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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薇安》在讲述林的生活时，有一个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隐去了林的办公室生活：他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环境，他在劳动中被剥夺或剥夺别人的具体境况。这是上海人最忌讳的东西。就像他们喜欢向人展示洋货，而隐瞒在国外打工的痛苦经历一样。
小说中的林过着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讲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正所谓富有富的讲究，穷有穷的讲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强调，使得外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模仿，从而使得文化身份长期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生活细节的审美化，是文化等级对生活细节的扭曲。这种‘市民完美主义’是与‘市民细读法’相配套的”。
“‘细读法’使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保留什么。他们将保留的那些高雅的东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东西，无限制地完美化、审美化、细节化，并向人炫耀。最后的结果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了一个空壳，里面没有人了。也就是说，真实的自我不在场，肉体感受没有了，被身份的幻觉所取代。于是，在这样一个伪消费的社会中，消费表演的剧目越是丰富多彩，生活的审美细节越是多种多样，他们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与生活审美细节的梦幻合而为一。”
“上只角”和“下只角”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但上海人的这种“消费表演”却从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以上海滩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档消费品，以致被韩寒讥讽为“小时代”写的不是上海的时代，而是“恒隆时代”。但这套书确实满足了上海人以消费获取身份感的表演欲望，因而成为畅销书，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这对词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据说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此相反，就是“下只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东面好，“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写照。
实际上在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和程乃珊笔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只角”。两排茂密的法国梧桐，天空中爬满的黑色电线杆，摇摇晃晃的有轨电车，电影《色·戒》里王佳芝一路走过来的都是上海当年最时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开森路，平安大戏院，对面的凯司令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考究精致又海派的“上只角文化”。“东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于上海极少的地盘之上。
实际上，上海人在自己内部进行地域的划分，创造出“上只角”和“下只角”，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费表演”，他们试图将自己归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显示自己与之般配的身份。
一对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汇区复兴中路、乌鲁木齐路一带，原来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对于那里的人口密集度，当地人开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可以征兵一个师。
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是一百个人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
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是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他们是在老人故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因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长得矮一点。这身高的“残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戏说，不是二等也是三等。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要说其中的门槛，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
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因而，在结婚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上海人肯定不会让它袖手旁观、默默无为，无疑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下只角”的漂亮新娘提升社会地位，让“上只角”的丑新郎利用“身份优势”找到美娇娘。
陈乐（化名）是新上海移民的代表，她1999年从安徽考入上海某高校，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至今。陈乐说：“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已经越来越多地沾染上了上海文化的气息，很多东西甚至是我非常不喜欢也很警惕的。”
有一次妈妈走亲戚带回一张表，是上海远亲们的联络方式，大概有那么六七个人。陈乐看了那张表一眼就断言，混得都不怎么样啊。妈妈问，你怎么知道？
陈乐指着表说：“你看，杨浦的、闸北的、普陀的，没有静安、徐汇、黄浦的。你再看住的地方，404，604，没有高层的，都是老公房。都是04的，说明一梯四户，一梯四户的房子都很差啊。”（杨浦、闸北、普陀三区在上海传统中穷人为多，而静安、徐汇、黄浦则相反，是上海的“上只角”）那次，陈乐的母亲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标准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我绝对学不会这样的思维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经深入了我的思维。”陈乐笑得很无奈。
正因为上海人有如此鲜明和强烈的物质和消费表演的欲望，而且自成规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滩上混出点名堂，就必须让上海的肌理渗透进你的思维，让上海改变你。
上海是滩，滩没有空间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
所以，不同于北京人的“圈子意识”，上海人身上体现的是鲜明的“滩涂意识”。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为一个外来者，融入上海，就意味着放弃从前的生活，甚至是过去的自己，你要学会和上海人一样思考和生存，有时这种放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意识作用，就像陈乐一样——变得世故和会算计，只是在这座城市里待久了，势必要付出的“代价”。而这是好是坏，全无定论。就像有人拼命挤进上海，有人却背着行囊悄悄离开，你们只是各自计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那些离开的人是觉得这种“消融”的代价太昂贵，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生生在你身上灼烧出一块属于它的印痕——这个实在太贵了，他们舍不得那块单纯、完好的皮肤。你呢？
3。膜拜“红房子”
红房子西餐馆开业于1935年，是上海滩第一家法式西菜馆。上世纪40年代，红房子西菜馆重新开设在现在的陕西南路上，店名为喜乐意（Chzlouise）饭店，因门面漆成红色，被当时常去聚会就餐的工商界人士称作“红房子”。
在上海，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听说当年张爱玲就是红房子的“粉丝”，有一份张爱玲最爱点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这几种红房子的看家菜，沪上很多名人都十分偏爱，赵丹、黄宗英、白杨、王丹凤、俞振飞等，都爱点这几款。
所以，红房子也成了上海老克勒（“克勒”是外来语，是“Color”，彩色的意思，音译过来解释的，也有指“Class”作等级、阶级解释的，“老克勒”是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旧上海的老克勒，是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一群人，也最先吸收结合西方文化，那时的他们土洋结合，形成了一定时期的海派文化）怀旧的场所之一。
但上海人对西餐、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也是基于其城市性格特征中的实用主义。如果北京人看到的是西洋货，那么上海人看到的是先进文明；如果北京人在意的是“主义”，那么上海人看重的是“利益”。这就是上海人“崇洋媚外”的实质，注重的是这种行为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实际利益。
不重主义，重利益
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广州，都是《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但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将殖民建筑林立的外滩作为城市的象征和对外宣传的名片。
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发文称，上海政府耗资2。8亿英镑，“将分割黄浦江与外滩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高速公路改建为地下通道，同时拆除有碍景观的立交桥”。这座立交桥就是著名的“外白渡桥”。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名为“威尔斯桥”，是座木桥。它是由供职于怡和祥行的英国人威尔斯和宝顺祥行的韦韧、霍梅等20人（多为祥行经理或鸦片巨贩）凑资组起的“苏州河桥梁公司”（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投资建造的。2008年，外白渡桥被翻新迁移，重新连接浦江两岸。对此，英国人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海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水连接的重要性，这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城市而言都至关重要”。
显然，英国人纯粹是从一座桥的功用来看待上海翻新保留旧建筑的举动。但他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引人目光的建筑物轮廓线有着如此的英式味道，如果看照片，我们或许会将它与利物浦默西河滨混淆”。
经常有国人指责上海人“崇洋媚外”，可能看到就是这些殖民建筑群的表面。但实际上，上海人崇拜、推崇的，并非西洋货，而是先进的文明。上海人处理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注定了他们更在乎某件事物带来的实际利益，而非这件事物的属性或最初进入时的方式。所以，“主义”对上海人没有意义，“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比如，余秋雨眼中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明代进士徐光启，就体现了上海人的“功利心”。《文化苦旅》一书中对此人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