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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四强条约》结束了英日同盟，也结束了日本骑墙的美梦。而且，英日同盟的废止，强烈的伤害了日本人的感情，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这也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思想，在日本迅速传播的基础。
两个同盟的话，日本可以骑墙。只有一个同盟，日本的选择就不多了。日本大陆派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以后，随着中国的壮大，亲中派逐步主导了日本政策。
中日交往逐渐频繁，中日关系日益密切。
日本的外交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币原外交”推行对英美的敦睦政策和对中国的亲华政策，不过是日本外交政策根据具体情况而作出的改变。
再说政治。
二十年代，正是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奇异时期。德谟克拉西就是“民主”的音译，就是说，日本正处于议会制民主时期。
普选，文化自由运动、妇女参政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事物破天荒地出现了。
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日本出现了政友会和民政党 这两大政党展开“政党政治”、轮流执政这一政治形态。并且修改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制的规定，预备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陆相、海相，军方用以要挟政府的一张王牌也从此消失。
因为中国实力不可轻辱，且中日关系日益密切，军部没有出头的机会，日本政党政治没有什么大波折。只是一直挣扎于经济危机，努力恢复，再次危机，再次恢复，这一连绵不断的倒霉怪圈之中。
日本政府作出了很大努力，希望改善日本经济。先后为各财团提供近三十亿日元的贷款，相当于日本二年半的财政预算；并推行了整顿税制、产业合理化和减少财政支出等措施，来振兴日本经济。然，每每有了起色，便会迎来新的打击。
日本军部的势力，则随着四次裁军而日渐消退，直到大萧条来临。
欧战以后，由于俄国崩溃、英日同盟废除、中国崛起、中日同盟稳固，以美英为首的华盛顿条约体制等世界新格局的出现，日本在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重大修改 。
新的国防方针将原来的头号假想敌俄国降为二号，而把美国列为未来的主要敌人。
简单说，这也是日本国策改变的结果，日本把扩张方向从陆地转向海洋，与其争夺太平洋的主要对手美国自然成为其主要敌人。
由于头号敌国不再是俄国，也由于中日盟约的限制，日本不必，也不能在陆地上保持庞大的陆军，为了改善长年陈旧的装备，日本陆军建设的重点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
为了取得更新装备所需的经费，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也为了清洗陆军长州藩阀势力。二十年代，日本陆军进行了四次裁军，先后裁减军队十余个师团，少壮派军官取代了长州藩藩阀势力。但由于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日本陆军加紧装备新式武器、改善军队现状、军备现代化的计划终未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机械化陆军的设想。哈萨克战争之后，日本就派遣了一批军官进入国防军装甲部队学习。这一批来的日本战犯很多，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等，都在其中。我没有想太多，这是增加日本信赖的极好机会，一切终究会有回报。但中日第一次军事合作，过于优待，也不好。一切按照规则办理。学习上的，国防军不藏着掖着，该保密的，直接告知“保密”。
中日军事合作与中美、中德合作不一样。后两者的合作，基本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而中日合作，则是一种日本单方面受益的合作。没办法，日本此时实在贫瘠，中国需要的日本没有，而中国想要的，日本却不会给。
日本人不是傻瓜，他们很快得出结论。同等条件下，一个装甲师能够在平原之上，对抗三个步兵师。也就是说，日本现役陆军十五个师团十八万人，在东北平原上甚至不足以对抗国防军三个装甲师——国防军的编制大。在暗自庆幸中日未曾开战的同时，这些少壮军官也提出了日本机械化陆军的设想。
这些军官都是裕仁的亲信，是裕仁一手提拔的。故而有渠道直通上层，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于是，日本进行了第四次裁军，陆军规模再次被裁减了两个师团，陆军规模再次被裁减了两个师团，以获得经费，实现陆军机械化。这就使日本陆军少于中日盟约的要求了。
但后来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财政发生困难，因此这一设想也未实现。
中国在奋力追赶后，终于搭上了“二十年代”号黄金列车，日本就很不幸了，他们似乎就要搭上列车了，却终未实现。
日本工业基础薄弱，远不如欧美等老牌工业国家。20年之前，日本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欧战基础上的。不仅欧洲各国在军需和农产品上有大量的需求。英、法、德等国在亚洲、非洲的市场也空了出来，工业品在这里的价格上涨了三倍以上。中国联省的重工业尚可，轻工产品连国内市场都没有完全占据。日本产品在几无对手的情况下，迅速抢占市场。
到19年末为止，欧战刚刚结束，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从战时经济恢复，日本又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经济持续繁荣。但是，随着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非市场，日本货一败涂地，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产量下降了16。3％，其中造船业83。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国际收支逆差达3。1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8亿日元。
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25亿日元。
其中，与中国的日贸易超过日本对外贸易的半数，带来的年均逆差却不过几千万日元。如果算上亚兴公司的收益，逆差还可以减少大半。日本很清楚其中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国市场，日本的贸易逆差再增加十亿，也不是不可能。
农业也未能幸免，这一回中日贸易却加深了日本的农业危机。4000个缫丝厂停工， 23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中国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日秘密同盟的存在，日本获得了最惠国待遇，扩大了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并提前撤离了大部分西伯利亚驻军，裁减了部分军队。所以，日本的经济危机被部分削弱，财政开支也要比历史上小一些儿。
此后，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
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极其深远。关东大地震使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并背负了巨额外债。几年后，日本刚刚摆脱萧条，又因此爆发了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和萧条再次袭来。然后，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
整个二十年代，日本经济都非常之困难。在1921～1929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3％。不要说与中国的增长速度相比，在英、美、法、德等主要工业国家中，也仅仅高于英国的1。7％。故而，在日本基本不存在投资过热的情况。
但是，由于其外向型经济结构的限制，经济危机一来临，日本经济就受到严重冲击。美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很大。
出口商品大量滞销，商品价格锐跌，投资者失去信心，日本的股票市场也随之暴跌。
更是让日本就受不了的是，稍后中国《贸易法案》的公布。
第一、第二大贸易国同时出现问题，等于说日本70％的对外贸易出现问题。对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日本来讲，这不亚于灭顶之灾。
美国那里，没有办法了，那是天灾；中国这里，日本当然要全力以赴，这还算是人祸的。
对于日本大使芳泽谦吉的约见，唐绍仪早已准备就绪。我们商议后，觉得危机好，有危险才有机会，决定趁此机会，解决台湾问题。
当天，唐绍仪根本就没有去外交部办公。推迟一天是一天，如今是日本人着急，不是我们。
这时候，就看出私人关系在外交中的作用了。如果日置益在，他就会直接去拜访我，一般也不会被拒绝。芳泽谦吉犹豫之下，也去八角厅（内阁所在地）约见我。但被蜿蜒拒绝了。
第二天，12月9日，芳泽见到了唐绍仪。
唐绍仪的解释很有力，一来这是国会通过的法令，只怕不会轻易废除；二来这是大势所趋，所有的国家都会陆续采取这样的政策，中国也莫能例外……
但这样的说法，除了火上加油以外，并不会减轻芳泽的压力。
唐绍仪最后说，中国很愿意与日本协商解决此问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途径。
话说到这个地步，芳泽谦吉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12月10日，日本方面传来消息，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希望访问中国，中国表示了欢迎。
12月14日，币原喜重郎一行抵达安庆。
PS：这一章写起来很麻烦，却不能不写，过渡一下．本章数据和资料都来自＜日本海军史话＞，我做了部分改动，以适应我的世界．
正文 第96章［全］
众所周知，中日之间民间交流和经贸往来极为频繁，还在中美之上——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官方交往上，也是如此。但真正的高层互访，却不多见。一般地说，日本访问中国的，多于中国回访的。就如同中国访问美国的，要比美国回访的多一样。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交往。
1925年，日本裕仁出访欧美，回国时顺便访问了安庆。
我接见到了裕仁，相谈甚欢，此后，两国高层交往日益频繁——这是官方说法。
裕仁是个很有礼貌的年轻人，也很有学识修养的样子。我却一点儿也不喜欢他。
日本人与众不同，是名副其实的“半兽人”，就是这样的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并公开在报纸上宣扬“杀人比赛”。日本人似乎没有什么是非道德可言。
这一次，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来华访问，大家都清楚其中缘故。
日本方面报着很大的诚意，但中日贸易谈判进展却很不顺利。
这不是由于中国不配合，唐绍仪亲自出马，一周七天，每天八小时，与币原喜重郎展开会谈。但是，谈判始终没有进展。
各国的使节都在注意中日间的谈判。连中美谈判都停滞下来，美国人的盘算很简单。既然中国意图在美日之间搞平衡，那日本人取得的利益，美国人自然也能够分享。
再说，中美贸易谈判也是困难重重。毕竟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猛跌了20％左右，世界上原材料和矿石的价格更是降低了35％，而且还在进一步降低。在此情况下，要求中国放弃《贸易法案》，基本不可能——中国保护国内企业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选举总在继续，谁也不愿意得罪选民。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大家一起提高关税。然后，再慢慢往下降。
美国可以等，但日本等不了。中日贸易只占中国贸易不足三层，却占日本贸易额的四层半，这是日本的生命线。现在日本，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破产，每天的损失数以千千百万计，币原喜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