服的却是丈夫，因为饥饿这个最有力的武器总是站在老婆那边。
父亲那天喝醉了，又哭又闹，骂着老婆，哀叹自己不幸的命运。“咱这辈子连瓶好酒都没喝过。”母亲呆呆地看着父亲，也跟着哭。“我怎么就把钱丢了呢？”她显然不是在同情命运悲惨的丈夫。
她在学校学的是英语，她也很努力，但学习成绩总是一般。如果不是那个中年主课老师的帮助，她的成绩恐怕还会更糟。不过，她的姿色却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这里面不光是同学。当然她开始时并没有注意到，但后来才知道正是那个潇洒风流的中年老师看上了她。这个人长相也算英俊，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翩翩风度和他穿着考究。在那个时代他永远是西装革履，他的头发是油亮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可以肯定他的脸是搽油的，身上时不时还散发着香水的味道。他对女人，特别是女孩子，十分体贴，几乎无微不至，但却不落俗套，好像父亲在关心孩子一样。她这个长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很快就被这个男人所吸引。
她把对异性的第一个吻给了这个男人，第一次让这个男人抚摸了自己的乳房，但事情并没有再进展下去，因为，另一个人闯了进来，就像一阵平地而起的狂风猛然吹开了房门一样，粗暴但却充满着生气，疯狂却充满了欢乐，折磨煎熬中却有着强烈的诱惑和无敌的魅力。这正是那个尽管有些做作，但毕竟还算是文明人的那个人所没有的，也正是她所喜欢的，喜欢这种能将自己烧得一点儿灰都不剩的烈火。
李国雄几天来，所了解的那具美丽死尸的生前就是这样的，简单至极。剩下的就是要找到她那疯狂爱上的恋人，李国雄认为这是整个案子的关键，却把古洛和胡亮感到极其古怪的目击证人放在了一边。不是他没注意，而是他认为目击者看到的不是一件事。作为公安人员或者医生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关乎人的生命、所谓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对他们这些人而言的，而慎重就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李国雄这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们公安得给我报仇，给我的孩子报仇。她可是个聪明的丫头，不比你们差。你瞅瞅她穿的，我过去见都没见过，这才多大，有能耐呀！一般的姑娘也不行。长得多好，在咱们市走到街上那才打眼儿呢。这将来还不成经理，一个月挣它几千块？可被人杀了，我算是白养活她了。你们真得像那么回事地查。”倪刚，就是那个叫倪雅芸的死者的父亲唠唠叨叨地说，而且他将上面的话反复说个没完，这最让人心烦。李国雄办案多年，在刑警队也算是老资格了，阅人无数，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父亲，因为丝毫看不出他有多么难过，也许他浑身刺鼻的酒气是最主要的原因。倪雅芸的母亲，一个没有人会将她看作倪雅芸亲人的女人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国雄一只耳朵耐心地听着酒鬼父亲的话，一只耳朵听着酒鬼妻子的哭声。每逢这时，他就想起古洛的做法——永远是不动声色，不可捉摸的眼光让诉说的人不由自主地说下去，似乎要讨好这个警察。
“她有个对象，你们知道吗？”李国雄一边用圆珠笔敲了敲黑色的小笔记本，一边再一次看着这个家。贫穷之神在这个家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一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房间，自然将西方小说中常常描写的富豪家庭一座楼的功能都完备了，只有厨房在外面，因为现在是夏天。李国雄进来时，看到那些冒着烟的小铁炉子在不大的院子里排着队，像是受检阅的军队一样。屋子里只有一张破烂桌子和两把高脚木凳，睡的是炕。除了两个孩子、没工作的老婆和劣质酒精之外，倪刚一无所有，当然包括廉耻在内。
“对象？我姑娘对象多了。追她的人少说也有一个连。长得好呀！比她妈可……像我。你别看我现在这样，过去咱可是俊小伙儿……她长得真俊，我那姑娘。虽然脾气大了些，但人见人爱呀……”酒精的力量忽然衰落了，他哽咽起来，说不出话了。
“我说的对象就是可能领回过家、你们看见过的。这么说吧，就是准备结婚的。”
“结婚？你说笑话了。”倪刚笑了起来，酒精这个魔鬼又回到他的身心中来。
“谁能娶得了我那姑娘？不配！他们不配！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还想娶我姑娘，做梦呀……对，就是做梦……”他拼命挥着手，幅度大得几乎打在李国雄的脸上。和李国雄一起来的刑警几乎要按捺不住了。
“哎！”他刚一呵斥，李国雄就摆了一下手，制止了他。“他们是谁？看样子不止一个呀。”
“对，有的是，但都不行，都不是东西。”
“有一个……”倪刚的妻子停止了哭泣，怯生生地说。
“有个屁！我告诉你不要瞎说！他们都不配。”倪刚粗野地打断了妻子的话。
“你让她说！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我们可就不客气了，这是为你姑娘报仇的事，你怎么不配合呢？”李国雄声色俱厉地说。
“有个姓艾的来过两次，我那姑娘像是挺中意的……”母亲的心又碎了。
“那小子呀！我不同意。我告诉你，他像个什么，像个精神病！对，还娘们儿唧唧的，我不同意。”倪刚将最后一句话拉长了声调说。
“他的全名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住在哪儿？”
“这我不知道。”母亲说。
“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是同学，还是别人介绍的？”
“我听姑娘说好像是跳舞认识的。不，我说不准，记不清了。”母亲说。
“下午来个人，你们说一下那个姓艾的模样，他给画张像。”李国雄说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虽然他也曾是个平民，但已经不习惯待在这种肮脏、丑陋的环境中了。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中年教师叫周洪武。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你不是……爱她吗？”李国雄对这个文质彬彬的家伙充满了憎恶。他这个人对文明总有抵触情绪，很看不惯古洛和胡亮那对搭档，因为他们尽说些书本上的话，还老是会心地大笑。再加上，这个人住在一栋六层的楼里，房间宽敞，窗明几净，阳光透射到客厅的每个角落，洋溢出勃勃生机。
“对。她是个好姑娘。不过，那是原来，后来她就学坏了，常去跳舞，还和外国人混在一起。”李国雄知道这个姑娘是和外国人在一起喝过酒，那个说英语的非洲人还送她一件很漂亮的衬衫，但没有任何不轨行为。当时，道德约束是那么严格，特别是还有些民族主义情绪，于是，公安局就把姑娘拘留了，但第二天就放了。
“你又说谎，和外国人那次时，她和你还没黄呢。”李国雄掌握的情况很准确。
“对，对，你说得对。我也不算说谎，我没记清楚。”周洪武急忙辩解着。
“要想好了再说，你如果再这样，我就认为你是故意作伪证。伪证，懂吗？你要学学法律知识，要建设法制社会了。”李国雄板着脸，教训着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的男人。“还穿西服，就是为了勾搭女人的。”李国雄想。
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个子不高，但很漂亮，异国风情的脸型，大眼睛看人时带着傲慢。她穿着白色的衬衫，淡黄色的裙子，提着一篮子菜。
“警察？嗯，让你招猫逗狗，这回把警察都招来了。”
“你胡说些什么？”周洪武红着脸说。
“我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流氓！”女人骂道。
“我流氓？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和你们单位的那个什么科长的事当我不知道？你都臭透了。”
“那怎么啦！男女平等。”女人一扬头，一脸的轻蔑。
“你……”周洪武刚要发作，李国雄就说：“我们走了你们再处理家务事。现在……你也坐下来。”李国雄见那个女人要走，就说。女人倒大摇大摆地坐在了屋角的沙发上，将菜篮子放在地板上。
“她什么都不知道……”周洪武说。
“不就是那个姓倪的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周洪武的妻子立刻说道。
“噢，那更好。听说她有个对象，你知道是谁吗？”李国雄问周洪武。
“知道。要不……”
“要不怎么能和你黄呢。”
“别插嘴。说，把那人的情况说详细些。”
“这……详细的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见过吗？”
“只见过一个背影，个子不高，像是挺胖的。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
“我见过，个子是不高，长得挺白净。”周洪武的妻子说。
“噢，在哪儿？什么时间？”
“今年春天，晚上七点多钟，在横向街。他们俩搂着，往前走。”
“你跟踪了？”
“也算也不算。我想和这个流氓离婚，总得抓个现形吧。我以为他们还在一起，没想到那个女的跟别人好上了，到底是年轻呀！自不量力，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呢？”
“不知道。我刚一溜号，就找不到他们了。”女人摇着腿说。
李国雄的脑子比古洛简单一些，古洛常说他的脑回沟比自己少一半。但他绝不是笨蛋，特别是他常常也能抓住一些关键的东西。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思考了一阵，喝了一些茶，抽了几支烟，这都是跟古洛学的，而且也像古洛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窗外。那阴沉沉的天气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浓密的树叶几乎成了黑色，厚实沉重，风快要吹不动它了。这时古洛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但李国雄什么也没有，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走！小王。”他拿起了帽子，这回我们知道了那个刑警姓中国最大的姓氏——王。
“去哪儿？”小王愣愣地问道。
“跟我走。”李国雄不耐烦起来。他忘了当初他跟古洛的时候，也经常问问题。
风越来越大，云挣扎着，抵抗着疯狂的风，它们虽然貌似磐石，但本质上的不同，使它们减少了许多重量，风轻而易举地将它们赶走，有时举起它们用力抛向天边，这时人们就会听到风在用力时的呼啸。雨是云襁褓中的孩子，贴紧被赶得疯跑的母亲，落不到它向往的大地上。但太阳也并没有出来，云层太厚了。
风大了，李国雄就低下头，风小了他就抬头快步走着。十几分钟后，他已经走进了那条繁华的横向街。
这里是老城区，房屋低矮、破败，大多数是小商店，卖各种商品的都有。当时改革开放时间虽不太长，但没有政治运动的中国能在一夜之间繁荣起来，因为勤劳的中国人善于在白纸上画画。人行道和狭窄的马路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小饭馆的女人们几乎站在路中央，招徕着食客。
李国雄视而不见，他要找的是那些刚刚兴盛起来的夜总会，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歌舞表演，客人们也可以上去唱歌。
这条街上有两家夜总会，一家叫“兴华”，很有些爱国精神，一家就不太好了，叫“小香港”，这让李国雄感到不舒服。
“兴华”的老板看起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