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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亲还没成为议员，通道也还没修成之前，我爷爷早就任命这个小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为“阿巴卜”，也就是社区领袖。实际上这等于就把部落长老的权力赋予了一个才12岁大的孩子。父亲就这样开始承担起解决村民们的土地、家庭、婚姻争端的责任，谁家想要给女儿嫁个好人家、挑个好夫婿都会先跑来征求他的意见。过不了多久，他就开始跟法扎巴德的省政府官员会面，谈判卫生、教育项目，商量如何共同筹集资金。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个孩子，但这些官员深知，在我们的“阿巴卜”制度下，父亲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好与他打交道的准备。
早期的这些年月给了我父亲处理社区问题的机会，等他成人之后，很自然地就能领导社区了。他真是生逢其时，因为那个时候，阿富汗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65年，国王决定组建民主国会，允许人民投票选举地方代表，赋予他们从事国家决策的权利。
巴达赫尚省的人们此前一直觉得被中央政府忽视了，此刻突然得知自己的呼声能够得到中央的回应，非常激动。在选举中，我父亲被选为新的议会成员，是达尔瓦兹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人，他代表的人们不仅仅是阿富汗最穷的，也是世界上最穷的。
巴达赫尚人虽然贫穷，但非常自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动摇。他们像多变的高山气候一样狂野暴怒，也会像长在河岸上花岗岩丛中的野花那般娇柔坚韧。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居民。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全力以赴。
那个时候，巴达赫尚省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是通过收音机。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村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笨重的俄国产木质无线电收音机，上面有个黄铜按钮。我父亲第一次在喀布尔国会发言的那天，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我们家来收听广播。
没有一个村民会开机、调音，除了我哥哥贾迈勒沙哈。因为丈夫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母亲满心自豪。她打开呼利大宅的大门，让村民到家中听他演讲，还打算叫贾迈勒沙哈为她打开收音机。
可是，我哥哥那天刚好不在家。惊慌失措的母亲跑遍村子去找他，就是找不到。父亲的讲话马上要开始了，呼利大宅里人越聚越多，表兄弟、表姐妹、村里的长者、妇女、孩子都来了。有些人甚至还从来没听说过收音机，所有人都想听听新代表在国会上的发言。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让父亲失望，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弄那个新发明的玩意儿。
她朝收音机走去，试了一下所有的按钮，但是没成功。聚集起来的人们都看着她，满怀期待，她内心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竟至于要哭了。她想，丈夫的脸都要被自己丢尽了，要是贾迈勒沙哈在就好了。这孩子去哪儿了呢？绝望之际，她举起拳头猛地朝收音机上面砸了一下。神奇的是，收音机居然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她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不过，由于音量太小，没有人能听清里面在讲什么。她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父亲的第四个老婆，建议拿一个扩音器来。女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只见过男人们曾经用过那玩意儿。他们搬来了扩音器，放到收音机旁，想尽了一切办法，把两个机器连接起来。最后居然成功了。整个村子的人都听到了我父亲在国会上的现场发言。母亲满心欢喜，甚是满足，她成功地经受住了父亲的种种苛刻要求。后来，她对我说，那一天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很快，我父亲赢得了国会里最辛勤的议员的名声。巴达赫尚省依然穷得可怜，但是，那段时期却是阿富汗难得的好日子。国家安全，经济、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但这样的稳定局面却是我们的邻国不愿意接受的。阿富汗位于欧洲大国、中国、伊朗、俄罗斯之间，有人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对阿富汗自身来说是悲，对世界来说是喜。这话非常在理。只要问问玩过里斯克征服世界游戏的人，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赢了阿富汗，你就赢得了通往全球其他地方的通道。此话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正值冷战高潮时期，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已经预示了它日后的悲惨命运。
我父亲直言不讳、勤勤恳恳、慷慨大方、诚实守信，恪守伊斯兰教价值观，不仅在巴达赫尚省，就连在整个阿富汗都受人尊敬。当然，因为拒绝向权贵行磕头礼，又不喜欢像同侪那样玩弄权术，他在宫廷里招致个别人的反感。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个守旧的政治家，却笃信担任公职和帮助穷苦的人们是崇高的事业。
他长年累月在喀布尔，主张修路、建医院、建学校，并成功争取到资金，完成部分工程，尽管某些工程一直没能争取到。居住在喀布尔的统治者们没把我们的省份当回事，所以父亲很难争取到中央的资助，这让他极为恼火。
据母亲回忆，在父亲每年国会休会回家前的一个月她就开始准备迎接了——为他准备好各种甜食和干果、打扫房子、派仆人到山上捡足够柴火供父亲回家后做饭烧菜用。每到傍晚，一头头驴排成一排，背上驮着柴火，走进呼利大宅的大门，母亲会在那里指引它们把柴火运到花园角落里的一个木柴仓库。母亲做事自有一套风格，但她跟父亲一样拼命，只要还有一丝可以改进的空间，她都不会放过，总是追求完美。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因此而感激她。在家里，他有时就是个暴君，母亲身上的淤青就是拜他所赐。
父亲的七个老婆中有六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娶的。通过迎娶临近部落领导或有权势的长老的爱女，父亲巧妙地巩固了他势力范围内的权力基地。我姥爷是临近区的一位显赫长老。之前这个区还跟我父亲的村子打了一仗。父亲迎娶母亲之后，最终与那个区订立了一项和平协定。
少数几个老婆是他真正爱的，有两个被他休了，大多数都受他冷落。他一生中娶过七个老婆，毫无疑问，我母亲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她身材娇小，长着一张俊俏的椭圆形脸，有一双褐色的眼睛，一头长发乌黑发亮，两道眉毛整整齐齐，皮肤白皙光洁。
我母亲最得父亲的信任，也是她掌管着保险箱和食品储藏室的钥匙，父亲政界朋友来访时的饮食都是她全权负责。她带领仆人和其他妻子，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烹制出一道道喷香的烩肉饭、古斯特咖喱肉①、热腾腾的圆盘烤饼。
仆人和我的兄弟们站成一排，将滚烫的食物从厨房传到隔壁的会客厅入口，父亲就在里边招待客人。妇女是不允许进入这一男人专属的领地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已婚妇女是不能够被亲戚之外的其他男人看的，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我那些从来不需要做家务的兄弟们也只好帮忙了。
每当举行这样的招待会时，父亲总会要求一切都办得尽善尽美。米饭要煮得松软，饭粒与饭粒要分开，不能粘在一起。如果达到这个标准了，他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为自己的好运气、有眼光挑选了最优秀的老婆而自豪。如果发现有几粒米饭粘在一起，他就会沉下脸，客气地向客人打个招呼，然后走进厨房，不由分说，一把抓起我母亲的头发，从她手里夺过金属长柄勺，朝她头顶击下去。母亲飞快地往头上举起手，试图保护自己。那双手就这样不知被打过多少次，伤痕累累的。有时她被打昏过去，等苏醒过来后，不顾仆人惊恐的眼神，抓一把热的柴火灰压在头顶止血，然后又开始干活，确保下一次的米饭粒粒分开。
她默默地忍受着这样的暴打，因为在她的世界里，毒打意味着爱。她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打他的老婆，那就表示他不爱她了。他对我有期望，只有我令他失望时才打我。”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可她就是这么想的。这是她生存下去的信念。
母亲决心满足父亲的期望，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或因为恐惧，其实也是出于对他的爱。她是真心实意地崇拜我父亲。
正因如此，那天，当她看到父亲的第七个妻子的迎亲队伍从村子里蜿蜒走来的时候，她非常伤心。她站在台阶上，边上的一个女仆正拿着杵在一个大石臼里磨粉。她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接着突然夺过杵，在石臼里疯狂地磨起粉来。身为家中的女主人，她通常是不干这样的粗活的。
但即使是自怜，在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里也是不允许的。她要负责这次婚宴的餐饮，并且确保新娘在阿卜杜勒 · 拉赫曼家吃的第一顿囊括了最佳美味和最优招待，这才能与父亲的身份相符合。如果她未能为自己的新情敌准备一场最丰盛的宴会，她的丈夫一定会生她的气。
婚礼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为我母亲而设的。身为众多妻子中的头儿，她要去迎接新娘的队伍，然后把拳头紧紧地放在新娘头上，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比新娘大，身份比新娘高，今后对方要听从她的命令。她抬头一看，新娘、新娘母亲和妹妹三人一进了呼利大宅的大门，就有仆人帮她们下马。她们脱掉了长袍，两个年轻的便在众人面前展现她们的美貌。两人都长着齐腰的乌黑头发，其中一个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以自信的眼神直盯着我母亲，撅着嘴唇。我母亲不慌不忙，把拳头牢牢地放到她头上。那女子大为吃惊。我父亲咳嗽了一声，又马上笑开了。另一个女子满脸涨得通红。原来，我母亲认错了新娘，她把拳头放到新娘妹妹的头上去了。母亲惊讶地迅速缩回了双手，但已经太迟了，婚礼的队伍已经进屋准备吃喜酒了。她唯一的一次公开展示管家权力的机会就这么溜走了。
13个月之后，我母亲来到一座偏僻小山上，在一间简易的木棚里生孩子。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最心爱的男人的宠爱，孤独可怜。三个月前，父亲新娶的年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恩内亚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和一双巧克力般的大眼睛，活蹦乱跳的。我母亲生完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再生。她怀孕期间，浑身难受、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正因为生了太多的孩子，她的身体也垮了。恩内亚特的母亲则完全不同：因为是第一次怀孩子，她胸部坚挺，脸颊红润，闪烁着幸福的光芒，看上去越发漂亮。
虽然我母亲怀有6个月的身孕，但她还是坚持着为产妇接生。就在恩内亚特呱呱坠地，呼吸生平第一口气的时候，贝比简抓起他的小手贴近自己的肚皮，轻声祷告自己也能生这么个男孩，然后赢回丈夫的宠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女孩被视为一无用处。即使在今天，妇女仍然祷告生男孩，因为只有男孩才让她们有身份，令她们的丈夫欢喜。
母亲生我的时候，疼痛持续了30个小时。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呈半昏迷状态，听到我是女孩时，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流露那种失望的神情。我被抱到她跟前时，她竟然转过脸去，抱都不要抱。我身子小小的，皮肤乌青——我本来应该像恩内亚特一样健康可爱的。生下我之后，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