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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魏有福似乎在认真回忆着，“没有。街上静得很，别说人，就是鬼都没有一个。当时我还挺害怕的。”
“你怕什么？”古洛问道。
“大半夜走黑道，谁不害怕？”魏有福眼睛里闪过一道像是恐惧的光。
“嗯，你确实什么都没看见？”古洛叮咛了一句。
“没有。我要看见了就会说的，这和我又没什么关系，我当然要配合政府的工作了。”魏有福看了一眼胡亮帽子上的国徽。
“有道理。”古洛笑着站起了身。
英来是满族人，“文革”前就参加了工作，那时他高中毕业，由于家境困难，便去财政局当了一名送文件的通讯员。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也很自然地参加了造反派。但他是个头脑不太灵的人，而且是非观念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直到死的那一天还是混淆着。所以，造反派也没用他，而他却糊里糊涂地转了干。如果以现在的观点看，他是太有福气了，可当时干部不那么吃香，许多人宁愿当工人，因为不仅说起来光荣，也可以避免那无休止的运动。英来却对此很达观，一概听组织上的。现在干部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英来在这个大杂院里就成了一个人物了。
“那天，我真难受，但我好像看见了什么。”英来见到两个警察，就像看见亲人一样，很是热情。
“在街道上？”胡亮疑惑地问道。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对于得到的却不敢坚信。
“好像是吧。”英来犹豫地说。胡亮盯着他那闪烁不定的眼光，问道：“你能确定吗？”
“我想我是看到了。从南向北走过来的，我觉得他们是来看病的，就没仔细看。”
“他们？是几个人？”古洛问道。
“好像是两个，一个背着另一个。”
“真的？”胡亮兴奋起来。他的心中已经勾画出当时的景象：凶犯背着被害人走了过来，等英来一离开医院，他就将尸体丢弃在那里。“你看清楚他们的长相或者体态什么的了吗？”胡亮知道晚上的光线会影响目击者的视力。
“没看清。你们也知道路灯不是很亮，而且当时我又很难受，就走了。”
“往哪边走的？”
“往北。如果往南我就和他们迎面碰上了。不过，虽然那个背人的人长的啥样没看清，但好像个子很高。”
“有我这么高吗？”胡亮身高一米八三。
“好像比你高，反正很高，兴许是背着人……不，我好像看到他的头了，很高，有一米九以上。”
“谢谢。”古洛知道再问下去，就是废话了。
出了门，原本阴沉的天空飘起了雨，细风吹了起来。东北的微风不像江南甚至华北的诗人描写的那样温情、浪漫，能引起人惆怅的情感。这里的人们对这种风有种形容，叫做“嗖嗖的”，这不是声音，而是人体的感觉，是那阴郁空气中的森冷。如果是夜晚，几乎没有人不战栗的。胡亮看着在风中轻轻摇摆的树叶，说：“魏有福走后，有十分钟，英来出来的。魏有福大概不是目击者了。那个农村人比他们晚得多，看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看了一眼正在掏出烟盒的古洛。
“那也要查。”古洛声音不大，但用斩钉截铁的语气来形容却是最恰当的了。
找这个栾宜民倒是很容易，那时的人还比较老实，藏头露尾的事一般是不会做的，何况这个栾宜民又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古洛向郊区的派出所打了几个电话，就知道了他的住处。
“住的不近，还不通公共汽车，他是怎么来的？”胡亮像是在自言自语。那时还没有出租车。
“坐马车，要不就是拖拉机，后者可能性大。”古洛说着，就上了吉普车，坐在胡亮旁边副驾驶的位置上。
天气还没有完全转好，但已经能透过灰色云彩的间隙看到蓝天了。那是湛蓝的天空，纯净得让人的心都会欢笑，但却忽隐忽现，飘移不定，透着神秘的气氛。阳光有时候也和蓝天一道钻了出来，将刺眼的光射向胡亮和古洛的眼睛。
“这人查不查意思不大。”胡亮刚和古洛搭档，加上他的学历，虽然久闻古洛大名，也千百次告诫自己要谦虚，尤其在这位神探的面前更要拿出小学生一样的态度，但他心底深处却有着一丝反抗的念头。虽然不强劲，但却很顽强，像尖锐的锥子一样，往往刺透他理智的外壳。
“不，要查。所有案件的破绽都是从细节暴露的。细节是什么，不是明摆在那里的东西，‘细’是我们要心细，调查得细致，‘节’才是客观事物。也就是说，我们要仔细调查每一个小小的环节。即使看起来，是没用的，或者按正常的推理是没用的东西。”古洛今天心情不错，想教给这个新来的、趾高气扬的大学生一点儿真正的东西。
“我知道。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是我们侦查工作必须做的。”胡亮带着不屑的口气说。
古洛很了解人心，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因为他也曾经年轻过。于是，就眯起眼睛打起盹来。
汽车猛烈地颠簸起来，古洛睁开眼睛看了看。车子已经进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东北农村的屯子，前几天的雨让屯子里的路变得坑坑洼洼，车走在上面像个醉汉，摇晃得几乎要侧翻过去。
大队支书微笑着迎接了这两个城里来的警察，并将他们带往栾宜民家。
路太不好，古洛和胡亮将车停在大队部门前，就跟着支书走着去。
“这人怎么样？”胡亮问道。“这才是没用的调查。”一阵厌烦感涌上他的心头，古洛故意落在后面。
“还行。咱们都是农民，能有啥？别吓着他就行，这小子这辈子可能和警察都没说过话。”支书笑着说。其实，他除了和公社公安人员认识外，连和县城的警察都没说过话。
“老实吧？”胡亮还在问。古洛的心情从厌烦变成了嘲讽。“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就不问这些废话。”想到自己被誉为全省第一神探，他就觉得其实在年轻时他就已经与众不同了。“神探是天生的。”他再一次坚定了他的信念。
“老实。庄稼人哪有太滑的。这栾宜民在屯子里也是数得上的厚道人，就连他家的狗见人都不叫唤。”支书笑着说。
话音未落，一条黑色的大狗从农家院子里冲了出来，低低地咆哮了一声，就冲向支书。胡亮反应快，飞起一脚，狗退缩了，但还在威胁地狺狺叫着。
“去！”支书作势要打狗，“老栾家的，咋回事？把狗拴了！”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快步走了出来。她喝退了狗，说：“是支书大姐夫呀。”
“是。栾宜民在家不？”
“在。”农妇看了看那两个警察，把他们引进了屋子。
栾宜民在炕上躺着，脑门上全是拔罐子的紫斑，把胡亮吓了一跳。
他哼哼唧唧地接待了远方的不速之客，但头脑却很清楚，也让两个警察吃了一惊，尤其是胡亮。他在吃惊之余，还有些羞愧。
“我瞅见一个人，不，是两个。一个好像背着一个。”
“你看清楚了？是什么样的人？”胡亮的声音很急促，虽然在这之前，他沉默了几秒钟。
“大个子。呀！个子高呀，能比我猛过一头。还挺膀，背个人和没背似的。那时候天还没大亮，看不清模样，不过好像长得很黑。”
“那是几点了？”
“差不多快三点了，再有一会儿天就大亮了。”
“这怎么可能……”古洛发现胡亮这个自言自语的毛病很不好，他想找机会提醒这个年轻人一下。
“我还能糊弄警察吗？不信，问问我屋里的。”
“她也去了？”两个目击者，这确实出乎胡亮的意料。
“我有病，她能不去吗？孩子他妈，过来！”
栾宜民的妻子边往里走，边说：“我也看着了，和他说得一样。”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好奇心让她在门槛外站了很久。
“长相呢？”古洛第一次开口。
“没看清。就看着剃着光头。皮是挺黑的。”
“从哪个方向来？”
“南边儿。我们往北走，要不看得更清楚。”
“离你们有多近？”
“有个十几步？不，还要远点儿，要不看得更清楚。我们寻思是看病的，就没仔细瞅，要不，看得更清楚。”栾宜民的妻子开始唠叨起来。
“这可是件怪事。”古洛不禁满腹狐疑，他的经验告诉他，一个棘手的案件找上门了。
事情发生在第三天，金太郎一家第二天就要走了，坐飞机去北京，然后就回日本。计敏佳也松了一口气。这次她的计划没有任何进展，也就是说她失败了。这家人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阴阳怪气的，从来不问计敏佳任何事情，虽然计敏佳尽全力给他们讲解，但他们总是似听非听。弟弟还好一些，哥哥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那个伊藤女士除了假笑，还是假笑。“算了，以后再找机会吧。”计敏佳按年龄来说，很成熟了，而且没有有些姿色的女人的那种令人厌恶的率情任性，所以她并不恼火，甚至心情也没受到影响。
天气不好是旅游观光的大敌，游客们遇到这种天气只能自叹倒霉，或者骂骂老天爷，这几天正是这样的天气。空中老是阴霾不断，时不时地洒些忽大忽小的雨滴，风也变得和东北的暮秋一样阴冷。树叶没有因为雨水而茁壮，倒是蜷缩起来，浓郁的绿色现出病态的阴暗。但这一家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他们除了去旅游点外就是上街购物。当时，还有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友谊商店，可他们只去了一次，剩下的时间就钻进中国人的商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商店的商品并不丰富，但很有些中国特色，商品的质量也还不错，因此，他们买了许多东西，也不足为奇。当时的计敏佳就是这种感觉，从没想到会发生那么大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这家人要走的前一天晚上。金太郎又要出去，说是要散步，看夜景。一般来说，计敏佳已经没有陪同他们的义务了，但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回家，而是无聊地坐在宾馆的酒吧里喝咖啡。要知道，那时的咖啡对一般中国人的收入来说，简直是天价，对一个收入不菲的导游来说，也相当奢侈。但计敏佳还是喝了，这难道不是不祥的预兆吗？或者是不祥的直觉在作怪，后来她就是这样想的。这时一个和她有一面之识的北京总社来的全陪也走了进来，在互相寒暄后，这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就和她坐在了一个桌上。
他们年龄相仿，又是同行，而且那个男的很会讨人——当然是女人——喜欢。于是，两人逐渐聊得热闹起来。直到十一点钟，这个为了显示绅士风度的男人咬着牙付了两个人的咖啡钱，并将计敏佳送到了宾馆大门外。
夜风夹杂着极其细小的雨滴吹到计敏佳的脸上，让她感到无比惬意。她回头看看灯火辉煌的宾馆像金色的大吊灯一样闪烁着光芒，不由得想起日本电影《人证》中的情节。“灿烂的草帽状的大楼中发生残忍的谋杀。真是强烈的对比，不这样就不会给观众留下刺激，外国人真会设计。”当第二天她回想起自己的这番感叹时，也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
也许是聊天聊得太晚，加上白天陪同客人，计敏佳很累，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但不久，噩梦就让她惊醒了。但她怎么也想不起梦里的情景了，留下来的只是极端恐惧的感觉。后来她说，因为这个恐怖的梦让她坚信科学并不是万能的。
也许她梦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在这个市道西区有一个很大的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