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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弘和韩刚聊了一阵业务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拉起星星走了。韩刚送到门回，握握手说：
“市长常来！”
沈琳没有跟着韩刚送客，她只是对星星说了一句：
“星星，明天早上阿姨来拿换洗衣服，送你上学校，啊！”
陈一弘父子一走，韩刚家里便炸开了。
沈琳强忍住因韩刚那粗俗语言带来的不快，不笑不怒，不卑不亢地用商量的语气对韩刚说：
“老韩，同你商量一件事，为了对得起我死去的老朋友，我想干脆把星星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你看行不行？”
韩刚先是伫立着面向窗外，听完沈琳的话，突然扭过头来一反刚才在陈一弘面前的“君子风度”，粗声大气地说：
“到底是为了对得起谁，你自己心头明白，把别人家的小孩子接到我家来成何体统？干脆点，你想给市长当保姆，就卷起行李搬到他家去；想给市长当老婆给星星当后妈，就提出来办离婚！”
沈琳气得脸色发白，冲口而出骂道：
“你胡说八道！”
冲上心头的那一口气实在难以忍耐，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声地吼道：
“是你说的离婚？离就离，早就忍受不住了，我还怕！”
说着果然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张八行纸，刷刷刷地写出如下一张离婚申请报告：
“我俩情不投意不合，难以相处。双方商议特申请离婚，请予批准为荷。”
离婚申请人：
她将自己的名字写上，然后递给韩刚说：
“你签名吧！”
韩刚接过纸条瞄瞄，几下子将它撕得粉碎，骂道：
“想得美，没有这么便宜！”
沈琳伸手去抢夺他手中的纸条，他顺手猛力一推将她推了个仰翻朝天，幸好她背后是一张沙发，但倒下时额角擦在桌边划出了一道血痕。
韩刚见此情况，不待妻子从沙发上挣扎起来，却一扭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沈琳便上陈一弘家来接星星，她决心实现昨晚上当着两个男人许下的诺言：要承担起对星星的照扶义务，只是将星星接过去和她同住的那一条无法兑现了。
陈一弘正在通火煮面条，见她额角上贴有一条胶布，便关切地问怎么了。她并没将昨晚他走后的事告诉他，只淡淡地说：
“不小心碰到书架角上了，不要紧的。”
陈一弘见她脸色苍白，像是没睡好觉，心头也就明白了。他禁不住情疚并涌心头，用力抓住她的双臂激动地说：“沈琳，你不能和他再这样下去了。下决心一刀两断吧！然后……”他的然后终于没有说出口来，沈琳却已经什么都明白了。她也很激动，两眼含着泪花，摇摇头一连说了几个“不”，便挣开他的双手拉起星星走了。
沈琳摇着头说不，是表示她要同韩刚离婚没那么简单，陈一弘却领会反了。既然如此，自然应当回避，于是他将儿子转学并寄养到了冯菲的父母居住地。从此，沈琳和陈一弘断了来往，三江市并不大，随时可以在街上碰到熟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在街上见过几次面。沈琳要打听的便是星星的近况，陈一弘关心的自然是沈琳夫妇的关系。沈琳总是摇摇头，淡淡地一笑作为回答。
答案也终于出来了，但陈一弘是从旁人口里听到的。韩刚同沈琳分居后结识了一位女老板，也是离过婚的，年过而立颇有姿色，专做农用物资生意赚“老二哥”的钱。她因“业务对口”结识了韩刚，二人立即情投意合，韩刚把手中掌握的紧俏物资化肥、农药等等，以国家牌价转给他这位新结识的女友，她再拿去以市场价格卖给农民。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颇有姿色的女老板便已腰缠万贯了。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的。女老板有个表叔是基层供销社的主任，韩刚手中的发票全是这个基层供销社的。你能怎么样？至于所赚的钱怎么分配，那属于绝密级别，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也许韩刚和女老板之间并不存在分配问题，她的就是他的嘛！后来韩刚干脆停职留薪到女老板的公司去了。为了彻底实现他的目标，韩刚终于主动向沈琳提出离婚。
但沈琳却没有将这一信息告诉陈一弘。陈一弘是从旁人口中听到的。他想去看看她，并实现多年以来隐于心中的夙愿，但他惧怕社会舆论，事情便拖下来了。
沈琳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陈一弘，那就是她经常给星星写信并寄东西、寄的东西有看图识字、儿童故事等类书籍；还有毛线衣、衬衫一类衣物，都是她亲手编织缝制的。这件事是星星的婆婆，陈一弘的丈母娘写信告诉陈一弘的。老太太在信中说，沈琳是她亡故的爱女冯菲的好朋友，是个品德高尚的女性。星星经常都在想她念她，听说她离婚已经一年多了，一个人孤苦伶仃。如此等等。陈一弘看懂了冯菲母亲信中所表达的意愿，他的感情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第一次感到应当正视现实了，如果说他和沈琳之间过去存在着一股情感的暗流，现在是应该让这股暗流冲出地平线的时候了。然而，他依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制着，使他难以动弹。
陈一弘正在矛盾之中忽又接到丈母娘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星星闹着要在假期中回三江看望爸爸和沈阿姨，问他怎么办？使陈一弘特别震动的是，来信中还夹着星星写给沈琳的信，只有一句话：
沈阿姨：我想你。星星。
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硬汉子的陈一弘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他决心将星星的“信”转交给沈琳，然后……不能再犹豫了，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然而，当天他要去乡下参加一个农产品加工项目的论证会，大约三天后回来。他暗下决心，等回来就去找她！
事情就这么巧，三天后陈一弘从乡下回来，在一条街的拐弯处他从车窗里看见了沈琳。像是接到了一道无形的命令，他当机立断，立即叫司机停车，下车后告诉司机先把车开回去不要等他。
他追上了匆匆而行的沈琳，问她去什么地方。见陈一弘大步赶来，这是将近两年没有过的事了。沈琳先是面露喜色停下来和他握手，但随即便显出冷淡的表情，淡淡地问了一句：
“有事找我？”
陈一弘观察到了沈琳脸色的变化，但他并不泄气。于是他用对知心朋友的口气说：
“走，跟我到家去，有事告诉你。”
沈琳依然站立不动，神色淡漠：
“有什么事，不能就在这里说吗？”
陈一弘急了，怎么能在大街上说呢？他脑子一转动，有了！于是他说：
“星星写了一封信给你，放在家里的。”
“星星给我写了一封信？”沈琳吃惊地问：“星星也会写信了？写给我的！”
她的感情被牵动了，便再也顾不上那“你离我一尺，我就离你一丈”的行动准则了，这条准则是陈一弘对她采取疏远态度之后她作出的对策，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对策自然也要变，她不假思考便回答了，只一个字：
“走！”
他们就这么默默地在街上走着，既不像散步逛街，也不像赶路赴会。而是不快不慢，心事重重，互相沉默，似乎都在考虑着什么？好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离陈一弘家并不远，他们总算是在沉默中走完了这一段短暂的旅程。
陈一弘开了门请她进去，她进去了却依然站在地上，问：
“星星的信呢？”
态度很生硬。陈一弘并不生气也不邀请她先坐下然后沏茶、闲聊什么的，他明白那些都无效，只有星星的信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于是请坐一类的话都先免了，他不吭不声，从抽屉里取出了星星那封只有一句话的信递了过去，然后立在她的身旁观察事态的发展。
果然，初小学生的一句话却像千钧重锤击在沈琳的心上，她伤心地哭了，抽抽噎噎地说：
“可怜的星星，等……到假期……我一定要……去看他。”
陈一弘说：
“不用你去了，我把他接回来。”
沈琳惊奇地瞅着陈一弘：
“是真的？”
陈一弘点点头：
“我是这么想的，就看你的意见哪，你愿意领他？”
沈琳不解地望着他，她隐隐约约地感到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禁不住地有些颤抖，但她尽量沉住气，说：
“当然，如果你放心又不怕闲言碎语，就把他放到我那里去罢，我一定会对得住冯菲姐的。”
陈一弘终于鼓足了勇气，说：
“我想，不是他到你那里去，是你到我这里来。”
沈琳眼望着他沉默不语，陈一弘激动地说：“沈琳，星星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们一起过吧！”
她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二人相对沉默了分把钟，她突然冲动地紧握双拳捶打陈一弘的胸堂，他将她的双手捏住，抽出左手揽住她的腰，将她拖入怀中。她顺势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放声地哭了起来。
七
周剑非回到办公室便亲自给吴泽康打电话，要他和考察组赶回来汇报。当天下午就赶回来，他晚上听他们汇报。吴泽康说：“是不是太急了？”周剑非不容分说：“不急还行，就这么办吧。”
对方无话可说了，却也漏了一句：
“那好吧，我们在车上再碰碰头！”
周剑非把电话放下了，却是很不自在。
他找来办公室主任，谈了刚才接电话的事，并要他安排晚上的汇报和考察组的晚餐，然后便问：
“这位高国强同志你了解吗？”
当然了解，他是组织部的老人，由工作员、副处长、处长一步步上来的，人称“活字典”。这个考察组也是在周剑非到任之前老部长离开之后，组织派出去的。当下便回答周剑非道：
“他是组织部出去的老厅长，经常被我们请出来‘打工’已经几年啦。好几个一级班子都是他带队考察的，作风比较稳慎、细心。副组长也是一个厅级干部，刚刚退下去的。”
周剑非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心头却始终纳闷．他要地区干部处为他找来三江市班子的全部材料，断断续续看了一个下午。说断断续续是有人来找有文件要签，不得不几次放下面前那一堆厚厚的档案材料。也还是粗略地看完了，对三江市班子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晚饭前高国强率领的考察组一行五人和副部长吴泽唐一起赶回来了，是按照部长在电话上的吩咐径直到组织部招待所来的，一个个满身风尘。吃过晚饭就上组织部的小会议室，部长周剑非、常务副部长吴泽康和几个处长参加了汇报。
出现在周剑非面前的高国强是个头发花白、个头很高的老同志，也许是在山路上坐了几个钟头的汽车，也许是考虑问题伤了脑子，或者兼而有之吧，他看上去显得很疲倦。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却又是另外一种风度。既然已经从一线岗位退下，说明他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看上去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像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
他们显然是在车上又一次统一过认识而终于没有把认识统一起来吧，汇报一开始高国强便说：
“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张厅长补充、纠正！”
他把那“纠正”二字说得很响亮，周剑非注意到了，一开口发言凝结在他脸上的疲倦便一扫而光，换成了一副准备辩论和战斗的姿态。他首先发了一句牢骚：
“我考察干部不是第一次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拒绝谈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你拒绝谈话是对考察组有意见还是心中有鬼？这样的素质……”
这时考察组副组长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