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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托夫用疑问的眼光看了古罗夫一眼，意思是说：上校先生，您干吗不问主要问题呢？但侦查员只挥了挥手。
“那是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只有他一人四十挂零，有前科的人也只有他，再没别的人了，”古罗夫说着吃力地站起来，仿佛一下子衰老了似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伏特加，给伊夫列夫倒了半杯，然后牵着柯托夫的手来到客厅，随手把门关上。
“真要命，咱们身边有谁于这种事？”
“这不是咱们的人，”柯托夫不假思索地说。
“这不是俄罗斯人，是火星上来的。就算某个败类想出这个主意，也得找一批执行者呀。五个证人，这就是说，具体实施这个惨案的有十来个人。”
“列夫·伊凡诺维奇，也许那些伙计不明真相，是受人利用？”柯托夫怀着这种希望问道。
“要么就是从幼儿园招募来的！”古罗夫狠狠地骂了一句。“也许有人开始时没有料到是这么回事，可是爆炸以后连低能儿也明白了。”
“可是爆炸以后他们成了百分之百的罪犯！始料不及！悔之晚矣！谁敢开口就得上法庭受审！他们曾经有过怀疑，但却是奉命行事。你没法证实有任何组织，但执行者却是有的。”
“鬼长了角你也能为他辩个理出来。眼下他们要收拾所有的证人，救人要紧。”古罗夫敲了敲卧室的门。“玛丽亚，起床了！”
“我可不是您的部下，上校先生！”玛丽亚答道。
“以前不是，现在当一回。这帮乌合之众，咱们把他们往哪儿藏呢？”古罗夫在电话旁坐了下来。
“可他们追捕的只是伊夫列夫一个人，”柯托夫说。
“那番话是在证人呆的房间里说的，因此所有的证人都听见了。”古罗夫接通了头一个电话。“斯坦尼斯拉夫，你去找到华连廷，马上上我这儿来。”他开始拨另一个电话。“是巴维尔吗？我知道你在睡觉，可是该起床了。你答应给我几个人的。看你能给几个，但要注意，宁可少要五个也别多要一个。我们完全陷进这狗屎堆了。我们指谁？你，我，所有的俄罗斯人！”
古罗夫回到厨房。
“你想活下去就把伏特加忘掉。爱季克，你在俄罗斯别的城市里有朋友吗？”
“我在莫斯科有柳德卡，她一个人顶十个，”伊夫列夫答道。
“忘掉她。不管有意无意，你今天回家的消息是她说出去的。也许通过女友或邻居泄露的，反正都一样。你最好离开莫斯科。”
“伊尔库茨克有个姑姑……”
“亲戚不行。”
“我在马拉霍夫卡有个朋友，家里就他一个人。”
“是亲近的朋友吗？柳德卡或你的妻子知道这个人吗？”
“不，是在食品商店喝酒时认识的，在一块儿喝过几次。后来他的肝脏突然出了毛病，他不敢再喝了。不喝酒算什么朋友？以后将近一年没见面。”
“好极了。可你的汽车藏到哪儿去呢？有车在一块儿马上就会找到你。”
“列夫·伊凡诺维奇，汽车的问题由我解决，”柯托夫插嘴说。
“我身上没钱，都在老婆那儿，”伊夫列夫说。
“钱我会给你。格里戈利，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你把花匠带走，汽车的事办一办，然后打电话给我，要么打到这儿，要么打到奥尔洛夫那里。”
“行了！生活又回到了惯常的轨道。钦盖希古克①踏上了征途！”玛丽亚出现在卧室门口，梳好了头，化好了妆，穿上了高跟鞋。“您指派我去哪儿，上校先生？”
①美国作家詹·费·库珀（1789—1851）的著名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莫希干人的首领，以骁勇著称。
“去掩护队。”古罗夫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你的朋友中谁有别墅，谁需要人看房子？”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看上去极为年轻，二十五岁左右，实际上中校已经满了三十四。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都讲得好，英语则说得无懈可击。显得年轻和擅长外语都是他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素质，有遗传的因素。维尔丁的外祖母是个贵族，从小跟外孙只讲法语和英语；她去世时已九十二岁，看上去最多七十岁。她的亲兄弟，即维克多尔的舅外公，革命前就已离开俄罗斯，在外交部门任职，从未回过祖国。维尔丁的祖父也是个侦察员，曾在邓尼金的参谋部服役，三十年代就已杳无音信。维尔丁的一切亲属关系、特长、坚定的志向、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渴望和独特的道德观念都记录在他的个人档案里，这些记录对他在官场的升迁有时有所帮助，但更多的则是阻碍。他不是幻想、而是确信他将成为一名世界级侦查员，从克格勃高等学校毕业以后，他开始在情报总局工作。
当时总局决定把维尔丁派往英国，已经详细拟定了一条辗转经过三个国家的复杂的路线，制订了秘密工作的掩护方案，就在这时昔日领导养猪业的一个党内大官插手切断了维尔丁的升迁之路，改派自己的侄子去了伦敦。那人的间谍生涯十分短暂，不久就搞垮了在伦敦的间谍网，但他自己持有外交护照，平安无事地回到了莫斯科。
此时维尔丁已经转到反间谍机关工作，那里对他并不十分欢迎，认为他是情报总局的人，不知怎么把他的名字跟伦敦间谍网的垮台联系起来。在反间谍机关工作时，他的身份在一些外国使馆特工部门面前已经暴露，继续任用他当侦查员已经不可能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兰利早就有人注意维尔丁，认为他无疑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不公，受了委屈，因此很适于招募。维尔丁是否愿意为美国人效力，不得而知，然而他的履历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中央情报局俄国处的一位分析家仔细研究了这位候选人的个人档案以后表达了他的见解，认为此人的履历过于复杂，优点太多，十有八九是有意推出来让人招募的。加之这个人十分聪明，也许还没来得及对付他，自己就会陷入泥坑，卷起铺盖回家。
我们经常夸口，说我们有一些人很会给自己留退路，在这一方面我们堪称世界之最。其实，别的不说，这种人在全世界当官的人中多的是。
总之，维克多尔·维尔丁精通几种外语，具有鲜明的个性，加上极端的厚颜无耻和许许多多别的优点，他今生今世本来可以在布满灰尘的办公室里一直呆下去。却不料俄罗斯决定进行改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甚至包括德国人在内，对本国的特工部门怀有如此令人痛苦的爱。人民对党和特工部门的爱是毫无保留、无穷无尽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俄罗斯人才被人称为不可理解和无法预测的民族，俄罗斯人的心灵则深不可测、充满了秘密。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自己也是目力有限，无法解开自身的谜，也不了解未来，对自己的内心深处则不去探察，也许是不敢，但多半是懒得费神。
总之，改革是件好事，然而党并未遭禁，而特工部门则用原班人马开始组建。改革派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差不多每个积极向上的俄罗斯人都在党组织里呆过，都怀有真诚的善良愿望，想一蹴而就没有成功。区区七十年，这个期限对俄罗斯够用么？鞑靼人折腾了三百年也没有成功。至于特工部门，则一向蒙着一层模糊的阴影。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给自己的特工机关改过这么多名字？只有去档案馆才能查清，可是谁让你进档案馆？凭记忆说不准，会有差错，但总能说个大概；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联邦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委员会……而今谁也不知道谁叫什么名字，回忆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有多少聪明正派的人在挂着这些招牌的机关工作过，无法数清，至少是因为其中有半数已经不见了。
在对人员例行重新安排时，维尔丁上尉的个人档案摆到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将军桌上，在最后一次捕杀行动中由于子弹不够，这位将军幸免于难。将军头脑聪明，经验丰富，为人绝对正派，因此一次都没有在电视里露面。他只有一个缺点：不跟魔鬼打交道，也不会探察人的心灵。将军仔细阅读了维尔丁的档案，把一位地位稍低的将军请来，很有礼貌地问他：这样的人您那里多吗？说着把维尔丁的个人档案夹往前推了一推。下属不知如何回答，便开始支支吾吾。首长冷冷地打断他：
“我发现您一开口就是‘也许’呀，‘进展’呀，近来老爱说‘你明白吗’。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您不懂，您的祖父和父亲也没在侦查部门工作过，您还有一些别的优点。将军先生，我请您给这个人找个合适的职位，提升他的军衔。我会核查执行情况。一个月以后请维尔丁先生上我这儿来谈一谈。”
一个月以后这位贤明的将军像颗棋子一样从棋盘上撤了下来，换上了一颗易于使唤的棋子，但是维尔丁已经强有力地发射升空，进入轨道，由于他确实聪明，很快就开始受到重视。
在俄罗斯，头脑聪明而又有敬业精神的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当数金融投机业。那里靠贿赂是进不去的，靠走后门就算钻进去了也呆不了几天。花钱呆在那里卖傻，这种取乐方式代价太高，倒不如少花点钱及早脱身。
希什科夫·尤里·列昂尼多维奇是俄罗斯最大的富翁之一。他不参与政事，总是处在二线，然而在我们这里，赚大钱而又完全不接触政界是不可能的。他不喜欢那些部长和政府官员。希什科夫认为虚荣心跟毒品十分相近，开始时觉得好玩，慢慢就会变成它的奴隶。对毒品和酒应当保持距离，一些强有力的大人物以天神自居，自以为无所不能，结果被毒品和酒送了命，这样的人太多了。人们喜欢谈论中庸之道，但那不过是说说而已。政客总是依附于人的，而部长也是政客；糟糕的是他们有时依附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做大买卖的人没有外交手腕和计谋生意是无法持久的，但生意场上的关系是相互的，伙伴也大致上对等。那里也可能有欺骗和叛卖，但既定规则跟任何游戏中一样不可动摇，谁犯了规就会干脆被人赶走。而且是群起而攻之，既包括对手，也包括合作伙伴。如果说马在象棋中有规定的走法，那么它就不能用别的步法移动。
跟任何巨头、尤其是俄罗斯的巨头一样，希什科夫十分需要一些权力机构中的关系。但那不是将军，而是握有实权、能够随时相机行事的人。近年来权力部门不断重新配置人员。希什科夫失去了两个有用的人，正在找人顶替。亿万富翁要找个可靠的帮手，正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渴望入选者多的是，只有一点不清楚——追求者想要得到什么，危难时刻表现又会如何。一帆风顺的日子里这种人基本上不需要。老是把他挂在身边并加以控制，这种做法无异于发疯。
于是希什科夫找自己的一位中学同学商量，此人就是曾对维尔丁予以青睐、现已退休的那位克格勃将军。中学毕业后金融家跟将军很少见面。将军有个毛病：讲起真话来不顾场合，而且完全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