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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弟弟那里住一段时间，一是可以暂时回避无钱缴纳保费的尴尬；另外，我想留出这么一段空白的时间，来看看我和周媛未来的走向。
我给周媛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经济状况很不好，暂时无法支付保费，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在我回家时我会把儿子的保费带回去。
周媛没有回短信。
身体是发财的本钱
2005年12月28日 星期三 阴
我仍然游走在各个土石方工地之间，没日没夜地奔忙。虽然明知拿到业务的希望很渺茫，但心里仍然有一丝奢望，期待着天上掉下一个馅饼，马上做成一笔业务，先缴纳了保费再说。
没有任何效果。有些事，不是你努力了就能达到目的的。
在这些天里，为了节省车费，我基本上以走路为主，饿了就找个路边店吃一碗小面。有时候连吃小面的钱也没有，只好又向弟弟求援。
2006年1月20日 星期五 雷雨
我终于病倒了。
贫病交加，自古如是。
医生说我因劳累伤肝，命令我住院治疗。住进医院的当晚，我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住院的钱是我弟弟四处找人借的。他给人修电脑时，结交了一些朋友，在我最危急的时刻，他的那些朋友伸出了援手。
除了弟弟，我已经找不到人帮我了。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进体内，心里竟然无比地轻松。
我们常常会以生病作为借口，来搪塞逼向我们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表示我们原本是计划好了的，但因病无法兑现，以不可抗力因素来争取对方的理解，从而获得喘一口气的机会。
我在医院的轻松，就带有这种心态。
白天弟弟要工作，晚上，他就在我的病床边支一块木板，靠在床边应付一个晚上。
临近春节的天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尽管病房里有空调，弟弟仍然冻得发抖。好几次我都叫他晚上不要来，但弟弟仍然坚持来陪我，大约是怕我有意外吧。
弟弟怕我在医院无聊，有一天晚上他还把客户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医院来，教我打游戏。
兄弟情，就像苏打水的味道，充满了整个病房。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花了六千多块钱，我不得不离开医院。
医院可使我遁世，但我们却再也付不出钱来。
有可能借到钱的地方，弟弟都借了，他曾要给周媛打电话，被我严厉制止。
周媛一家为我做的已经不少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
离开医院，我在弟弟的出租房内静养，每天按时服药。弟弟里里外外忙碌着，日渐消瘦。
按医生的嘱咐，我不能断药，所以尽管不再住院，但药费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有几天，弟弟给我买了药后没了生活费，我和他喝了两天的稀饭。直到弟弟帮人修电脑挣了70块钱，才去买了点肉，改善了一下生活。
弟弟小我四岁，原本应该由我这个当哥哥的来照顾他，但现在我却成了他的拖累。
弟弟显然也支撑不住了，但他在我面前总是强装笑脸，独自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当然，有时候他会在我面前抱怨几句，主要是说我没有珍惜在上市公司工作的机会，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总是笑一笑。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我说不出更多宽慰的话。
在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弟弟有几次欲言又止。我感觉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又有些说不出口。
有几次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量，他总是说没事，等我的病好些再说。
我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仍然感到身上无力，但活动已经无碍了。
我问弟弟公司忙不忙，如果忙的话我过去帮帮忙。
这是客套话，我知道我帮不了什么忙，这代表我的一点儿心意。
弟弟说不用，他一个人足够了。
我说：“你说过，等我身体好起来有事和我商量，不妨现在咱俩说说。”
弟弟说：“以后再说吧。”
我一再催促弟弟，问他到底有啥事要和我说，弟弟总是不吭声。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弟弟想要说什么，只是他见我身体还没恢复，不想说而已。
在我的追问下，弟弟终于说出了他的想法：他想分家。
这与我猜想的一样。
分家分什么呢？我和弟弟的共同财产就是一个空架子“公司”，所有东西加起来不足1000块钱。
弟弟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我们共享公司的资源，房租各出一半，如果一方不在里面办公，那另一方就独自付房租。另外，自己挣钱自己得，多劳多得。
这意味着弟弟没有帮我的义务了，但同时这是一个公平的、合理的方案，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弟弟问我还需不需要利用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如果不需要，他就一个人承担房租。
其实在这之前，也是弟弟一个人在承担办公室的房租，我根本就没有为“公司”创造过一分钱的效益。
我想了想说，不管我利不利用这个办公室，我都承担一半的办公室租金。也许我暂时付不出租金来，但账要记在我头上，只要我有钱了，我会还上。
弟弟同意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没有别人想象的复杂。
结果是，我分得公司的债务1200元，另加我生病花的六千多元，共计8000元的债务。
弟弟死活不要我承担公司的债务，另外我生病的钱他也帮我承担了一些，实际上我的债务为5000元。
分家结束，我的心情蛮复杂。
多年前，弟弟高中还没毕业，我就把他带到C市，两兄弟相依为命；如今前途迷茫，我们却要各自飞了。
挣钱的方向在哪里？
2006年1月27日 星期五 多云
春节快到了。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
我已身临绝境，无处可去。在我和周媛没有正式讨论婚姻是否存续之前，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回“家”。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和周媛见面了，她看见我，表情很复杂。
我曾跟周媛说过，在我回家的时候我会把保费带回去，我食言了。周媛没有提保费的事情，岳母也没有提。
我也不提。提什么？又拿不出钱来。
2006年1月28日 除夕 星期六 多云
按照习俗，大年初一有很多亲戚将到岳母家来，其中有周媛的两个表姐夫，一个表妹夫。
我岳父兄妹三人，但他们的后代却是清一色的女儿。
除我之外，他们姐妹的老公都不错。
因为要准备初一的伙食，除夕这天很忙，周媛和她父母在厨房进进出出。我有几次想过去帮帮忙，岳父都示意让我自己休息。
我感觉我像一件多余的家具，不管摆放在哪里都不太合适，于是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像客人一样。
岳母提议让周媛去给我买一套衣服，说都过年了，我身上的衣服还这么旧，还说新年新气象，图个好彩头。
我敏感地想到明天要来客人了，我这一身旧衣服会杀风景。
我承认我很敏感，自从我的处境衰落以后，我就变得非常敏感了，常常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这大约是落魄者的通病。
周媛给了我300块钱，让我自个儿去买。
我拿着钱，牵着儿子的手上了街，想象着明天热闹的情景。
我可以包装得人模狗样，但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事业，我该怎么回答呢？
大家都是有事业的人，而我，却是太阳下那片最明显的阴影。
街上挂满了灯笼和彩灯，一派节日的景象，但我却一片萧瑟。
在一个卖烟花爆竹的摊点，儿子赖着不肯走，我由着儿子的性子，给他买了120块钱的烟花。
没有买衣服，我牵着儿子的小手回到了家。在进门的时候，我把手机举在耳边，假装大声地通着电话。
我把剩下的钱还给周媛，说我有一个重要的朋友从上海过来，要和我谈合伙做生意的事情，我得马上走。
岳父岳母没有做声，他们肯定知道我是不愿意见那些亲戚——感谢他们没有戳破我的谎言。
周媛把剩下的那一百多块钱重又塞到我手里，我转身出了门。
儿子的哭闹声从门缝里传出来，我轻轻地嘘了口气。
2006年2月3日 正月初六 星期五 阴
春节那几天我是在弟弟的出租房内度过的，弟弟回老家去了。弟弟走之前，我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把我们的窘境告诉父母。
屋子里有米，有面，还有油。床边摇晃的写字台上，还有一台拼凑起来的没有机箱的电脑，弟弟平时用它看电视。
白天，我基本上是躺在床上看电视，饿了，下点儿面条吃；晚上，我会一个人在街上徘徊，看街上绚丽的烟花。偶尔，我会想象儿子放烟花的样子。奇…书…网儿子胆小，多半是周媛在放，儿子只是在旁边拍着手欢笑吧？
这样的春节，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呢？
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我对未来的思考。
我没想过怎么发财，我在想怎么生存。
春节只有几天，如果想生存下去，我最终得走出弟弟的出租房。
我在想，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吗？不是，肯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或者，在关键的时候我失误了。
我觉得我人生的分水岭是读了那个中专，这件事让我无法回头。
读中专之前，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淡，了无生气，但很真实。即便我混得不好，也没有人说什么，反正都是农村人，没啥混得好与不好的。
读书之后，一切都变了。
按惯例，读了书之后是应该混得好的，用一个成语来说，叫拾级 而上。
如果你没有拾级而上，你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他读了这么多书，咋混成这样？
记得以前，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有退路，我还可以回家 种田。”
的确是玩笑，因为我知道我回不去了。如果我读书后再回去种田，那肯定是特大新闻，我受得了，我的家人受不了。
所以，一旦有人认为你混得不错，你就必须得混好。
很多情况下，人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
和民工比一比
2006年2月7日 正月初十 星期二 多云
春节一天一天地过完，我的惶恐一天一天地增加。
春节给了我一种平等的待遇，那就是大家都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都在放任自己的慵懒。
春节过后，大家都会重新上路，我的路在哪里？
渣土运输我不能再干了，至少眼下不能再干了。随着我对渣土运输的深入了解，我知道这碗饭不好吃。
尽管我拉到过业务，但我不能用偶然事件来预测成功的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能力支撑到下一个工地业务的来临。
我没钱，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以前还可以勉强依靠一下弟弟和周媛。现在不行了，一是他们没钱；二是即便他们有钱，我也开不 了口。
另外，病后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总是感觉力不从心。
没钱，身体还不好，并且连挣钱的方向都没有，我对生活绝望了。我的心情很灰暗，但我得活下去，为自己，为我的家人，也为一个男人的名分。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去当民工。
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假如，我的那些善良的乡邻知道了我在当民工，会怎样看我？
但很快我就释然了。除了当民工，似乎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活着才是硬道理。
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和民工不是一路人：我是读过书的人，民工是大老粗，我不屑，也不能与他们为伍。
但是，民工有饭吃，有衣穿，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