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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虽然社会党影响力占优势的军方人员中放弃投票权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但同时社会党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一直也在逐渐恢复。1914年的国家议会选举中，意外又一次发生：社会党竟然输掉了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福建等省的传统席位，在议会总席位当中的占有比例再次从69％下降到了54％！虽然还是国会内绝对的第一大党，但谁都明白社会党迟早要尝一尝在野的滋味了！
人们通常会以为：由首任政务院总理容闳创建的自由党对此当然会很高兴。可事实上，自由党的高层对这种局面是喜忧参半。
自由党一直以来都在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占有政治上的优势。这些地区的选民虽然在建国战争时期是社会党最早的忠实支持者，但也是建国后没几年就最先跳出来支持自由党的群体。原因很简单：在建国战争之后的经济建设中，该地区是最早的受益者，随后几年他们便对中央政府增大税收额度，投以重资扶持中西部省份经济建设的政策颇有怨言，因此经济政策上更倾向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事实上，自由党在该区域地方政治当中的优势，也确实起到了维护该地区有产者的作用：比如在1893年，国家议会勉强多数票通过的渤海经济圈开发计划，就是因为上述地区的坚决反对和不断捣乱而最终夭折的。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自由党执政的上海、江浙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社会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在货币和税收问题上的争吵，基本上每年都会上演上一回。
并不是所有的商人团体都在政治上支持自由党。从1870年代开始，除了中西部地区人群大多是社会党忠实的拥护者外，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团也支持社会党。中西部地区人群的政治想法很纯朴：他们普遍认为这天下是2位国父打下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做人可不能忘本啊！所以支持社会党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工商阶层支持社会党的理由也很简单：凡是江浙商人们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江浙商人们反对的，我们就支持！
建国战争以前，香港在经济上根本是没有办法和上海相比的。因此，由香港扮演经济火车头的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区域在经济上也没办法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相比。太平天国起义在当地大多数人看来，根本就是客家人和山地少数民族的暴乱，因此在建国初期的政治上闽粤商人更是输给了江浙商团。可“正义之拳”给了香港与珠三角新的机会：东南亚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被赶跑后，中国人迅速填补了他们在经济上留下的空白。一直以来就有向东南亚移民传统的广东和福建商人们呼啸而至，他们拿着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或香港招商银行开出的金融票据，不等上海江浙商人们反应过来，就和自己在当地扎根多年的亲戚们取得了联系，并依靠这些熟悉当地情况的亲戚们，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从纷纷撤退的荷兰或西班牙商人手中接过了橡胶园或种植园。其速度之快，胃口之大，令随后而来的江浙上海商人们目瞪口呆。
“江浙商人付账，闽粤蛮子吃肉，上海佬喝汤。”这就是中国江浙财团对“正义之拳”的总结。
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和闽粤商人有过广泛接触的邱明因此也被江浙财团嫉恨。因为建国战争的缘故，江浙财团想当然的认为这只无敌的军队当初是喝他们的奶长大的，因此首先就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可邱明显然不这样认为，他冰冷的拒绝了江浙商人们让他利用职权对闽粤商人在东南亚的收购行为进行限制的要求，从而被很多江浙商人认定是收了闽粤商人的好处。这也是邱明其后在1894年政治选举中落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江浙商人们恨他，可闽粤商人们也并不念他的情，更别说在选举时支持他。
被江浙商人压了20多年，好不容易才通过“铁拳行动”得到翻身机会的闽粤商人们认为：2位国父建立的这个朝代很是不寻常，这个朝廷的官场不是商人们可以玩的，最好是敬而远之。他们的证据之一就是江浙商人们并没有通过这场他们最先吆呵的东南亚战争获得太多的好处。他们的证据之二就是：上海商人们奉行的是谁来了就跟谁合作的原则，建国战争他们出的力远远没有江浙商人多，可最后什么好事他们都有份。连世界首富都是由一个上海人来当。
江浙财团对此有苦难言：当初对东南亚的战争的确是他们先吆呵起来的。可军队的军事行动并不是他们能左右的，军情也不是他们随便能打听的。而且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以为东南亚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没那么容易对付。结果军方在宣战后开始招标商船跑最初的那批军品运输单的时候，江浙商人觉得风险大，把机会让给了闽粤佬。谁也没想到这2个老牌帝国主义竟然那么没用，一打就趴下了。结果这最初的一单就成了唯一的一单，一开仗就知道赢定了的军方谁还要运什么军品？江浙商人们得到胜利的消息后再出发时，自然就落在了驾着小商船跟着军舰跑的那帮闽粤佬后面。闽粤佬们首先觉察到胜利的到来，捷足先登。说起来驾船出海拿命搏钱这类生意，江浙人总是要比闽粤佬差点狠劲的。
通过东南亚的种植园和橡胶园翻身的闽粤商人们之后便急忙开始了他们的实业建设：化工、机械制造业、造船、乃至服装生产这些行业和江浙财团是没法拼了，发动机、航空什么的自己也不懂，可有了东南亚这个地盘，又有香港这个虽然比不得上海，但也算更靠近苏伊士运河的金融物流中心，咱们做点小东西总算可以吧？没过20年，伴随着汽车的大范围普及，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习惯的巨大变化，汽车用橡胶类产品和汽车玻璃，以及农产品深加工与造纸业木材业就成了珠三角和闽南的优势产业。华南和东南亚市场的商业回报，虽不能和江浙商团沿着长江一线拥有的市场相比，但也是很可观的。
广东福建等地的闽粤商人们和江浙财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如果说1880年之前闽粤商人是因为对社会党打天下的积威敬畏而不敢不支持，1880年之后则是因为既然江浙财团开始了对自由党的支持，他们自然也就选择了继续支持社会党。
但上海金融业的崛起，使闽粤商人和江浙财团们都迅速的黯淡失色，特别是上海的金融业不但有经济地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而且其背后还有上海在科技方面雄厚的实力作为基础。香港虽然也保留了英国人创办的金融市场，可香港没有科技基础，缺乏向股市不断注入新题材的能力，因此当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城市的时候，香港只能排在世界第11位。
不过这已经是到了1910年代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商人们的地域概念已经淡薄了很多。一个不会说一句上海话的闽粤商人，在上海这个城市中获得的认同会远远超过一个没他钱多的温州人或宁波人。上海银行的高级职员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口音而决定自己对待客户时的态度。钱，认的只是钱，这就是上海的城市本质。本来因为家门口的大上海崛起而兴高采烈的江浙商人们，没多久就和闽粤商人一起陷入了迷惘。
上海人讲的笑话：一个温州商人认识一个潮州商人。189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我比你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反正你比我有钱，我尊敬你你也不会给我钱，我干吗要尊敬你？1900年的时候，温州商人对潮州商人说：你干吗不尊敬我？咱们俩一样有钱啊！潮州商人说：咱们俩钱既然一样多，我干吗要尊敬你？到了1910年，两人一见面潮州商人就说：咱们的钱都被上海人骗到股市里套牢了，咱们还是一起去尊敬上海人吧！
大体而言，社会党的选民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以及广东福建等地区占绝对优势。自由党的政治支持者集中在上海、江浙一带。西域省等新边疆区域，双方的支持者数量接近。有人说大资本家和底层民众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中产阶层支持自由党的居多；也有人说是喜欢政治上更保守一点的人群支持社会党，喜欢政治上更激进一点的人群支持自由党；甚至有人说学历高的人支持自由党的居多，学历低的人支持社会党的居多。不一而论。有个数据很有意思：自由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选举时的选民投票率都偏低，投票率常常是25％左右。社会党占优势的大部分地区，投票率通常都在35％左右。而且，边疆省份两党选票拉锯战的经验表明：只要某次选举的投票率超过30％，获胜的多半就会是社会党，反之则往往是自由党赢。
所以，社会党经常是号召选民积极投票，而自由党经常是提醒选民以谨慎的态度对待选举！
民众们并不都对政治感兴趣。据统计，除了1868年那次全国性大选，选民的选举投票率超过50％，达到56％外，此后的绝大部分选举中，全国的平均投票率都没有超过39。5％！期间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1898年的议会选举，全国的平均投票率达到了48％！而且那一次要不是因为选举前的舆论对社会党极其不利，国父杨沪生在投票前2天突然出面，呼吁人民给社会党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的话，社会党那次险些就要下野了！其实对西化味道更浓的自由党，中西部的选民们并没有什么好感。那次投票结果，主要是反映了民众对当时社会党希晓亮政府的不满，而不是对自由党的支持。
让社会党高层头疼的就是2位国父对选举事务态度的分歧！杨国父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远超过史国叔，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社会党在大选中处于不利地位，“隐退”多年的杨国父总是会适时在某个地方露面，走访平民，访寒问暖，然后这个消息便通过各类媒体向全国发布。社会党只要将这种新闻张贴在投票点的四周，自由党的选举工作人员基本上也就不吭声了。可因为杨国父这么介意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败，无意中就给了社会党党员很大的压力，让他们觉得仿佛输了某场选举就对不起杨国父似的。希晓亮当初干了一届便灰头灰脸的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下来后，就曾经私下抱怨说：要不是感觉背后的压力那么大，当初在退伍军人群体事件爆发时，他也就不会下那个臭名昭著的命令了！
史国叔用另一种态度让社会党高层头疼：他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就不再理睬国内的政治事务，而且还曾经在1890年的某天跑去找杨国父，说自己也要和他一起尝尝“垂帘听政”的滋味。这件事据说让杨国父很不高兴，史国叔走了之后，国父整整3天都不和别人说话。此事的后遗症就是导致1894退伍军人事件爆发以后，刚刚组阁没多久，急于让国父出面缓和局势的希晓亮政府却发现怎么也找不着杨国父了！直到事件已经结束，杨国父才在云南某个小镇上出现，而且拒绝和任何人再谈论国内政治。但是在1898年，看到自己的创建的政党有在选举中落败的可能时，杨国父就忍不住又一次出手力挽狂澜。
从那次杨国父出手救了社会党起，一直到1899年年底史国叔逝世，接近2年的时间内，据说2位国父就再也没有过单独的会面。
1894年冬，已经退休的史国叔被议会秘密授予权力，要求他非公开的负责整顿当时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