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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想着，只见一辆越野车直接开到了工地办公室的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觉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包工头，我连忙跟了进去。
里面那两个人正在向包工头递名片，四个兜的夹克向包工头介绍另一个人：“这就是我在电话里给你讲过的陈队长。”
包工头客气地请二人落座，以为我也和他们一起，请我也落座。
四个兜说：“他和我们不是一起的。”
我连忙站起来，也向包工头递了一张名片，满脸堆笑：我是专门搞渣土运输的。
包工头笑了笑，让我先到外面等等，回头和我谈。
我只好退了出来，心里想：也好，先谈的未必比后谈的有优势。
除了挖土机的声音，工地其实比较安静，他们三个人在屋里的谈话被我在外面偷听了个大概，越听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从他们谈话的内容得知，那陈队长就是分管这个片区的城建执法队的队长；而那四个兜，是陈队长的朋友。
熟悉渣土运输业务的人应该知道，城建执法队对一个工地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工地不和这类人搞好关系，出去一辆车罚你一辆车——渣车能有不掉渣的？
而这个姓陈的，就是专门干罚款这勾当的。
在我以前跑工地的时候，就听说很多城建的人私自联系渣土运输，今天我终于见到活生生的实例了。
再听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要价格不过分，这笔业务我是没法拿下来了。
原来我还想和他们斗一斗，没想到还没交手，我就败下阵来。
我遭遇了传说中的资源优势。
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在另一个工地，我和土石方老板已经就价格达成了共识，但隔天他却以高于我的价格包给了另外一个人。看来，这种手中握有资源优势的人在每一个工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我沿着简易公路往回走，心里突然憋得慌，身上虚汗直冒。
难道我的渣土运输业务就到此为止了？
我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错的致富之路，但刚上路，就看见了前方的死胡同。
我感到了对未来的极度恐慌。
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四点了，今天就只能这样了。我索性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休息。
我的脑子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混沌状态，除了一些焦躁外，说不出在想什么。
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看号码，是母亲打来的，我立即挂断，再回拨过去。
母亲问我在做啥子，我想了想，说刚和客户谈完事情，没事。
母亲在电话里有些支吾，我听出意思来了，她有些缺钱。
我说：“你缺钱我给你，明天先给你汇1000块回去。”
母亲高兴地说：“哪用这么多，500块就够了。这是以前买肥料时找邻居借的钱，原来讲定卖了肥猪还给人家，但他家有急用，只好来找你们了。”
母亲在电话里解释着，语气有些不好意思。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让他给母亲汇1000块钱回去。弟弟说他那里总共只有三百多块钱了，这个月维修生意不好，连带我给他的1500块钱都亏进去了。
我想了想，对弟弟说：“那就先打300块钱吧。”
这是多年以来，母亲第一次找我要钱。以前，我和母亲通电话时，都会问她是否缺钱花，母亲总是说不缺。问得多了，便知道母亲不会找我们要钱，她希望我们把钱留在手里干事业。所以有时候即使身上没钱，我也会大方地假意要给母亲寄钱，反正知道她会拒绝的。
如果不是遇到难处，母亲绝不会主动找我要钱。
但作为儿子，在母亲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这份内疚，让人难安。
我们兄妹共五人，三个姐姐已经出嫁，弟弟还没成家。
按农村的观点，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三个姐姐都是“外人”。弟弟比我小七岁，又没读啥书，无形中，我就成了母亲心目中的顶梁柱。
但她不知道我这个顶梁柱是如此的潦倒，就连答应孝顺给她的钱都凑不齐。
在她的记忆中，我从那家上市公司出来后就和弟弟合伙开起了公司。她认为开公司的人就是有钱人，所以她常跟我在老家的那些乡邻说：“我两个儿子都在开公司！”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对母亲说我混得很差，但我真的开不了口。
母亲六十多了，我不想让她再操心。
在简易公路边的石头上，我静静地坐到了天黑。
如果我混得好，家就不是现在这样
2005年11月22日 星期二 阴有小雨
今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个姓姜的女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同岳母闲谈。
之所以把“家”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从来都没办法融入这个家庭。周媛一家都是城市人，我是地道的农村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有差异。
这些尚可以磨合，但是因为我没房，不得不借住在岳父家，我成了事实上的上门女婿。
如果我混得好，我可以和岳父一家人谈笑风生，心理优势会起 作用。
但我混得不好。
周媛嫁给我的时候，我除了没房，其他尚可，岳父一家人并不嫌弃我。
现在我混得不好了，他们会嫌弃我吗？我总觉得我正被轻看。
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回来，出去，空气般进出。他们从不过问我的事情。不问，或许就是一种态度。
很多个深夜，在周媛和儿子酣睡的时候，我还在客厅抽烟，一明一灭的烟头诉说着我的无眠。
我在想我的未来，我确信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它却的的确确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我也想我和周媛的婚姻，尽管我混得差，周媛也并没有嫌弃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获得她足够的理解。
比如，有时候我需要一点儿安慰，让我感觉到我并不孤单，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但她没有这么做。
她做不来这些。
她最擅长的，是使城里女人的小性子，动不动就和你赌气。你别指望她走进你的内心，体察你的难处。
所以，在这个家中，我没有体会到团队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独自扛着。
我很孤独。
姓姜的女人是我岳母以前的一个朋友，现在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我对推销保险的确没什么好感。这些推销员给人的感觉就像受过传销训练，把保险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我认为凡是靠吹牛皮拉业务的，都不大靠谱。
所以我只是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往里屋走。
但姜姓女人把我叫住了，她告诉我说，周媛和岳母做主，在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了两份什么教育保险，一份一千八百多元，两份就是三千多元，年年都得交，今天是送发票来的。
我很吃惊，本能地回应道：“已经买了吗？”
原来姜姓女人前不久和周媛她们谈妥后，已经将保费垫付给了保险公司，今晚是过来找我收钱的。
给儿子买保险不和我商量，收钱为什么就直接找上了我？我有些愠怒，但当着姜姓女人的面，我不好说什么，只是说我今天没带钱，改天再给她。
姜姓女人走后，我把周媛叫到卧室，问她给儿子买保险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周媛说：“保险公司的说了，这只当是给儿子存钱，又不会亏的。”
我说：“你猪脑子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相信？”
周媛说：“卖保险的这人是儿子外婆的朋友，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周媛这话把我噎住了。我总不能诋毁岳母的朋友吧？
我说：“那你的钱准备得怎样了？”
周媛说：“我还指望你拿钱呢，我没这么多钱。”
我说：“我现在哪有钱啊？要不把保险退了，咱暂时不买，等条件稍微好点再说。”
周媛说：“这样恐怕不好，那人是我妈的朋友，怕她会面子上不好看。”
我无言以对。
稀里糊涂就欠了三千多元的账，我心里很是郁闷。但欠了债总是要还的，我开始为这三千多元的保费发愁。
我和周媛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唯一的办法是向别人借。
说实话，虽然我混得不咋的，但从来没有向别人借钱的习惯，这是我最后的一点自尊。
我穷，你可以瞧不起我；你富有，但我向你借钱了吗？没有，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事实上我也没地方借钱了，以前一帮清谈的朋友，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来往，总不能找上门去借钱吧。如果这样的话，别人会怎么看？
几个至亲呢？我摇摇头。三个姐姐都在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说了，在她们眼里，我应该算有钱人，断没有找她们借钱的道理。即便借，也不会只借3000块钱，在农村人的眼里，3000块钱已经不是个大数目了，难道我连这3000块钱都差？
心里有一点儿小小的期待，期待着由岳母来帮我们支付这笔保费。毕竟，购买保险这件事情，岳母起了主导作用。
如果她知道我的处境，而又力促购买保险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她要帮忙付钱？
这是一种可耻的想法，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这样的期待。
以前我没钱为儿子买奶粉的时候，不也是岳母帮忙出钱购买吗？
所以我虽然为保费发愁，但也没有到日夜忧思的地步。
2005年12月1日 星期四 阴
姜姓女人又来找我要过一次钱，我以不凑巧没带钱在身上为借口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不能老是找各种借口拖延。好几次，我都准备让周媛找她母亲帮帮忙，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我觉得我已经够拖累周媛一家的了，虽然我从没找周媛父母借过钱，但有好长时间都没给他们交生活费了，他们也从来没吱过声。所以，如果他们不主动提出来帮我，我不好意思向他们提出需要帮助。
不知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自从我欠了姜姓女人的保费后，在接下来和周媛一家人的相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少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些尴尬的气息。
有一次，儿子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很穷？”
这让我知道了其实他们在背后是经常议论我的经济状况的，而欠保费，大约是一个新的评论点。
我感到我正在失去一些什么，至少，正在失去周媛一家对我的 耐心。
两天后，我在公交车上接到岳母的电话，她说姜姓女人又拿保费来了。
我觉得实在不能再拖欠下去了，便试探着问岳母能否先帮我垫付一下，等我有钱了回头再给她。
没有任何回音，电话被无声地挂断。
我感到我最后的一点儿颜面正在随风飘散，不怨任何人，只怨自己太无能。
我开始考虑我和周媛的关系。结婚五年了，这五年来，我没带给周媛任何希望。头两年也还罢了，特别是近三年来，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周媛和她的父母口里没说过什么，但是心里的失望已经表露无遗。
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透露他们的态度了。在我困顿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我表示不满，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在给儿子买保险的事情上，又是一种态度。
我已经被边缘化了，虽然我从来都没核心过。
我会被放弃吗？不知道，主动权不在我。像我这样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还能掌握婚姻的主动权？
只是儿子让我揪心。我不希望儿子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不管他是跟我还是跟周媛，都会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创伤。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很多事情，该承受的还得承受。
我想到弟弟那里住一段时间，一是可以暂时回避无钱缴纳保费的尴尬；�