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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到了1948年。新家，在香港九龙，极小的屋子，窗用漂亮的印度浓花纱装点，叫做“破落美丽的天堂”，窗前有木瓜树和井泉，还有“钻石般的夜城”。
当然仍然穷，几个朋友一起吃“童子鸡”，吃完面面相觑。他说：“快，给《星岛日报》叶灵凤打电话。”一边拿纸对着饭店水柜里的热带鱼画张速写，手指蘸点酱油抹几笔上色。等他的老主顾叶先生赶到，一边微微笑拿过画，一边支稿费给他。付过账还有节余，几个穷朋友分一分，呼啸而去。
什么都做，投稿，画画，写电影剧本。攒够钱，夫妇两人“装了一大袋钞票”，回湘西看看。一路枕着满是幽兰和芷草的辰河，听对岸终夜的渔鼓，月琴，大筒，唤呐，三弦……
河街一带尽是灯火。
唉唉。听的人眼神飘散，只顾叹息。
他看一眼钟，忽然说到别的事上，“上次杨振宁夫妇，范用夫妇，丁聪夫妇……来了一大桌，我一一给介绍一遍，入座。过一会大家又互相客气地问，‘您是？’我说，‘别问啦，再说一遍呢，还是会忘。先吃饭要紧’。”
于是，我们先吃饭。
自家窑里烧的陶碗，每人一碗面。我学他的样子放一勺猩红的辣椒进去。愁眉苦脸地吃了一半的时候，他看看我，“没事，剩下吧。我是要吃完的。”他连汤也喝下去。
吃完饭。坐在玳瑁做的美丽的雪茄盒，无数的烟斗，“黄家制造”的橄榄油……中间。头发盖住脸的沙皮狗睡在我手边。
我们坐一圈，喝茶，听他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的掌故。
是年他28岁，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年青的老师。住大雅宝胡同。同住的有李苦禅、李可染、黄胃、张仃……
高朋满座呢。
他笑，“那年韩素音回国，请大家吃饭，也说到这个词，我问旁边的夏衍，“‘高朋满座”出自哪里？，他一怔，‘是的哦，哪里？’乔冠华坐他旁边，接口说，‘《滕王阁序》’。”
他的书里多的是这样的掌故，亲切得很。写齐白石，从乡下来个70多岁的儿子，来要钱，“不给，就在地上打滚”，齐白石到李可染家避难，全身衣衫里挂满小金条。
看的人都笑。
“哦，齐白石，不大理人的。”黄永玉仰在椅子上学他懒洋洋的样子。“周总理去看他，跟他说以后画不要卖了，有一幅国家就收购一幅。他也那样靠着，爱答不理。送客到门外。回来时身边人提醒他，‘你知那人是谁？’
“‘谁？’他慢吞吞问。
“‘周总理呀，周恩来。’
“‘哦’，他拇指悠悠一挑，‘角色’。”他学着齐白石用浓稠极了的湘潭话说。
那是50年代刚开始，尚有古风。每天晚饭时，“大雅宝”的小孩子拿着青花小提粱壶去打酒。大伙在大葡萄藤底下，喝茶吃饭。“说笑没有个尽头”。寒冷天气里，在半夜街头，隔着窗子，能听见提着蓝印花布篮子的中年人，卖硬面饽饽。“皮脆，心是软甜的……”
呵。满屋子老昏的秋阳，兜着旧事，陈酒，老友。
文革时也是这些人，都关在一起。李可染每次被喝令发言，连手臂，嘴唇都在颤抖。黄永玉在心里喊，“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
轮到他被两个极凶恶的男子批斗，他想，“要是平时，老子一手一个把你们挂在树上，现在，我就尝尝被打的滋味。”
皮带抽在背上，他数着，“二百八十四下。”
整个背都打烂了。
我低下头。
“回到家，老婆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他笑了，“我跟她说，倒是吃了一顿笋子烧肉。”
“要从容。”这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当年那个令人战栗的年代中，在大街上与他错肩而过时，低声说的。
那时他住的地方只供存身，窗子被墙堵上，他画了一副大大的，开满鲜花的窗口，挂在那个位置。1970年在农场劳动时，弓着身子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写情诗，题目叫《老婆呀，不要哭》。“你的眼睛，像故乡三月的小窗和棘园……”
日后在意大利，他的房子，为了坚持要巨大的哥特式的窗，还与政府小小地交涉了一番。
在达芬奇的故居旁，他一年中画40多幅画，翡冷翠，婀娜桥上的黄色月亮，还有湘西的虹桥。
我看过他画《罗马，最初的黄昏》，两颊发麻。
“呵，那幅。”他欲言又止。
那样古旧败落的房屋，和老得快要死去的夕阳。他在斯时斯地会想起在北京时常去的十三陵的那些废陵吗？
他在书里写过的， “荒草颓垣……山影似的远处高耸的陵殿……静得很，偶尔才一两声鸟叫……有时下午去，有时早晨就去了，开着那辆现在已经报废的白车，坐到黄昏。放羊的来，就叫他一起坐下喝茶。他说，‘老头，你不怕？’我拍一拍身边的双筒猎枪，‘怕谁？我有枪’。”
在西雅娜，两只老狗陪着他，“隔着老玻璃看雨，听雨，看雪，听雪……”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于是辗转来去，以为在香港与家人一起终老，却又买100亩田，留在这个有满塘荷，有飞起的檐角和老锈的铃铛，有火红榴花与暗香腊梅，有旧雨新知的地方。
“是最后一个窗口了吧。”他悠悠地说，“在湘西长大，从小看杀头，生死的概念不一样……将来，骨灰也是不要的。”
是的，生命倏忽。
但是我猜他一定痛恨过老。痛恨过这样涩的眼，这样侧过身才听得清的耳朵。这样在阴凉的大屋坐久了，腿会痛的年纪——那是67岁时带着他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的双腿。是26岁带着他从福建永春走两个月回湖南的双腿。是17岁时爬上树去摘弘一法师的玉兰花的双腿，是
两三岁时爬在窗栏上往外看的双腿……
“什么时候，再回凤凰一趟。”他转头对侄子说。《小说下载｜wＲsＨu。ＣoＭ》
“等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也不想去了……”
十几年前，沈从文病前，也是他这样劝着，陪着回去过。十几个人带着锣鼓来唱“高腔”。
“头一出是《李三娘》，唤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肃穆起来。
“……不信……芳……春……厌，老，人……”
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个朋友都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那时的黄永玉，还不到60岁吧。
我们看10年前香港电视台在意大利拍他的纪录片——他身子在草地上打滚。我回头看看他，他斜在椅子上，也忍不住微微笑。
仿佛着到河流从他身上穿过。
我轻声问他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平常。”他想想，举七仙女的例子，“她是玉帝的女儿，谁都可以嫁，孙悟空，猪八戒……或是凡间帝王家，有的是高干子弟，可她嫁牛郎，因她什么都有，只缺平常。”
他现在庭园恬淡，岁月不惊。每日上午，下午，晚上，写作，画画，正写20万字的小说。
“写我自己，和经历的世事。”
我忍不住说：“回头看这些年，也许会像杜甫写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他沉默一瞬，明净的秋光照在他脸上。院子里风吹过草木，有温柔的脆响。
“嗯，”他点一下头，“相对如梦寐。”
临走时，我扶扶他的臂，他穿着深绿的手织毛衣，粗棒针的，粗糙地，温暖地，硌着手心。心里也像被轻轻地擦一下。
回去的路上，太阳斜了。路真长，都是灰尘和人群。我翻开他送的诗集，有一首，是纪念保罗·安格尔的。
我低低读出声。
“莲花说，我在水上漂荡……再也不能回到故乡。”
写在1991年，香港。
流金岁月
看见丁薇会知道，那些镜头上、照片上的彩色织锦，金锁片，坠满流苏的头发，都不是她。
她瘦，穿牛仔裤，深灰毛衣，平跟鞋，容色清楚。
坐定后，要一杯咖啡，“热热的。”
然后咬一支眉笔，一手将头发拢后去，开始为一个小时之后的演出化妆。微卷的发从耳后散下来，拂到膝盖，裸出光洁额头与颈，还有浓眉重睫。
喝咖啡时，贪婪地喝一口，大眼眯起来，差点“唔”一声表示享受。
她和一切生于70年代的女孩子没有两样……
7岁时因为爸爸有个同事“会点儿二胡”，加上“能买得起”，开始音乐生涯。
12岁时的梦想是不想做一个平庸的人，不想朝九晚五地生活，不想接受“这样可能就是人生吧”的规则。
16岁时听苏芮和齐豫。喜爱唱歌，但从没有被人赞美。
20岁时，她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大三的女生，心事青涩。
“遇到感情上的挫伤，坐在钢琴边上，随手弹出来。叫做《猜》。”
那年暑假几个朋友要跟大地唱片公司谈签约的事，“跟着去玩玩吧。”于是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住在地下室。
“特别潮湿”，她侧侧头想了一会儿，扑一点粉，补充一句。
去公司时她站在人群后面，大家都谈完了。她轻咳一声：“我也有一首，要听一下吗？”
三宝听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表情，然后他抬起脸问：“你要不要转学到北京来？”
回上海的夜车上，一路上摇摇晃晃，她还有一刹那的怔忡，“不会吧？真的？这样就行了？”
“太恐怖了”这边三宝正拿着小样到处给别人听，“这个女孩会写词，而且写很爵士的东西，又唱成这样……”
过了一个月，公司到上海来找她签约。
很快出第一张专辑，叫《断翅的蝴蝶》。那是1995年，乐评人难得见这样清新的女孩子，“又有一点蓝调，另类”。众口一词地说好，但紧接着是销售上的失败。
“对我打击很大”她低下头，细刷在眼睑上扫过，“我在想，做音乐，天真就够了吗？”
她决定停下来，只给别人写歌。《女孩与四重奏》的第一个版本，写给马格，公司的企宣。一个“挺噶”的“长得不好看”的戴眼镜的姑娘，“平时喜欢听一点欧洲的……像Massive Attack那种小小的感觉。”她说。
她和金武林跟马格开玩笑，“你想唱歌吗？”
“想啊，我能唱吗？”
“怎么不能？我们帮你做。”她说起当年的对白，微微笑，“金武林一个特别喜欢做种种不可能的事的人。他觉得一个人只要感觉好就可以唱歌。”
她负责写歌词，名字叫做《女孩与四重奏》。她试着忖度他人心事，“那样的人，表面上很平凡的，但内心里和大家一样很努力地渴望被人爱吧，她应该代表大部分人歌唱，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第一句是，”她唱给我听，“我该不该穿那件花衣裳在等你/……”
我心底轻轻晃了一下。
当年听到马格的这首歌时，我还是个台DJ，那时候每天有大藏，字母，大地……各色唱片公司寄来的小样，……沈庆，郁冬，呼啦啦一大批人，好像一下子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黄金岁月的光在他们身上闪了一下，又过去了。
“马格现在呢？”
“她？”她笑了，“不知道，可能在哪个公司上班吧。”
5年过去了。
“我等得太久了／等得心也灰了，我想得太久了／想得人也累了”今天她再出新专辑，重填再唱这首同名的歌时，竟然红得不得了。只是，歌词中已经满是时光的痕迹。
“我在学习。”她递给我那张叫做《丁薇＆开始》的唱片，封面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