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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莲子亲眼见过被狼咬伤的难民孩子，耳部、腮部血肉模糊，他们一般住在城外无门、无窗、无遮挡的废窑洞里。
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攻陷郑州、洛阳后，关中告急，日本飞机说来就来，随时都会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宝鸡城里扔个炸弹。
叶莲子无时不在担心，在街上东游西荡的吴为会不会遇见狼？西北的风又多，谁知道哪一扇伪楼会倒塌？她冷不冷？日本飞机会不会来空袭？……’小孩子既没有耐心也没有耐力，不过在街上冻了一会儿，吴为就感到冷得难熬，忍不住在墙外叫妈妈。
叶莲子听到吴为的喊叫，心就乱了，连忙跑出去，给蹲在墙角的吴为搓一搓冻得黢紫的脸蛋，擦擦她的鼻涕，暖暖她的小手，吴为就觉得她的等待变得非常美好。
住惯了英国的陆太太，“扬”着英国式的脸子（这种脸子，尤其在早年的英国黑白片里常常看到），说：“顾太太，你该知道，对你我们是没有义务的，如果你再在工作时间里做其他的事，我们恐怕就更无法忍受了。”
叶莲子无地自容。其实她大可不必如此，在英国住了很久的陆太太，除了对在英国生活过的人，谁也看不起。
陆太太进步归进步，抗战归抗战，就像宋美龄也抗战一样，这不等于她有共产意识或平民意识。
尽管陆太太很英国地表示了对叶莲子的不满、轻蔑，根本不知道英国为何物的吴为，还是看出了藏在英国教养后的冷酷。她不明白，她的玩伴陆虎、陆豹和陆燕的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
再看看妈妈的脸，知道妈妈受辱是因为自己，决定此后再不让妈妈受这样的侮辱，也从此不再到陆燕家去玩耍，虽则他们有时还会给她一块极其罕见的巧克力。
当陆先生对邹可仁和顾秋水承诺，找到工作更好，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叶莲子和吴为一口饭吃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契约或是合同。
习惯于西方企业管理机制的陆太太，深恶痛绝叶莲子公私空间混杂，上班时间竟跑到外面照顾孩子，所以“工合”遣散时，叶莲子第一拨儿下了岗。
她的深恶痛绝无可厚非，这种大锅饭的弊病，日后果然是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碍。
吴为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伙伴，那个在欧洲出生，总是穿着一条英格兰呢裙，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唱着《杜鹃花》的陆燕——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多么美丽呀，像村家的小姑娘，
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小溪旁，
和情郎唱支山歌，
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
今年村家小姑娘，
走到小溪旁，
杜鹃花谢了又开呀，
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
遥望那烽火的天边，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
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陆燕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知她是否从父亲的遭遇上早就预见到自己的结局？反正是毫无留恋地断了气。当她终于逃脱“革命”对尊严的侮辱时，是否会像小时那样，淘气地跳着脚、拍着手，哈哈大笑？
在昔日的一张照片上，陆燕头顶一个与脑袋不相上下的大蝴蝶结，圆瞠着一双愕然的眼睛，不知在那一瞬看见了什么，让她惊诧不已。
不论上代人的过节儿还是后来的社会分类学，到底与她们何干？吴为反正是失去了那可爱的玩伴。
陆先生于一九四七年最后撤离“工合”，转而在日内瓦联合国难民局任远东事务顾问。
那时候周恩来和陆先生还是朋友，问他道：你辞掉了联合国的职务吗？
他说：没辞。
周恩来说：别辞，我们还没有参加联合国，但上海还有联合国的驻华办事处，你不妨去那里工作，将国际难民输送出去，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夕，陆先生本有机会去台湾。台湾方面也有电报、信件，往还于日内瓦之间。
但陆先生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返回大陆。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陆先生为联合国上海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从天津运走两千多名国际难民（因国际船只不能进上海），工作告一段落后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有关方面就派他到革命大学学习，以他的历练，一眼就明白是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再想见见当年的朋友周恩来，难了。后来根本就见不到了。
不过他不该那样感叹：我不再是朋友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会见每一个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不论那位朋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多少工作。如果他继续会见每一个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还如何处理比会见朋友更重要的国家大事？
不要以为什么党派也没参加过，一九二三年就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东北同乡会主席的陆先生，交代起历史问题就能轻易通过。
陆先生的复杂还在于一九二九年赴英国学习经济学，对英格兰、爱尔兰、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颇有研究，认为用“和平过渡”的办法解决农村问题才是最好的途径，与毛泽东用“暴力行动”解决农村问题唱了一个反调。虽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正是用“暴力行动”解决了农村问题，但陆先生还是不肯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他一再声明，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他放弃了在英国读博土的奖学金，毅然回国参加了他．所谓的革命。可是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那个名篇里，主角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却留任陆先生为学生辅导委员会主任。
陆先生不但动员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自己也脱去英国西服，换上对襟大袄，和学生们一同奔赴河北农村，与农民办起了棉花生产合作社。
如果翻阅燕京大学一九三二年的校刊，还可以在校刊上查到有关此行的报道。
至一九三七年，竟发展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参加这一工作，联合了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影响非常之大。可他一再说明的是，这是因为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与工农结合是社会的大趋势，而不是别的理论使然！
12
贴着地皮，顺街飕飕窜来的冷风，偏偏到了吴为这里还要狰狞地拧个旋儿，毫不留情地把她身上那一点点温暖拧走了。
雪花纷飞起来，她的头发和衣服也就湿了。她真渴望一点火。可是，她连《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盒可以安慰自己的火柴也没有。不，她不能叫妈妈，不能。陆太太瞪着妈妈的眼睛，比在地皮上狰狞地拧了一个又一个旋儿的冷风还冷酷。她从墙角里站了起来，在街上遛了一遛，鞋子很快就湿了。她跳起来，跺一跺僵冷的脚，可是这样一跳她就更饿了。
往手上哈点热气吧，从嘴里哈出来的气也是冷的。
怎么没有人到街上来呢？要是街上多一点人，可能还不那么冷了。她盼哪，盼哪，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五十多年前，中国不过“四万万同胞”。西北又是偏远的，而西北的一个小山城，地界更荒凉，人口更稀少。街上本就行人寥落，更不要说在冬季。吴为在街上半天没有看到一个人该是正常的，好比陆先生为兴办农村生产合作社，联合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发动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就成为壮举，可在二十世纪末，哪怕一个年级的大学生也不止二百四十多。
噢，有了，可有了，有个人打着伞过来了，吴为捂着脸儿凑上前去，希望那人能够瞄她一眼，要是再对她说句什么话就更好了。可是雨伞遮着那人的脸，他没有看见这个往前凑的小女孩。
还要等多久妈妈才下班呢？
吴为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不过在街上流浪了几小时，却感到好漫长、好漫长。那街上的严寒，也就一同没了尽头。
冬季什么时候才能完？
每天早上，当她看到窗纸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总想对着那个渐渐到来的白天大哭一场。可是她不能哭，她要是哭了，妈妈怎么办？妈妈不上班，她们就更没有饭吃了。
她越来越无法对付那日复一日、无尽无休而又不可抵挡的严寒了。她对严寒产生了一种与绝望相杂的恐惧，她垮了。
她那个尿裤子、尿床的毛病，并没有好彻底，一旦面临崩溃或是极度的恐惧就会复发。
当一个比一个更严寒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她就只好尿裤子。
她的裤裆外面，常常结着一层细细的冰碴儿。
下班点一到，叶莲子就冲出“工合”大门。她总是先去摸吴为的裤子，一摸一手冰碴儿。爱哭的叶莲子，一面无济于事地搓着吴为冰凉的屁股，一面眨巴着眼睛里的泪问道：“告诉妈妈，冷不冷？”不只吴为的裤子外面结了一层细细的冰碴儿，连她的嘴巴和意识也像结了一层冰碴儿。不论叶莲子说什么，吴为都是一副解不开冻的样子，不予回答。
叶莲子赶紧拉着吴为回到宿舍，为她换下尿湿的棉裤，再忙不迭地端着茶缸，到食堂买饭。
那只白色的搪瓷茶缸，称得上是非同寻常，不但不甘寒碜地在杯口为．自己点缀了一圈亮蓝，还兼起饭锅、水壶、洗漱、饮水、盛具等重任。
每当叶莲子端着那一茶缸颜色不明的熬菜，冰凉、掺杂着草棍儿细沙石的米饭，或一咬一嘴牙碜的杂面馒头回来时，总是等不及跨进门槛就对吴为说：“看看，饭来了。”那口气就像在说“法国大菜来了！”
然后她点起炭火炉子热饭，烘烤吴为尿湿的棉裤，屋子里就蒸腾起一股很怪的气味。
当炭火旺了起来，茶缸子又在炭火上放好之后，她们母女二人总是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多少说不尽的意味，就在她们母女二人那一眼对视之中沟通。一直孤军奋战的叶莲子，到了此时，该是不再孤寂的了。
吴为贴在那一眼炭火旁，几乎。怀着一份敬仰的心情，注视着叶莲子如何战战兢兢地翻动着茶缸里的饭菜。凡与吃饱肚子有关的事，不论对叶莲子或对吴为，都相当庄严而神圣。
尽管叶莲子小心翼翼，生怕哪一粒米掉在茶缸外面，可总有几粒米，还是丧尽天良地掉了出去。
没等叶莲子弯腰去捡那几粒米，吴为已经用她的小手指从炉底和地缝中抠了出来，并重新放进茶缸。
叶莲子一面搅动着那填一个肚子差不多而填两个肚子就差很多的菜饭，一面愧怍地想，吴为跟着她这样无能的妈妈，乎白、无辜地多受了多少委屈！
除了尽量把饭省给吴为吃，她还能有什么办法？尤其是早饭，她从来没有吃过，她得让吴为吃得饱一点，吴为得在街上熬一天哪，在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不要说对一个小小的孩子，就是对一个成年人怕也不好熬啊！
不过她们也有一线开心的时刻。每当星期六，同事们或去看电影，或去下小馆。叶莲子既没钱，又没心情，还是个不善言谈交往的孤苦之人，只能在宿舍里待着，那宿舍于是就成了她们的天下。吴为这时也像化了冻，深感满足地围着叶莲子转来转去，对妈妈说说在街上晃荡一天的所见所闻。
叶莲子给吴为洗干净手脸，又在炭火炉的热灰里埋上几个土豆，她们便拥坐在炭火炉旁，耐心地守候着那几个即将烤熟的土豆。
在炭火的烘烤下，吴为那营养不良的小脸，竟也泛出些许健康的红色——哪怕是昙花一现呢，也让叶莲子有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